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评价史实中的张作霖
2015-03-06
文/康 狄
笔者对于张作霖的评价是一位有着民族意识的枭雄型的军阀。市面上流行的关于张作霖的传说太多，褒贬不一。有人说他是“日本人的走狗”，“杀害李大钊的刽子手”，“北伐军要扫除的三大军阀之一”。还有人说他“用人不疑”，“宽以待人”，“狡诈多变”。我并不想从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评判他，而是从他的政治智慧的角度来评价他，从土匪成为国家元首的张作霖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却不似“流氓皇帝”朱元璋一般翻脸无情。
张作霖心胸很宽广，不太计较金钱，善于收买人心，这是他建立起奉系这一贯穿整个北洋政府时期的庞大派系的个人魅力。张作霖并不似蒋介石那样善于排除异己。他的奉系军队分为新旧两派，两派斗争激烈，可是都很服他，打仗时新旧两派也能够相互救援，这一点在许多派系的军阀部队中很少看到。别的不说，单就原本出身奉系、后来在事实上已经自立门户的张宗昌和李景林，他也能容忍，而且容许他们保留可以挑战奉系本部的强大军力。张宗昌、李景林如果在蒋介石或者冯玉祥手下干，可能早就被排挤出军队了，甚至丢了性命。还有一个故事，说的是张作霖手底下有一个旅长，爱好赌博，把一个旅的军饷都给输光了。张作霖把他找来，他跟张作霖说了实话，张作霖没说太多，就让他去军需重新领军饷去了，从此这位旅长死心塌地跟着“老将”干。郭松龄反老张的时候，前期非常顺利，后来看着老张不行了，就有很多部下私通郭松龄。郭松龄战败后，张作霖当着手下的将领们面把私通的证据一把火全给烧了，让担心受到惩处的将领们心里石头落了地。像这样的故事还能举出很多。
张作霖是奉系的灵魂人物。他的逝去带走了奉系的军魂，少年得志、杀伐果断的张学良自毁长城，以至于丢了祖宗的发祥之地。无论一个军阀如何狡诈，对国内民众如何凶残，如何维护封建统治，如何穷兵黩武，但是只要在民族立场上站稳脚跟，就并非全无肯定的地方。
张作霖一生当中至少有这么几件事，是特别值得肯定的。
第一，反对签订“二十一条”。
袁世凯急于称帝，病急乱投医，受到日本人诱惑签订了“二十一条”。消息传出后，举国愤怒，由于东北是日本侵略中国的首当其冲之地，东三省反日情绪高昂。北洋政府向东三省当局征询对于中日交涉的意见，东三省巡按使张锡銮主持军官会议，通过了反对激烈排日并电复中央希望中日交涉圆满解决的决议。时任陆军第二十七师师长的“张作霖独排众议，表示强烈反对并拒绝军官会议的决议，也不参加主和派的行列”。他当即致电北洋政府：“中日交涉丝毫不可让步，如交涉破裂，愿率全师进行决战，驱逐日寇，否则一死殉国。”
“二十一条”如果全面实施，中国必亡，在此危机存亡关头，张作霖没有顺从上意以顺利保住官位，而是站出来大声疾呼。他的这种行为绝不是政治作秀，日后我们可以看到只要日本人想得到东北的实际权益，张作霖总是想方设法地破坏阻挠。他充分运用了日本人心中对他的“土匪”的印象，该抵赖的时候就抵赖，随时做好翻脸的准备，不怕日本人不爽。张作霖绝不是日本人的一条狗，他是利用日本人的高手。
第二，资助中国代表团前往巴黎和会。
北洋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加入协约国一方作战，虽然没有出什么军队，但是华工也是在欧洲战场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后来，协约国打赢了，要在巴黎召开善后会议，也就是巴黎和会。由于美国总统威尔逊不断鼓吹公理战胜强权，中国人寄希望于这次会议收回被列强窃夺的国家权益。北洋政府组建了代表团，可惜却拿不出代表团的旅费。张作霖慨然拿出十万元资助代表团成行。经过中国代表团、国内民众以及在欧洲留学生的努力，中国在巴黎和会虽然没有达成目的，但是也争取了部分利益，树立了一个不可轻辱的国际形象。张作霖的资助是有大功的。
这一点在张学良晚年的记述中也有反映。张学良在《巴黎和会助款成行》一节中说，“第一次欧战停战，开和会于巴黎，中国以参战国身份，派陆徵祥、顾维钧等为代表。但因彼时北京政府经济乏困，无款可拨，代表团不能成行。陆徵祥求助于奉天，我父亲慨然补给十万元，以壮行色，并派王少溥为其随员。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上，因山东问题拒绝签字，在国际上博得声誉，使胶东半岛及胶济铁路，日后得以收回”。
