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秦惠文王嬴驷即位以来，以宗室多怨，族灭商鞅，不废其法。公元前325年，自称秦王，成为秦国第一位君王。当政期间，文有张仪连横六国，武有公孙衍、樗里子、司马错，秦国先后攻取河西之地，北伐义渠，南下商於，秦国问鼎中原之心渐显。
秦惠文王嬴驷
背景
公元前316年，巴、苴两国联合攻蜀，蜀国在击退巴国来犯军队后，蜀王决定，蜀王杜芦下令“五丁力士”限期开凿蜀国至苴国的石牛道（今剑阁金牛道），以便快速出兵，讨伐苴国另立新君。苴侯求救于秦，蜀王也派使者与秦结盟，希望秦不干涉此次战争。
秦惠文王打算趁机攻取蜀国，却怕蜀道艰难，打不下来，又担心东边的韩国趁机入侵秦国，究竟是伐蜀，还是攻韩，事关秦国战略方向，秦惠文王便召集大臣们商议。于是一次在秦国内部围绕战略方向问题而发生的宫廷论争就此展开。
张仪主张攻韩
张仪主张伐韩，并提出三步走战略：
第一，亲善魏，楚，出兵三川，扼住轘山和缑氏山的出口，挡住屯留的通道。
第二，由魏绝南阳，楚临南郑，牵制韩军，秦军乘机直逼二周郊外，声讨周天子之罪，迫其交出象征王权的九鼎宝器。
第三，拥九鼎而挟天子以令诸侯，成就王业。
第四，蜀地偏远，劳师乏众，不足以成威名，也不足以得厚利。而创建王业的关键之地在三川周室，伐蜀离成功之业太远，不宜采用。
张仪
司马错主张伐蜀
针对张仪之论，司马错斩钉截铁地用“不然”二字进行反驳。
第一，从宏观上提出建立王业的三个条件，即地广物丰，兵强民富，博德广施。而秦地小民贫，尚不具备成就王业的条件，宜从易处着手，增强国力；
第二，蜀有桀，纣之乱，易攻易伐，用兵不伤众，取其地可广域富民，道义上还可获得禁暴平乱之名，一举数得，既有利又师出有名，不会引起诸侯国的反对；
第三，伐韩不可行。伐韩未必有利，又有挟天子的恶名，势必迫使各诸侯国联合抗秦，使秦处于危险的境地。
第四，拿下蜀地后，秦国可以顺流东下，居高临下俯看楚国，形成对楚的侧翼包围，为尔后南进创造了有利态势。故而伐蜀才是上策。
司马错
秦惠文王决定伐蜀
从立论的标准看，张仪与司马错的出发点是一致的——从中获利、富国强兵的，既要为秦谋得实利，又要不致于陷于污名之中。《孙子兵法》中说道：“多算胜，少算不胜”， 司马错认为，伐韩劫周既遭恶名又无利可图，而伐蜀则是避难就易，实则是“名实两收”。司马错的战略眼光更远，思虑更深。因此，他能最终在论争中占得上风。
于是，秦惠文王派张仪、张若、司马错率队走石牛道（）灭蜀吞苴，蜀王身死，苴侯被废，蜀太子逃到彭乡（今彭州）被捉。蜀国就此灭亡，不久，司马错顺带灭掉建都江州(今重庆)的巴国。后又从楚夺得大片巴地，建立巴郡。
秦国伐蜀
后世影响
四面环山的盆地地势固然给巴蜀之地带来了天然的保护，但同时也让他们饱受水患灾害，岷江时不时泛滥一回，百姓也难以安居乐业，秦国攻取蜀国后，秦国历代郡守开始治理水患，其中最有名当属李冰。修筑都江堰，根除水患，物资尤盛，秦人屡迁望族入蜀。天府之国遂成。
李冰建造都江堰
秦灭巴、蜀等国，占领秦岭外广大地区，为之后南进创造了有利态势。根据后世史料来看，许多在关中起家的政权都是以进取巴蜀为第一步，取得天下层面上的高处地理优势后，进而顺流东下，比如南北朝后期，北周拿下巴蜀，完成对后陈的战略包围态势。
《华阳国志——蜀志》“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矣”，秦军进入川蜀后，从长江上游可以直接威胁到楚国国都郢（今湖北荆州），在鄢郢之战中，白起利用地形上的优势，顺汉江而下，开提灌水直取郢都，使楚国丧失了大量国土，迁都寿春，加快了秦统一六国的步伐。
秦国取得川蜀之地后，从战略位置上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后方，使秦国的领土扩大了一倍，国力发展上为秦国开辟了一个广阔的粮仓，进一步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为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更加坚实的根基。后世的长平之战，秦国远道作战，连续作战三年而没有出现粮草危机，可以说，没有巴蜀之战，就没有以后的秦国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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