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绸之路始于何时？学术界有不同的看法。
考古工作证明，早在张骞之前，中原经过西北地方与外域的文化通路就已发挥着促进文化沟通、文化交流、文化融汇的历史作用。汉人所谓“西域”，曾经对于丝绸之路的文化功用有过重要贡献，所以有“前张骞的丝绸之路”之说。
也有学者明确说，陆上丝绸之路大约出现在公元前13世纪，而海上丝绸之路则出现于公元前200年左右。这些说法，显示了我国丝绸之路的源远流长。但这些说法似乎都是从民间交流的视角出发，而非以中原王朝的官方为对象进行考察。本文将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上，结合相关史料，揭示我国由王朝官方组织的丝绸之路最先始于岭南海上。
一、张骞出使西域的本意非为贸易
张骞通西域第一次是在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目的是联合大月氏，共同打击匈奴，中途历经曲折，直到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才回到汉朝。《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对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明确说：
时匈奴降者言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月氏遁而怨仇匈奴，无与共击之。汉方欲事灭胡，闻此言，因欲通使，道必更匈奴中，乃募能使者。骞以郎应募，使月氏，……骞所至者，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而传闻其旁大国五六，具为天子言其地形……
可见，汉武帝正是为联合大月氏共同攻打匈奴，才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其本意并非发展贸易。 只不过，张骞的西域之行，穿越了众多的国家和区域，了解了西域各国的地理、经济、文化乃至民情风俗，无意中为陆上丝绸之路探索了一条可行线路。
正是在这一线路的基础上，形成了后来的陆上丝绸之路。然而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并没有达到预期目的。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汉武帝第二次派张骞出使西域，目的是联络乌孙共击匈奴，但也没有达到预定目的。
后人所说的陆上丝绸之路在汉武帝时代差不多一直处于战争的紧张状态。西汉从武帝开始，经昭帝、宣帝、元帝，不断对匈奴用兵。汉匈之间的战争从汉武帝元光二年（公元前133年）的“马邑之谋”开始，到汉成帝元年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昭君出塞为止，基本延续了整整一百年之久。
汉武帝在位时，从公元前133年至公元前119年对匈奴连年征战，动用约100多万兵力，其中大规模战役就有8次，夺取了包括河套、河西走廊在内的整个漠南地区，取得了军事上的决定性胜利，但仍未能完全征服匈奴，汉匈双方政治上仍处于对峙和战争状态。
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又开始了统一西域的军事行动。从票侯赵破奴率汉军降服了作为匈奴耳目的楼兰和姑师。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贰师将军李广利远征大宛获胜。汉朝首次在西域驻兵屯田。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又派重合侯莽通率4万骑兵出酒泉，迫使车师王投降。
后经过汉昭帝、汉宣帝的继续发兵，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西汉王朝在乌垒建立了新疆历史上第一个代表中央政府行使主权的最高机构——西域都护府，郑吉担任首任西域都护。汉朝设立西域都护府主管西域军政事务，标志着今天山南北地区正式纳入我国版图。
可见，汉武帝时期与西域的关系，基本上以征伐匈奴为主线。王朝不可能真正使用国家力量来官办丝绸之路。即便有丝绸之路的出现，也是民间商人的行为。换句话说，汉武帝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张骞出使西域，本质上并非为了开辟陆上丝绸之路，这与同是《汉书》直白记载的徐闻、合浦开海贸易完全不同。
二、正史明确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
岭南从秦汉开始，就被中原统一王朝纳入统治版图，秦始皇在此设桂林、象、南海三郡进行管理。秦末中原动荡，时南海郡尉任嚣临终前建议赵佗立国自守。公元前204年，赵佗自立为南越武王，以番禺为都城，建立了南越国。
