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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为什么现在疗效不好了?来看蒲辅周的传奇……


  周恩来总理曾向一位川籍中医问道:“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那位医生风趣地回答说:“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所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此人就是周恩来的保健医生蒲辅周。

蒲辅周(1888-1975),现代中医学家,四川梓潼人。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伤寒、温病学说熔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在几次传染病流行时,他辩证论治,独辟蹊径,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为丰富、发展中医临床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生前担任我们最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的保健医生。
  蒲辅周先生1888年1月12日出生于四川省梓潼县长溪乡一个世医之家。中医学家。祖父蒲国桢,父亲蒲仲思,都是精通医道、名闻乡里的医生。蒲辅周在家居长,下有弟妹6人。全家靠父辈行医为生,家境甚清贫。蒲辅周7岁开始上私塾,11岁后在上小学同时,还由其祖父讲授医书。15岁起,在祖父潜心教授下,他掌握了不少医药知识。于是,白天随祖父临床侍诊,入晚苦读到深夜。他以《难经》、《伤寒论》、 为基本研读之书,以《外台秘要》、《千金方》及历代诸家之书为参考之学。经3年的苦读与侍诊,蒲辅周积累了一定的临床经验。18岁便悬壶于乡里。他牢记前人“医乃仁术”之教诲,将名字改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之意。长期从事中医临床、教学和科研工作,精于内、妇、儿科,尤擅治热病。伤寒、温病学说熔于一炉,经方、时方合宜而施。在几次传染病流行时,他辨证论治,独辟蹊径,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为丰富、发展中医临床医学作出了宝贵的贡献。
  蒲辅周一生勤于临床,著述较少,除发表的几篇论文外,其临症医案经学生门人整理出版者有《蒲辅周医案》和《蒲辅周医疗经验》等。
  


  1955年,卫生部中医研究院成立,蒲辅周奉命调京工作。进京前,他回梓潼,为群众挂牌义诊3日,每天黎明即起,一直诊病到掌灯时分。抵京后,他在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医院内科工作。1956年参加农工民主党。1960年任中医研究院内科研究所内科主任,196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65年任中医研究院副院长,并曾任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常委,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国家科委中医专题委员会委员、中华医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等职务。1975年4月29日逝世于北京。
  蒲辅周是一临床大家。在他70年的医疗生涯中,以振兴祖国医学为志,始终精研医理,博览兼收,治学严谨,精益求精。
  从青年时期起,蒲辅周就养成了刻苦读书的习惯,不论春夏秋冬,几十年不变。调到北京时,他已年近古稀,享有盛名,但他坚持阅读的习惯不变。除了从书本学习外,他还向有经验的医生学习。他平时所用的痛风验方、百损丸和治肺结核吐血经验方等,皆得自其他老中医口授;治疗和控制内眼病及白内障等眼病的“九子地黄丸”,也是从四川一位眼科医生那里学来的。
  为验证书本知识,蒲辅周还勇于实践。如早年对“十八反”产生疑问,曾用半斤蜂蜜加葱白4两,将葱白捣如泥和蜜拌匀,放置半天后,每小时给狗喂三分之一,狗吃后无异常反应,自己又亲口服用,仍安然无恙,证实了蜂蜜与葱白并不“反”。他也曾将海藻、甘草同服,经多次实验,证明海藻可与甘草同用,用于临床,发现其软坚消结之力更强。他还尝过甘遂配甘草,服后虽反应剧烈,但发现祛痰逐浊效果极好。
  蒲辅周认为,学无止境,学习必须持之以恒。中医的理论深奥而广博,没有坚韧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学到老的恒心,是不易掌握的。他对于每一部中医文献,无论篇幅大小,都坚持逐章逐节、逐字逐句地细读,而且反复地读。蒲辅周说,每读一遍,皆有新的启发,只有细细琢磨,才能举一反三。病有万端,药有万变,只有刻苦学习,才能把病看好。
  蒲辅周一向对自己严格要求,从不文过饰非。他早年在家乡行医,且已享有盛誉,但由于一次偶然的医疗失误,他便毅然停诊3年,闭门读书,反思自己的不足。期间,还以一个月的时间将借来的一部日人编著的《皇汉医学》一书抄毕读完,并感慨地说:“外国人尚于中医有如此精深研究,中国人岂甘自卑”!其严于自律的精神,于此可见一斑。他为自己行为定下了3条准则:其一,好读书,必求甚解。见重点,作好笔记,加深记忆;有疑义,则反复查证,务求明辨。其二,谨授课,必有准备。讲原文则主题明确,论之有据;作分析则深入浅出,引人入胜。其三,慎临证,必不粗疏。问病情,则详察体认,明其所因;辨证治则胆大心细,伏其所主。他这种从严要求的治学精神,使他在临证时能分辨细微,审证诊脉之准确较他人更胜一筹。如在一次为一重型乙型脑炎患者会诊的讨论中,出席的医生都认为该患者高热灼手,胸腹痞满,已3日不大便,脉沉数,苔黄腻,可以用泻下的方法治疗。而蒲辅周却认为,虽胸腹痞满,但痞满而不坚,脉象不是沉实而两尺呈现滑象,苔厚腻而非老黄,所以不需用下法,大便会自行排出。正当医生们认真剖析,意见渐趋一致时,护士来报告,说患者已下溏粪。他认证之准确,令同仁叹服。
  他不仅严格要求自己,也严格要求学生。他在北京工作时,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为他配备了几名学生。学生中有出于医学世家的中医,也有西医学习中医的学生,还有中医院校毕业生。对学生他都精心培养,倍加爱护。在学术上,则因才施教,按照学生不同情况提出不同的要求。他要求学生多读书,多看病。凡规定学生看的书,还要求学生提出问题。他说:“学问,必须是学而问”。临证则让学生先辨证立法、处方用药,他再修改补定;对疑难病人处理后,还要学生回答为何要这么处理和用药。在学生有所撰作时,他多亲自审阅,认真指点,损益取舍。在他的严格要求、辛勤培育下,他的学生都已成为医疗保健、科研、教学方面的骨干,尤其是在北京期间培养的学生已成为中医界有一定影响的高级专家。

