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德意志国家甚至整个现代世界都是从马丁·路德的一张大字报开始的。
神圣罗马帝国有九个主教区，与其他地方不同，它们是自我独立的，受德意志皇帝的保护。路得一与教廷闹翻，各诸侯纷纷拥立新教，没收修道院的土地，夺取教会的财产，忙的不亦乐乎。教会的财产多啊，凡人的生活都要向教会交税：出生税、姓名税、死亡税、结婚税、政府事务盖章费等等等等。各个诸侯国王们今个真高兴！路得赋予了世俗权力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德意志的神圣罗马帝国境内314个邦、1475个骑士庄园共1789个独立主权的政权使得帝国仅仅是一个极其松散的联盟，《奥格斯堡宗教和约》、《威斯特伐利亚和约》更是使得统一的中央集权变得不可能。曾经有人说，在大一统的民族国家的法国，没有路得，就没有路易十四。
当新教这只蝴蝶扇起的风浪传回德意志的时候，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在东普鲁士结出了硕果，康德用德语写就的“三大批判”横空出世了，由此形成德意志古典哲学和现代哲学永不枯竭的思想源泉。康德自诩的“哥白尼革命”把哲学从外在的客观转向到认识主体的人自身，“二律背反”又让上帝处于可有可无的尴尬地位，厚道的康德“不得不消减知识，以便给信仰留出位置”。康德哲学的奶牛哺育了费希特、谢林、黑格尔、叔本华等一代哲学宗师，也影响了席勒、歌德等诗坛巨匠的思维，并通过他们对德意志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进行着不停顿的型塑，由此形成德意志民族特有的民族气质和民族精神，他们开始更喜欢寻求事物和自身的内在意义，而较少地关心外在的政治以及利益上的得失。在康德晚年，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的现实促使康德写出了许多“世界公民”和“永久和平论”的小册子。从本质上说，康德的世界政府、黑格尔的绝对精神、尼采的超人经过思想拓扑的变形都是同一回事。康德杀死了上帝，人间就只是人的人间，人间的秩序的核心正当性就是人心中的“道德律”。当康德依据卢梭的“契约论”构想“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政府”的时候，他可能更深地体会到的是“修齐治平”的个中三味。费希特对德意志民族的演说赤裸裸地强调的德意志民族的道德优越性，以及歌德们浪漫主义狂飙运动造就的德意志文化高峰的成就感，在神圣罗马帝国这个包裹着土豆般一个个德意志邦国的麻袋破碎后，起到了连接德意志民族纽带的作用。路得赋予了邦国神圣性，而康德拆除了邦国间那些神圣的篱笆。
黑格尔扭转了欧洲一直以来对中华帝国政治结构的盲目崇拜情节。他的历史哲学区分了四种文化：东方文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和日耳曼—基督教文化，他认为在历史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种文化占统治地位。东方文化尤其是中华文化，是一种静止的永远都在重复自己、完全不区分客观存在和主观意识的文化，是最古老的又是最新的，实际上也就没有了历史。西方世界在产生基督教之后，主观意识在欧洲兴盛起来，因此专制主义的帝国是注定要失败的。现代国家是普遍性的特殊自我意识的现实存在，它建立在理性自由之上，使得每个人都在与他人的结合中实现他的自由。国家“既是普遍的又是客观的自由”。市民社会的个人只能通过罔顾其他人的目的才能实现自己的目的，而社会秩序中的个人自由需要依赖于其他人的自由。这样，构成国家的普遍意志就应该是社会共同体的“公意”，而不是市民社会中单个的个人简单地乌合起来的“众议”。谁能道出了他那个时代的意志，谁就是那个时代的历史伟人。正如康德认为任何宗教都不能免除人的道德义务，黑格尔也认为人的最高目的是道德，持续的和平会使民族堕落，每隔一定时期的战争状态使人们能够超越以自我为中心的利益，有利于形成国家根源的社会团结。
1815年反法联盟在维也纳划分各国边界，成立了德意志邦联，它由34个君主国和4个自由市组成。
当1848年革命席卷欧洲的时候，德意志也感到了由衷的骚动。工业革命此时在德意志进行得如火如荼，但是，经济上的巨头在政治上却没有任何的特殊地位，使政府难以压制的是工人阶级组织的政党活动。看来，有康德为德意志打造的道德牌美酒垫底，什么样的资本主义毒酒都能对付得了。谁是最可爱的人？答案是容克贵族出身的军官，而不是腰缠万贯的资本家。市场冷酷无情的规则似乎有点失灵，人的一切似乎并不完全依靠市场，马克思、荷尔德林、尼采都活到了生理的终点。不管白猫黑猫的约炮法则在德意志是有点吃不开的，工人所享有的各项福利措施在其他资本主义或者说犹太精神的西方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这就使得革命主体的革命性并不是那么强，工业领袖羡慕着贵族，在行为上模仿着贵族的做派，贵族好像也并不是那么仇恨革命，1848革命时，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姆三世在街上巡视起义者，也说些莫名其妙的话“普鲁士就是德意志”。