西汉建立后，高祖时，南越国虽臣服于汉，但仍处割据状态，南越国官员全由南越王任命，且对内称帝。文景之治后，北方匈奴隐患基本消除，汉武帝决定武力收复南越。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南越国丞相吕嘉发动叛乱，汉武帝调江淮以南十万楼船水师，以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分五路向南越进发。公元前111年冬，两大主力攻陷南越王都城番禺，又乘胜挥师合浦，收复了交趾、九真等地，南越国灭亡。汉武帝遂在岭南设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儋耳、朱崖九郡，将岭南地区归入西汉王朝的直接管辖下。
西汉武帝在稳固了对岭南的统治后，在南越国时期海洋贸易的基础上，又派遣使者沿着之前民间开辟的海上航线，大力发展官办海洋贸易，开启了中国历史上首次由王朝国家官办的海上丝绸之路先声。这条官办海上丝绸之路航线并不始于南越国的都城番禺，而始于今广东西部的雷州半岛，徐闻、合浦等地被王朝确定为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东汉班固《汉书》《地理志》对此有明确记载，引述如下：
自日南障塞、徐闻、合浦船行可五月，有都元国；又船行可四月，有邑卢没国；又船行可二十余日，有谌离国；步行可十余日，有夫甘都卢国。自夫甘都卢国船行可二月余，有黄支国，民俗略与珠崖相类。其州广大，户口多，多异物，自武帝以来皆献见。有译长，属黄门，与募者俱入海市明珠、壁琉璃、奇石异物，賚黄金杂缯而往。所至国皆禀食为耦，蛮夷贾船，转送致之。亦利交易，剽杀人。又苦逢风波溺死，不者数年来还。大珠至围二寸以下。
平帝元始中，王莽辅政，欲耀威德，厚遗黄支王，令遣使献生犀牛。自黄支船行可八月，到皮宗；船行可二月，到日南、象林界云。黄支之南，有已程不国，汉之译使自此还矣。
这是目前所见最早由正史记载的海上丝绸之路史料，也是最珍贵的、唯一的官方开辟丝路的确切史料。从史料中“自武帝以来皆献见”看，以徐闻、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始于汉武帝，具体时间不详，但基本上可以判断在汉武帝平定南越国后，即公元前111年之后。而此时的西域则处于战争状态中。
汉武帝为何要选择徐闻、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汉代徐闻辖地几乎包括了整个雷州半岛，隔海与琼州相望，与合浦、日南均属交趾刺史管辖。徐闻因三面临海，人们随时都能听到潮涨潮落的海涛声，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所纂《雷州府志·序》说，“徐闻迫海，涛声震荡，曰是安得其徐徐而闻乎？”
汉代苍梧郡广信（今两广交界地区）是交趾（州）刺史所在地，时岭南九郡皆属于交趾刺史监察，广信成为包括雷州半岛在内的岭南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岭南文化最早和最重要的发祥地。事实上，汉代岭南最早是沿着西江和西江以南的沿海地方发展起来的。也就是说，汉武帝选择徐闻、合浦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是与当时岭南政治经济中心相吻合的。
汉代在岭南海疆还设障塞。《汉书·地理志》中的“日南障塞”就是军事边防点。宋代王应麟《玉海》引唐代颜师古话说：“汉制：每塞要处别筑为城，置人镇守，谓之候城，此即障也。”可见，障塞是一个相对固定的场所，建有城，且有人镇守。《后汉书·百官志》则有更明确说法，“边县有障塞尉”，即障塞设有“尉”官，目的是防止有人“犯塞”。除此之外，岭南的障塞还负有管理船只出入海洋的权力。不过，从徐闻等港口出入的船只，因有皇帝身边的黄门直接插手，属于官方船队，障塞尉就要保护船队的安全。
徐闻、合浦被正史记载为王朝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说明海洋在王朝心目中具有重要的经济地位。徐闻处在汉代南海、合浦两郡交界的最南端，通过海洋向南和向西航行即可抵达海南和南亚等地。徐闻港作为汉代官方开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设立了管理海洋贸易的机构，唐代李吉甫《元和郡县志》记载说，汉代在徐闻县南七里近海地设左右侯官，其职能是囤积中外贸易所需货物，以供中外商人采办，“与交易者有利”。徐闻港遂成为汉代官商共同打造的海上丝绸之路基地。《汉书》中的“黄门”属于朝廷为皇家理财的少府下属机构，说明汉代徐闻、合浦海上丝绸之路由朝廷少府管辖，其属官之一黄门主要侍奉皇帝及其家族，皆由宦官充任，故后世亦称宦官为黄门。黄门中设有译长，派出译使携带黄金及各种丝织物，率响应招募来的商民驾船出海，到海外各地购求大珠、壁琉璃、奇石等异物。徐闻港还是南海郡治番禺出海船只向西航行的必经之路，也是古代往来海南岛的必经之路。
汉代徐闻、合浦首开官办“海丝”之路始发港，还与当时造船技术和地理知识有关。尽管西汉已能建造高达三、四层，外观似楼的楼船，但这种船载重量和停泊吨位均不大，尚不能抗拒大海浪涛,远海交通只可沿着海边行船，才较安全可靠。西汉楼船没有风帆，两边用橹桨划水前进，在海上航行主要靠季风海流推动。徐闻面临南海，10月至来年3月为东北季风，海流呈西南方向漂流；5月至9月为西南季风，海流向东北方向漂流。
徐闻、合浦作为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始发港，还与广州腹地有关。汉代广州即番禺，《史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亦其一都会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这些商品基本上是海货，但《史记》没有明确说这些货物是官方还是民间贸易的结果。