蒲辅周先生七十岁在中研院收弟子高辉远,徐振盛、薛伯寿。他对学生说:“过去老师送学生三件礼物,草鞋一双,雨伞一把,灯笼一个。不论路程远近,刮风下雨,白天黑夜,都要去出诊。以救人为当务之急。绝不能因路远,天雨,夜间就不去了”。并说:“医疗经验是从实践中积累起来的。我带学生有两点要求:一是多读书,二是多临症。以理论指导临床实践,以临床实践碰到的问题再来学理论。要刻苦钻研技术,有渊博知识。要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知人事。融汇贯通,学以致用。俗话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学习中医也是这样,不下苦功钻进去,就无所得。”接着他举张仲景“勤求古训,博采众长”结合自已医疗实践,写成《伤寒杂病论》等名人例子,教育学生要勤学不倦。并因材施教。不同学生安排课程不一。要学生多提问题,否则便责之没学或学之不深。要学生超过老师。果然,加之两年后收的陈鼎棋,不负辅周教导,均成大器。

1964年,蒲辅周诊余还学 选集》等政治书籍。周总理知他高龄看书困难,为使他更多了解国内外大事,把从日本归来,带回的半导体收音机赠与先生。
  往常一样,西花厅给同总理看完病,总理总爱与辅周摆两句。大多垂询中医弘扬与发展问题。今天,总理却问他:“你给我开的药为什么特别灵?”辅周知道,周总理指他患癃闭之疾,许多医生一筹莫展,他给治愈了。辅周说:“别人把你当总理医,我把你当病人医。总理的病非医生可医,病人的病自是医生可医的”。总理哈哈大笑。邓大姐送出两截呢子给辅周。蒲辅周望着芸窗闪亮,纤尘不飞的西花厅说不出的激动。建议周总理每天吃一个玉米面窝窝头,以增强脾胃功能。周总理连说:“好,好。”并坚持做了。