保罗大教堂的国民议会第一次从形式上统一了德意志。虽然因为奥地利、普鲁士撤回议员，普鲁士国王拒绝他们送出的皇冠，最后使得国民议会连形式也消失了，但是，从此就产生了一个“德国问题”：一个统一的德国如何建立，“从上而下”还是“从下而上”，“大德国”还是“小德国”等等，重建统一的国家这个问题十分紧迫地摆在了人们面前。
奥地利的构想是以奥地利自己一个大国为中心的广泛的“大德意志”邦联，千方百计削弱普鲁士的实力，改变目前两个大国的双头制现状。1856年俾斯麦在维也纳任驻邦联代表时，明显地感受到了这种政策的变化，从而认识到这样下去“两国迟早必有一战”。在任驻法国公使的时候，他写了一本被人称作《俾斯麦先生的小书》的长备忘录，详细论述了自己对时局的看法。
1861年威廉继承普鲁士国王。他虽然不喜欢宪政，但他仍然把宪法看做国王与人民签订的契约，如同其他的道德责任一样神圣不可侵犯，当然他也没打算建立真正的议会制政府。他感到军队以往的动员能力不足，希望进行彻底的军队改革。但1962年3月的军事预算被议会否决了。威廉解散了议会，重新选举的议会仍然反对国王，普鲁士陷入了宪政危机。驻法国大使俾斯麦临时被任命为政府首相，他来到议会发表了著名的演说：“没有普鲁士的军队，并且是一支强大的普鲁士军队，德意志民族的观念根本就不会实现。普鲁士必须积聚自己的力量并将它掌握在手里以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维也纳条约所规定的普鲁士国界是不利于健全的国家生活的。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议决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所犯的错误——，而是要用铁血来解决。没有别的路可走，只好奋斗。”俾斯麦各种妥协的尝试都遭拒绝，于是他抓住道德上的理由谴责议会违宪，宪法规定国王也有预算权，当议会拒绝与国王协商，俾斯麦就摆脱了议会，独自承担起国家的事务，按照1861和1862年议会通过的新增税，来解决财政问题，分配给军队完成规划好的军事改革。
1863年丹麦新宪法将石勒苏益格和荷尔斯泰因两公国及该地区大量的德意志人口纳入丹麦。这激起了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愤怒，德意志邦联决定出兵，因为这两个公国也是邦联成员。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在1864年7月末使丹麦军队全军覆没。1865年8月14日《盖斯等协议》中规定奥地利和普鲁士对两地区有联合统治权，普鲁士管理石勒苏益格，奥地利管理处于普鲁士和石勒苏益格之间的荷尔斯泰因。10月俾斯麦访问法国会见拿破仑三世，暗示同意法国取得莱茵兰和比利时的领土权。拿破仑三世害怕普鲁士战胜不了强大的奥地利，帮助俾斯麦与意大利于1866年4月8日结成同盟。1866年6月初，奥地利欲整顿荷尔斯泰因政府，俾斯麦借口奥地利违反协议，派兵进驻荷尔斯泰因，战争不可避免了。德意志的小邦国纷纷与奥地利联盟。1866年7月3日，仅仅两个星期，经过萨瓦多会战，奥地利就彻底失败了。历时最短、最为果断的战争达到了将奥地利逐出了德意志的目的。北德意志国家在保留国家身份的前提下加入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邦联。南德意志邦国保留独立权，但在战争时，军队归普鲁士调遣。
法国没有得到俾斯麦暗示的领土，对德意志邦联怀恨在心。1870年因为西班牙国王的王位问题，法国与普鲁士宣战。1871年1月8日战胜法国的普鲁士在凡尔赛宫镜厅，威廉一世加冕为德意志帝国皇帝。许多邦国的国王即达官贵人并没有来，他们心中也许都对其主权的丧失感到愤恨。
德意志帝国的诞生，改变了欧洲大陆的力量对比。俾斯麦施展自己的外交特长，纵横捭阖，竭力把反德联盟消解于事前。1890年，威廉二世继承帝位，年轻气盛的皇帝想要亲政，俾斯麦的回答是“没门”，于是威廉二世解除了俾斯麦的首相职务。
1871年对法战争开始的时候，尼采辞去大学助教职务成为一名随军护士。但当战争胜利的时候，他忽然又悲伤起来，预见到文化的德国开始死亡了，或许战争的失败才可以把德意志生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像拿破仑入侵以及1918年战败那样。与其说俾斯麦是缔造德意志帝国的功臣，不如说他是帝国的罪人。因为德意志帝国与其说是联邦，不如说是邦联，北方独立的政权还在，南方的独立王国更是惊人，不仅仅是财政、军事甚至还有独立的外交。这种格局的状况在神圣罗马帝国存在了上千年，它是自古以来日耳曼部落联盟原始形态的历史延续，而历史总是要前进，人的生产能力的极大提高，使得人类活动范围大大增加，对自由活动空间的要求就必然会打破这种隔离的状态，建立中央集权的大一统的帝国就是历史的必然趋势。碎片化的神圣罗马帝国，作为欧洲中心的海绵吸能器或缓冲地带，缓解着欧洲大陆边缘强国之间的直接冲突，这与中华帝国由大陆中心向四周夷狄扩张十分不同，因为这个时候，德意志还没有自己赖以扩张的文化基础。
