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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厉王暴虐?贪财好利?也许确实如史书记载

周厉王

周厉王驾崩之后,获谥号为“厉”,无疑是对其三十七年天子生涯的全盘否定。史书记载,“厉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荣夷公”,并任用荣夷公实行“专利”,即以国家名义垄断山林川泽,严禁依山泽而谋生,借以剥削人民,但却鲜有记载其像桀纣一般,为个人私欲,贪图享受,酒池肉林,穷奢极欲,似乎其“好利”有因。另外,史书对周厉王“好利”的记载均是从周厉王三十年才开始出现,不禁令人猜测在对周厉王“暴虐、好利”记载的背后仿佛还存在另一面。

国人对抗“暴虐”的周厉王

“历史倪说”认为,周厉王“好利”并未为一己私欲,而是有其着眼于江山社稷的积极设想,而且其“行暴虐侈傲”也与他和他的父亲(周夷王)经历有关。

一、周厉王受命于天子之权岌岌可危之际

为了更清楚了解周厉王的状况,我们需要从周厉王的父亲周夷王说起。

周王朝为了长治久安,避免王族内部因为君主继承问题而发生纠纷,便制定了嫡长子继承制。整个西周时期,周王朝统治者基本上都能严格按照嫡长子继承制确定继承人,有效避免了王室内部因为争夺王位自相残杀,确保了周王朝前期的稳定,但在宗法制度森严的西周却出现了一个意外,即是周孝王,一个未按嫡长子继承制而登上王位的周天子。

周懿王二十五年,周懿王去世,太子燮却未能按照预先设想继位,即位的周天子是周懿王的叔叔,太子燮的叔祖辟方,史称周孝王。周孝王窃据天子之位期间,周懿王的太子燮尚在人世,其处境可想而知,以“惶惶不可终日”最为恰当。或许上天对太子燮还有一丝眷顾,周孝王十五年,“王崩,诸侯复立懿王太子燮”,史称周夷王。

周孝王

周夷王即位之前经历坎坷,即位之后得不到尊重。周夷王以周懿王太子身份,历周孝王之世得以幸存,虽无性命之忧,却是战战兢兢。周孝王驾崩,凭诸侯之力,周夷王得以即位,其对诸侯列国的感恩戴德,难以以文字形容。古代社会历来有赏功的传统,所以周夷王对具有拥立之功的诸侯大加封赏,据《纲鉴易知录》收录的记载,“周夷王元年,天子始下堂见诸侯,觐礼废”。由此可见,周夷王虽居天子之位,但对有拥立之功的诸侯既敬又畏。

周夷王对诸侯既敬又畏

周王朝发展到周懿王之时,“王室遂衰”。周天子的威信大不如前。到了第九代天子周夷王时,周王室已经无力管理诸侯了,诸侯时常不来朝觐天子,更严重的是诸侯之间时有攻伐。据《史记·楚世家》记载,“熊渠甚得江汉闲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虿,至于鄂”。诸侯列国为所欲为,周天子形同摆设,令心灵本已深受创伤的周夷王再次受到打击。

据记载,太原之戎“荒服不至”,不但不朝觐天子,不听王命,还常有侵扰之举。于是,周夷王三年,“命虢公伐太原之戎”,一直打到俞泉,“获马千匹”。

另外,诸侯列国对周天子的不敬远不止这些。当时,一些异姓诸侯国,趁周王室衰落之机,有不轨之举,或不再朝贡,或相互攻伐,且态度十分嚣张,楚国国君熊渠便是其中的代表。楚人骨子里即有反抗周王朝的基因,熊渠竟然僭越制度,仿效周天子,将其三子分封为王。

周夷王终其一生极力维护得来不易的天子权威,其中不乏做出过激行为,即烹杀齐哀公,但毕其一生也未能得偿所愿。

二、意图恢复周天子权威

1、周厉王即位之初,虽然周王室衰微,但并非毫无资本,他的叔祖周孝王窃据王位十五年,却为周王室留下了一笔财富。西周时期,马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无论是在祭祀、农耕、还是战争中都需要大量优良健壮的良马。但周朝养马业却发展一直很缓慢,许多优质马匹均依靠进口。

周孝王三年,“王命主马汧、渭之间”,于是非子专心为周王室养马。非子苦心经营,果然“马大蕃息”,从此保证周王朝对马匹需求,对于最终解除少数民族的军事威胁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同时也是对周王朝内部各诸侯国起到了军事震慑。

在这里需要交待一下,上文中提到的非子不是别人,正是后来被称为“战国七雄”之一的秦国的开国始祖。非子养马有功,被周孝王封为“附庸之君,邑于秦,使续伯翳后”,秦虽仅仅是“周之附庸”,但自此踏上“始列诸侯”,乃至一统天下之路。

据《史记·楚世家》记载,“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果然周厉王并未辜负其父周夷王的期望,初次登上历史舞台即令楚国熊渠自去王号。据《纲鉴易知录卷三·周纪》记载,“楚子自去其僭号”是“周厉王元年”。

楚熊渠

据《纲鉴易知录卷三·周纪》记载,周厉王十一年,“淮夷入寇”,严重威胁周王室安全,周厉王“命虢仲帅师征之”,据说因国力不济,此役并未取得预期目的。

2、周厉王有人、有马,却无力应付“淮夷入寇”,令其深刻认识到周王室面临的危机,当务之急是解决战争所需的钱粮储备问题。于是,周厉王一改周公、召公“世为卿士“的惯例,起用在经济、军事上有专长的荣夷公和虢公长父。据《史记·周本纪》记载,大夫芮良夫即劝谏周厉王,切勿任用“好利”的荣夷公行“专利”,但“厉王不听,卒以荣公为卿士,用事”。

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

数千年来,世人均以周厉王任用荣夷公以国家名义行“垄断”山林川泽,盘剥人民,而实际情况是,西周时期人民的利益无可盘剥,“有利可盘剥”的是封建君主、贵族,他们控制着山林川泽,周天子以国家名义规定“税目”,令其按期如数上缴“税收”,达到充实国库的目的。周厉王的做法立即遭到封建君主、贵族的反对,据记载,荣夷公为卿士之后,便招来“诸侯不享”。

另外,周厉王为国库“敛财”的举措引来诸多非议,召穆公立即以“民不堪命”出面劝谏,非但未能令周厉王收手,反而迁怒于“谤者”。周厉王专门令卫巫“监谤者”,且要求一经发现,立即诛杀。

国人反对周厉王

“历史倪说”认为,召穆公身为贵族,是“山林川泽”既得利益者,此时出面劝谏,颇有以劝谏之名,行火上浇油之举的味道。召穆公并非无知之人,周王室衰微的境况也并非一无所知,他的着眼点不在于为“君”分忧,而是利用周厉王急于充实国库的心态,激怒周厉王,令其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更进一步激化周厉王与“国人”之间的矛盾。

“历史倪说”认为,历史由胜利者书写,召穆公、周定公作为“共和行政”的执政者,有理由在周厉王“富国强兵”问题上对其恶名化。

“历史倪说”参考以下资料:

1、《史记·周本纪》

2、《史记·秦本纪》

3、《史记·齐太公世家》

4、《史记·楚世家》

5、《纲鉴易知录卷三·周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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