1969年,蒲辅周会诊一肝炎患者。肝功能虽转正常,但因肺部感染咳嗽,血象高,血沉快,24天发热不退。历用多种抗生素和中药,都无效。蒲老见其汗出多,微恶寒等。舌质艳红,有裂纹。脉弦大按之无力。断为气阴两伤,治以固卫养阴,甘温酸敛,甘麦大枣汤合玉屏风合剂化裁。经治医师怕停抗生素出意外,病人又拒服抗生素,医师与家属商定,将抗生素佯装蒲老中药的“药引子”,让其服用。服蒲老中药后,第三天体温正常。经治医师说“药引子即抗生素,要继续用。”怎料患者拿出一纸袋说:“药引子全在这里。情况转好,体温下降,全是蒲老中药的作用。”西医顿显窘迫和尴尬。连北京高年资的西医均为折服。认为中医药不但能治慢性病,而且善于治急性病。称蒲辅周取得的是震惊医坛的显赫治迹。

1971年,周总理在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说:“蒲老学习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唯物主义的东西多了,唯心主义的东西少了。他的医学是讲辩证法的。”周总理指示:“蒲老是真才实学的医生。要很好总结他的医学经验,这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卫生部和中医研究院遵照周总理指示,组织学生先后整理及出版了《蒲辅周医案》、《蒲辅周医疗经验》、《中医对几种妇女病的治疗方法》等书。后来,他爱子蒲志孝又整理了《蒲辅周医话》。

1975年1月,全国第四届人大会召开,蒲辅周当选为人大代表。
  蒲老年近九旬,可谓高寿。他十分重视老年保健。他说:“老年人尤其要使足下暖,这对血液循环有好处。饮食有节,多吃五谷杂粮。不可过饱,亦不可忍饥。饭后缓行百步。药补不如食补。服药以冀长生,何异痴人说梦。服药不节欲,亦自伤生。保持思想乐观,是减少疾病重要因素。”他上午上班,下午会诊。心挂教学、科研、临床、学习。超负荷运行,终于病倒了。
  1975年四月二十九日,一颗杏坛巨星殒落了。蒲辅周与世长辞。享年八十七岁。