三、汉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经济文化交流
《汉书》等“正史”是后世王朝对符合统治者心意、属佳作史书的官方认可和称谓。正史在朝野士人心目中处于极重要地位，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王朝国家的话语与观点。然而，历史包罗万象，不可能事事俱全、面面俱到，一般来说，正史所记载的内容，均是在王朝国家发展历程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大事。因此，能够在正史中留下一鳞半爪的文字，无论是对王朝国家还是对地方社会来说，都是具有深刻影响的重大事项，或者是具有教化意义的事项。
徐闻、合浦作为汉武帝时开辟的官办海上丝绸之路始发港，被《汉书》这一正史记录在案，正说明了海上丝绸之路在汉代政治经济文化中的地位。
汉武帝时从徐闻港出发的航线，将中国与沿海国家频繁的经济文化交往彰显于世。《汉书》中记载的已程不国即今斯里兰卡，黄支国即今印度南部泰米尔纳德邦。也就是说，经徐闻港出发可到达南洋和印度洋诸国。据朱杰勤先生考证，西汉时从日南边塞，或徐闻、合浦出海，进北部湾，沿越南、柬埔寨、泰国近海处入暹罗湾，在缅甸登陆后，陆行至孟加拉湾，再航行到印度科罗曼德海岸，最后到达斯里兰卡，并由这里回航。
东汉时在西汉武帝开辟的海上航线基础上继续拓展，更多的国家经海道与中国建立联系，罗马帝国的使者也从日南来中国献象牙、犀角、玳瑁等。通过这条海上航线，中国的丝绸及其他商品辗转流传到西方，海外各国的商品也由这条航线运到中国内地。这条航线是我国官方文字记载最早、最重要的航线，部分已延展到地中海东岸。汉代国家贸易船队向海外输入的商品以丝绸为大宗，输入中国的则是海外的香料、金银器、宝石、琉璃器等货物。徐闻、合浦的海洋贸易带动了两广交界内陆地区的丝织品贸易，汉代苍梧郡广信女商人苏娥跨地域贩运丝织品即是例证。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继秦朝短暂大一统后，出现的第一个维持长期大一统的王朝，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此后历代王朝统治者均以汉朝作为中华文明的骄傲，一直以追赶汉朝作为王朝统治的目标。汉代统治者不仅积极开疆拓土，而且注重与周边四夷及海外联系，开辟了从徐闻出发的海上丝绸之路和从长安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我国出现南北海陆丝绸之路并举的现象，密切了汉王朝与西方各国的关系。尤其以徐闻为始发港的海路的开辟，不仅向海外输送了中国的丝绸等物质文明，而且也向西方输送了中国的精神文明，于此同时，西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也通过海路传入中国。
也就是说，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中西方之间的商业贸易之路，而且也是中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之路。佛教传入中国也可能最先由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引起。徐闻、合浦等属汉代交趾（州）刺史管辖，时交州已有佛教传播，东汉时在交州避乱的牟融撰《理惑论》说：交趾刺史苍梧人士燮对佛教不排斥，每次出入均有疑似佛教徒的“胡人夹毂焚烧香者常有数十”。
据越南《大南禅苑传灯录》记载，交州由海路通往天竺，摩罗耆域、康僧会、支疆梁等高僧最初在此活动，并建宝刹20多所。这些僧侣又由交州抵广州，有的继续北上弘法，说明海路是佛教传入中国的重要途径。我国新史学研究开创者之一梁启超认为：“佛教之来，非由陆而由海，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汉武帝刻意欲从蜀滇通印度，卒归失败。然非久实已由海道通印度而不自知。盖汉代黄支，即《大唐西域记》中西印度境之建志补罗国，时以广东之徐闻、合浦为海行起点，以彼土之已程不为终点，贾船转相送致。自尔以来，天竺、大秦贡献，皆遵海道。凡此皆足证明两汉时中印交通皆在海上，其与南方佛教之关系，盖可思也。”
在梁启超心中，佛教传入中国是海路在先，陆路在后。这一观点也得到学术界的响应。印度佛教通过海路进入我国，时间应在两汉交替时，最先传入交州、广州，再进入内地[15]。也就是说，佛教在两汉时通过海路传入岭南，到了晋朝随着岭南政治文化中心转移到广州，大德高僧云集广州弘法译经。
总之，汉代官府开辟以徐闻、合浦为始发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表明从西汉开始王朝就重视陆海并重的开拓。徐闻、合浦不仅成为官方确立的最早丝绸之路始发港，也成为“海丝”早于“陆丝”的重要证据。因此，笔者认为，源于岭南徐闻、合浦的官办海上丝绸之路明显早于从京师出发的陆上丝绸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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