第三，抵制日本的“觉书”。
日本人为了阻止北伐军进军平津和华北，在济南制造惨案。随后对中国作战双方发出“觉书”，声称，如果北伐军或者张作霖安国军的作战行动危及日本关注的满洲及平津地区，日本方面将采取“应急措施”，说白了就是武装干涉。
从形势上看，日本发出“觉书”，对张作霖虽然是一种警告，可也是有利于张作霖的。如果北伐军慑于日本的战争叫嚣不敢继续北伐，那么张作霖的安国军政府就能苟延残喘。可是张作霖偏不，他立即对日本人的“觉书”进行了严厉地驳斥：“日本将采取应急措施一节，中国政府断然难以承认。满洲及京津地区既为中国之领土，事关主权问题，不能漠视。”
换了骨头软一点的军阀，可能就不表态，更有甚者，就要对日本感激涕零了。日本人是想通过“觉书”对张作霖连拉带吓，让他出卖东北的铁路修筑权。张作霖不干，在被日本人激怒时，多次表示：“我这个臭皮囊不要了，也不能做这种叫我子子孙孙抬不起头来的事情。”张作霖在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权益方面是有着明确而坚定的立场的。
有民族意识的枭雄型的军阀，是我对张作霖的评价。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大家们是怎样评价他的。
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黻对张作霖的评价相当中肯：“作霖之遭日人嫉恨也，由于对日交涉无所屈挠。民国四年，日本向我提二十一条，政府已允其请矣，中如延长旅大租期，及南满铁路交还年限为九十九年。疆吏固无术挽救。又如许日人杂居及商租土地，则为东三省存亡所系， 日人尝胁作霖履约，作霖不应，急饬地方官民不得以房地外赁，违者处以重辟。厥后日人屡以商租房地向民间尝试，终无一人应者。由是二十一条等于废纸矣。”“日人欲伸其巨掌于东省者久矣，光绪甲辰两役所获已多，犹未餍足。遇中原有事，辄向作霖有所要索，嗫嚅若不出口。作霖谈笑而麾之，或折以片言，尝有以关其口而夺其气。故当其世，东省中日交涉迄不得决，号为悬案。日人劫于积威，惮不敢发。然所以蓄怒于作霖者亦至深。故作霖亦终不免饮日人一弹。持此一节，固已皎然不污，可告无罪于天下后世。”
著名政论家沈云龙对张作霖也比较客观公正。他说，自日俄战争后东北即处于“两大强邻之间，外交因应，支拄不易。嗣日俄复又协以谋我，先后缔结三次协定及密约，划分南北满界线及内蒙古势力范围，彼此咸视东北为禁脔，不许他人染指。张作霖坐镇边疆十余年，于北京政府鞭长莫及之际，周旋应付，不卑不亢，终其治奉之日，未闻其向日俄缔结任何丧权辱国之密约，此可见其交邻有道之一斑”。
著名历史学家吴相湘则认为，张作霖作为北洋政府的末代元首却遭日本暗杀，“可证其对外强硬，不肯丧失主权，致见恶于彼族，此乃真正爱国之表现，盖棺可以论定矣”。
而著名历史学家张式纶则是持“大褒”的态度，他将张作霖放在了近现代史上极高的地位，他认为：“雨亭先生亦为始终抗日，以抗日言，则以东北一隅之地，对抗日本侵华政策，而首当其冲。拒绝日本制造满蒙分离运动，而不遗余力”，“生保国为民，不顾身家，卒为强敌日寇所乘，以身殉国。”他更认为张作霖“生为东北之重镇，国家之长城。死则以身殉国，重如泰山。中国近代史无论如何编纂，雨亭先生必然永居重要地位，成为民族英雄、历史伟人”。
最后，我用任红女士对张作霖的评价作为本文的结尾。笔者认为，她的论述最为全面和公正。她在《皇姑屯炸车案内幕》中写道：
张作霖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个传奇式人物。从一介武夫，到国家元首，可谓平步青云。纵观张作霖早期发迹，既有其“长于权谋数术”，也得益于日本的支持。但张作霖羽翼渐丰后，则不完全听从日本摆布，逐步由以往的依靠日本变为独立自主，比如：铺设与南满铁路平行的打通、奉海线，企图抢南满铁路的生意；拒绝日本在帽儿山、临江等地设领；阻挠《盛京时报》的发行等等，特别是新五路协约的谈判，张作霖表现得更加狡诈，不守信用。在对日关系上，由张作霖出身所决定的，他奉行的一贯是土匪式“赖皮”外交政策。他的这种外交策略，对阻止日本贪得无厌的侵略行径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却种下了皇姑屯炸车案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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