蒲辅周少时名启宇。光绪十四年(1888年)十二月生于四川梓潼县城西西溪沟(今潼江村)。启宇七岁即读私塾。白日课读,晚间习字或听祖父讲《幼学琼林》、《千家诗》。启宇从小养成勤奋好学品质。十一岁涉猎诸子散文。《论语》多篇已能成诵。
  1903年,蒲启宇十五岁,开始随祖父,父亲学医。白天侍诊,晚上读书。从《内经》、《难经》、《伤寒》、《本草》、《金匮》到《外台》、《千金》以及叶天士、吴鞠通、闫纯玺、李恒超、愈根初等诸家著作。祖父教诲,一读二思三临床。耳提面命,严格课导。每至深夜,不知疲倦埋头苦读。诸如《灵枢本神篇》的“肺气虚,则鼻塞不利气少”。《伤寒论》中的“汗出不可令如水淋漓,如水淋漓,病必不除”。叶天士的“不可就认板法”。等等重点字句,又勾又圈,反复背诵。
  1906年,启宇18岁出师,坐诊县城东街“杏林药堂”。梓潼贫困山区。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以来,不是大旱,便是水涝。青壮年外出乞讨,老弱病残饿死病死不少。人民极端贫苦。瘟疫时时发生。启宇对就诊病人,一丝不苟,认真诊断,活人很多,小有名气。
  一天,启宇从帝主宫(现川剧团处)前过,见一堆人,面带戚容。一妇人衣服蓝褛,跪在一小儿前抢天呼地。儿脸蜡黄,又瘦又小。旁吐一滩,双眼不睁,浑身抽搐。启宇一见,分开众人,顾不得肮脏,用长袍把病人一裹,直奔回杏林药堂。众人哗然。有认得的说:“好了,蒲老师来了,有救了”。街上人如鲫鱼过江,齐拥向杏林药堂。启宇将小儿平放,让伙计拿来碗和清油,手脚之麻利。采用刮沙法,用碗口沾点清油,从上至下自风池、风府刮至骶骨两旁;又从手弯,腿弯刮,过劂阴、太阴穴位。只见皮肤出现紫红点。病儿不再四肢抽搐,平缓过来。慢慢睁开眼来。围观的人们欢声雷动。小儿母亲“咚”的一下给启宇跪下,磕头叫:“菩萨,活菩萨”。从此,市面上传开了杏林药堂有个蒲“神医”。
  1908年,启宇为感激病人的赞誉,表示他济世救人的志向,改启宇为辅周。取辅助贫弱,周济病人的意思。
  1911年,蒲辅周人年青,侧隐心很重。看病不分时间,地点。有时路遇病人,田坎地角一坐,便拿脉处方。还叮咛如何煎药。平易近人,医术又高,很受县人欢迎。
  1921年七月连日大雨,潼江水涨路阻,城墙倾倒四十余丈。庄稼被淹,米价飞涨。县城鸡市拐(现紫阳街)拥集大批灾民。蒲辅周早出晚归为灾民义诊,施药。
  1932年,蒲辅周置田二十亩,创西河义渡。
  1934年,蒲辅周又拿出节俭之资,买田五十亩创办“同济施医药社”,请名医免费为贫困者诊病,捡药。乡民拍手相庆。蒲辅周成为潼城百姓有口皆碑之人。
  1935年,蒲辅周与弟子薛崇成来成都,住成都会馆。同年冬天,成都温病流行,病人拥堂塞铺。四十七岁的蒲辅周详细诊断,认定系“寒包火”,即用麻黄开表。可是当地“麻黄发汗过峻,成都人禀赋薄,禁不住发表”的观念根深蒂固。病人见方后不敢取药。改它药代替又无效。辅周思索再三,便将麻黄研末为引子发放。果然,经他看病的无不效验。于是名噪省城。
  接三弟来信说,梓潼霍乱流行,一天死数十人。辅周面戚心悲。立即汇二百个大洋处方一张。要三弟将治霍乱药方抄写四处张贴。将汇款买药,半价发售,贫穷的分文不收。
  1941年,蒲辅周五十三岁喜得第二子,取名志孝。此子禀赋酷似乃父。长大,辅周留身边传医。果然,而立之年志孝即成名乡梓。
  是时,辅周积极支持从四川医学院毕业的弟子薛崇成走中西医结合道路,让其考入华西大学,并选择神经专业。辅周说:“若古人固步自封,今《本草》便只有一本了”。
  1955年,中央根据毛泽东 1954年6月作的“即时成立中医研究机构,罗致好的中医进行研究”批示,作出贯彻中医政策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卫生部成立了中医研究院,向各省征调著名中医,担负科研、教学、医疗重任。全国各地共调有30多位中医。蒲辅周是其中之一。
  一到中国中医研究院,评级,杜自明等有著作评为一等一级。蒲辅周评为二等一级。四川去的老中医都知道蒲辅周医疗技术少与伦匹。杜自明等一再推辅周为一等一级。定板时,辅周谦虚地说:“按评级规定,我尚未著作,别打破原则。以后说,以后说”。一阵掌声,洋溢着领导和同志们的赞扬。


1956年,北京地区流行乙型脑炎,死亡率很高。儿童医院,第一传染病院都住满病人。许多医生仿效石家庄地区治疗乙脑经验,仍用白虎汤,结果屡试无效。人们大惑不解。甚至怀疑白虎汤对乙脑的疗效。后辅周往视。蒲辅周翻阅文献,通过客观仔细全面分析,认为去年石家庄地区发病,是因久晴无雨,天暑地热,属暑温偏热,采用的白虎汤,可辛凉透邪,清气泄热,切中病机。然而,今年北京地区发病,久雨少晴,天暑地湿,势必温热交蒸。人得病虽是暑温,但应偏湿。蒲辅周投药改用湿温法诊治。遣用杏仁滑石汤,三仁汤等芳香化理,通阳利湿之方剂,大获神效。使许多垂危病人起死回生,挽救了大量患者的生命。
  1958年,一产后血崩不止的妇女,虽经注射及口服药物,输血,刮宫等措施治疗,八周后仍血块及浓汁流出。面唇苍白,声低气怯。身痛肢麻,肤肌甲错,面目四肢浮肿,六脉微细。请辅周会诊。辅周诊为流血过多,气血两虚,冲任受损,六脉失统,升降失和,营卫不谐,气不帅血,血不固气,已属危笃症候。辅周细问知其尚能进薄米汤一碗,胃气尚存,还有运药剂之能。便予固气止血剂九付,血流减少,食欲转好。又改投黄芪建中汤加党参、当归、阿胶以补气生血,调和营卫,一剂而血止。续进气血双补及血肉有情之品,复还其旧,竟全愈。病家感激之至,蒲先生蜚声中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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