后世人们被俾斯麦的铁血演说欺骗了，他更大程度上是合纵连横的外交家，玩弄欺骗手腕的阴谋家。德国人都是活雷锋，这个人他不是德国人。在闪电击败奥地利时，不是乘机以恢复神圣罗马帝国为名建立统一的大帝国，而是抱残守缺成立了邦联，使德意志处于更为分离的状态，将“小德意志”局促在狭小的空间内，为之后的历史悲剧拉开了大幕。如果合并了奥地利，列强的干涉只会加固德意志的团结，从而在欧洲中心出现力量占绝对优势的大帝国，或“修齐治平”或“铁和血”地整合欧洲也就不会是一个梦想。俾斯麦整个一生都是在外交领域，内政是他的短板，“文化斗争”的失败，反社会民主党法的废除，都表明了他的成功只是德意志的偶然。当能在空中耍八个球的外交人才不再在德国文化中偶然出现，德意志力量纵然逐渐地强大，在始终遭到犹太势力算计和围攻的外部国际坏境中必然时刻处于危险之中。
活着被所有人反对的俾斯麦，死后却成为所有人崇拜和怀念的对象。被俾斯麦戏法所误导了的“铁和血”的手段，有“简单、直接、高效”的特点，它建立在德意志自身强大的基础上，在对外部生存环境方面就成了德意志的仅有的外部交往手段。中国有个成语“守株待兔”，对德意志来说，俾斯麦去了，兔子就再也不会碰死了。尼采的“权力意志”说到底不过是一种“道德洁癖”，它为铁血政策反而提供了隐形的理论和心理上的支撑，走一个长长的“U形弯”在人行道处穿过窄窄的空荡荡的无人的马路，世上只有德国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并不自觉地亲身去做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律规定的行为，外人却认为十分刻板。
向内而求的德意志，在以科学为基础的工业化方面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思维活动或者说科学简直就是上天专门为德意志民族准备的特有的人类实践活动，因为他们有康德，因为他们有哲学。朝气蓬勃的威廉二世也赶上了好时候，世界经济复苏了，整个德意志经济进入了景气周期。俾斯麦时期，经济处于衰退阶段，公司趋向结盟或者投靠政府，从而形成了许多规模巨大的公司拉斐尔，政府对这些公司的控制当然非常容易。并不是靠军队扮海盗、贩卖黑奴、走私鸦片等等下三滥的手段，而是靠道德高尚的诚实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以及普遍设立的大学所提供的雄厚的人才基础，德意志短短几十年就迅速实现了工业化，在经济领域的很多方面甚至超过了早已工业化的英国。
有的历史学家说，二十世纪本来应该是德意志的世纪，某种意义上说，这有很大的甚至是确定的可能。在人类发展的许多方面，如音乐、诗歌等艺术类方面，基础科学、实用技术等等科技方面，社会治理、道德情操等等社会风气方面，德意志都有令人称羡的杰出成就。
1814年，德国生铁产量1400万吨，超过英国的1020万吨，德国电器产品占全世界的34%，居各国之首，在化学工业方面，世界所有染料的五分之四出自德国，德国的贸易量占世界贸易量的13%仅次于英国的15%居第二位，铁路里程全长6万多公里，居欧洲之冠。
随着实力的增长，德意志的决策者们不再满足于“法国拥有大陆，英国拥有海洋，德国拥有天空”的欧洲固有格局，他们要争取“阳光下的权力”，也要实施殖民地政策。当听到中国曹州教会事件，威廉二世兴奋不已，赶紧派兵侵占了胶州湾。
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必然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帝国主义瓜分殖民地分赃不均的利益之争，而是涉及列强自身国家安全的生死攸关的世界多向均衡格局被破坏后引发的暴力地震。中国战国时期七雄并立所造成的各国力量合纵连横等组合方式不同所构成的攻防游戏，与一战前欧洲六国力量之间相互寻求联合与对抗的战争游戏，有异曲同工之妙。战争结束后，在寻找战争的原因时，德国并不承认世界大战是由自己发动的，这个专门的委员会找到许多证据证明自己是“滑入”这场战争阴谋的。当时的世界安全格局是如此地错综复杂，牵一发而动全身，谁也没有想到会有如此大范围的战争冲突。但是，人们还是认为要消除今后大战的根源，必须削弱德国，使德国民主化。虽然德国在经济上、精神上受到极大的削弱，但是从深层次讲，战争的失败反而增强了德意志的凝聚力，为他注入了强大的力量，因为皇帝逃跑了，公国的君主们纷纷隐退放弃权力了，这起到了俾斯麦所谓的铁血政策永远起不到的巨大作用，为德意志建立大一统的强有力中央集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德意志的重新崛起并且是快速崛起，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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