1958年5月上旬,时任美国副总统的尼克松正在对拉美各国进行国事访问。在哥伦比亚的首都波哥大留下了这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中的尼克松热情洋溢的挥手,整个访问也在欢声笑语中进行。哥伦比亚的年轻人给尼克松留下了极好的印象。
这样的场景在这次访问中实属难得。稍早于此,当尼克松来到乌拉圭的时候,遭到的是当地学生的抗议;在秘鲁,尼克松试图和抱有反美情绪的学生团体沟通接触,却被愤怒的学生扇了一巴掌,秘鲁政府和媒体不得不对学生的无礼行为做出了公开道歉。
哥伦比亚年轻人们对美国的态度让尼克松欢欣鼓舞,也难怪照片上的尼克松如此的高兴。此时的他可能对他下一站的旅程心理有所准备,但尼克松可能想象不到,在下一站他险些丧命。
美国大棒政策
此番尼克松访问拉丁美洲,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弥合”拉美国家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更直白一点的意思是加强美国对“拉美小弟”的控制,顺带敲打敲打“拉美小弟”独立发展或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倾向。
1958年是个多事之秋,冷战格局已经正式形成,苏联和美国在拉丁美洲展开了外交上的拉锯,社会主义道路在拉丁美洲的左翼知识分子之间相传甚广,各国纷纷建立了劳工团体和共产党(或者早期的共产党小组),仅仅在1年之后古巴就爆发了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
从门罗主义到大棒政策,再到金元外交。美国将拉丁美洲视为自己的后花园已经超过了100多年的时间,政治和军事上的直接侵略、经济上对独立国家命脉的垄断、文化上对传统的拉丁美洲文化的渗透,引起了拉美社会的普遍反弹。
委内瑞拉独裁者 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乌拉圭著名作家罗多撰写了长篇散文《爱丽儿》,其中将莎士比亚戏剧《暴风雨》中的爱丽儿和卡利班比作拉美和美国。爱丽儿代表拉美国家,是美德的典范,拥有传统的基督教慈爱精神和道德修养;卡利班代表美国,是物欲主义、拜金主义的代表,粗鄙不堪。由“爱丽儿派”培养出的大批左翼年轻人,自然对美国抱有根深蒂固的敌意。
此时的委内瑞拉国内也不太平。原有的亲美的委内瑞拉独裁者马科斯·佩雷斯·希门尼斯(Marcos Evangelista PérezJiménez)在民众起义中被推翻,潜逃后得到了美国的政治庇护。新的一轮选举即将开始,而国内的另外一名军人得到了共产党和相当一部分委内瑞拉人的支持,而他们的态度并不是亲美的。
委内瑞拉的愤怒青年
尼克松来访委内瑞拉,是否有意扶持新的亲美政府呢?是否又有“新的阴谋呢”?这遭到了委内瑞拉青年的集体怀疑,在委内瑞拉共产党的推动之下,出现了一系列的冲突事件。
1958年5月13日,尼克松副总统在加拉加斯机场下机,迎接他的既没有亲友团、也没有挥动小旗子的可爱的小学生,而是呼呼啦啦一大群目露凶光的委内瑞拉青年,委内瑞拉官方的军队和警察也不知道为何丢了踪影。
汽车在人群中缓慢的挪动,在这期间示威人群举着贬义的标语牌,纷纷往汽车上丢石头、吐口水。尼克松来到了他们的第一站:委内瑞拉国家英雄公墓。他向西蒙·玻利瓦尔的坟墓献上花圈,却被愤怒的青年袭击并撕碎了花圈。
事态已经失去控制,美国人迅速决定回到美国大使馆。在返回途中,他们遭到了更为严重的袭击。
群体性的理性已经难以维持,暴力更加升级。数百名抗议者堵住尼克松副总统一行的去路,他们猛烈的摇晃车身试图将其掀翻,用砖头棒槌等物品攻击座驾,防弹玻璃也被砸的粉碎,导致车内人员不同程度的受伤,委内瑞拉外交大臣惊慌失措,口中不断念叨:“这太糟糕了,太可怕了!”
12名美国特勤局特工也被揍的东倒西歪,尼克松命令他们开枪示警,在美国新闻团的帮助下,尼克松副总统一行方才安全撤离。值得一提的事情是,这帮手无缚鸡之力的记者,因为手头没有趁手的武器,不得不拿着自己的宝贝相机和暴民对殴。
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是委内瑞拉的陆军终于在此时赶到,用刺刀逼退了暴民。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在整个过程中,委内瑞拉军警的缺位和“不负责”是显而易见的,要么是根本不在,要么是“姗姗来迟”,自然是遭到了美国媒体的广泛批评。
事后,委内瑞拉军队这才加强了美国大使馆的防卫,而美国方面则反映强烈,甚至已经做好了军事入侵委内瑞拉的准备,一艘航空母舰、8艘驱逐舰和2艘攻击舰共计11艘军舰也驶向了委内瑞拉的海岸。艾森豪威尔在此后曾表示:“我当时正准备重新穿上军装。”局势一度十分紧张,差点擦枪走火。委内瑞拉政府不得不公开道歉。
当然,在受到这样程度的袭击之后,尼克松回国之后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也算是为1960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拉票(实际上后来尼克松大败)。
这件事件被定义为暴力袭击行为,《PathéNews》甚至认为这是“有史以来,美国高官在外国土地遭到的最为猛烈的袭击”。但委内瑞拉的媒体则称:“没有人强迫他留在委内瑞拉的土地上……相反,人们要求他离开!”
在加拉加斯的出行影响了当时的美国政策导向,1958年年底,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将“恐美症”列为对美国在拉丁美洲的国家利益的最大挑战。
对于尼克松个人来说,也是人生中的大事。他和当时一起出行的沃尔特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并在此后任命他为中央情报局副局长,他对沃尔特斯曾说:“你我曾共患难生死,我们的关系牢不可破”,在袭击的周年日他还会经常庆祝。
在他的回忆录中,他将这次在加拉加斯的袭击认为是“人生中六次大危机中的一次”,也因此影响到了他成为美国总统后的施政政策。他认为拉丁美洲的民众具有“暴力和非理性”的基因,在此基础上建立的“民主政府”必定是不成熟的,所以他支持该地区的独裁、专制政权,采取了一系列秘密的干涉行动,当然这一系列干涉行动不包括他留下极好印象的哥伦比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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