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杠杆是宏观金融脆弱性的总根源：一方面加剧经济金融风险积累，提高危机爆发可能性，例如美国的房地产泡沫和随后的“次贷危机”；另一方面制约微观主体理性决策，干扰经济正常运行，例如日本“失去的二十年”和背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
中央高度重视债务和杠杆风险：2015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去杠杆”作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三去一降一补”五大任务之一；2017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将“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列为之后3年“三大攻坚战”之首；2018年4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以结构性去杠杆为基本思路”；2019年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强调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在推动高质量发展中防范化解风险”。
过去十年中，非金融企业部门、地方政府和居民部门先后加杠杆，目前杠杆较高，经济再度加杠杆空间有限，金融周期进入下半场。金融周期下行严重压制了库存周期复苏，2009、2012、2016、2019年的四轮短周期触底反弹越来越弱。
当前中国宏观调控面临两难困境：政策宽松以刺激经济增长，则债务扩张难以控制，宏观杠杆进一步上升，增加经济金融风险；政策紧缩以抑制债务扩张，则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经济运行滑出合理区间，造成经济金融不稳定。“去杠杆”和“稳增长”相互冲突。宏观政策效果逐渐减弱，政策传导渠道不畅。地方政府杠杆较高，同时举债空间受限，传统的财政政策难以有效发挥作用。货币政策既要避免“大水漫灌”，又要做到“精准滴灌”，政策制定和执行难度较大，宽货币向宽信用传导不畅，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不强。
宏观调控是总量性政策，无法有效解决结构性问题，结构性去杠杆需从微观视角入手，分类施策，精准发力。微观上的结构优化和有效对冲可以实现宏观上的“去杠杆”和“稳增长”双赢。需要分部门、分类型调控杠杆，才能真正实现结构性去杠杆，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根据微观个体的举债目的与动机以及债务偿付的来源与保证，可以将杠杆分为三种类型：投机性杠杆、消费性杠杆和生产性杠杆。投机性杠杆就是常说的“杠杆交易”，在资本市场中广泛使用，债务偿还依赖于资产价格的持续上涨；消费性杠杆通俗来讲就是“借钱消费”或“提前消费”，主要存在于居民部门，以未来收入偿还债务；生产性杠杆就是企业经营所使用的“财务杠杆”，债务偿付来自于未来的营业收入。
投机性杠杆是最主要的风险来源，需要重点监管和抑制：一是维护房地产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稳定，防止资产价格暴涨带来的投机炒作，关键在于建立和完善房地产长效机制、高质量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二是加强监管、完善制度，严厉打击高风险的杠杆投机行为，压缩监管套利和制度套利的空间。
消费性杠杆有助于增进社会福利，需要妥善支持和引导：一是支持和满足合理的消费性杠杆，例如不要因为去杠杆而误伤居民购房的刚性和改善性需求；二是引导居民理性消费，对首付贷、校园贷等严监管，同时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防止高利贷、金融欺诈和暴力催收等对居民造成伤害；三是政府提高资金使用效率，提供足质足量的公共服务。
生产性杠杆是社会财富的源泉，需要有效调节和优化：一是理清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减轻政府干预所造成的扭曲，例如国有企业退出一般竞争性领域，让经营不善、严重亏损的企业破产重组等；二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三是强化逆周期调节，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对冲经济下行压力；四是完善产权制度保护，优化营商环境，大力度减税降费，增强企业家信心，激发市场主体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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