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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于三国的币制混乱,令后世陷入百年寒冬,其间到底经历了什么

引言

在我国古代数千年的经济发展史中,有一段极为严重的货币贸易衰退时期,这一时期便是我们熟知的魏晋南北朝时期。

这段将近四百年的时间里,人们大多以粮食、布帛等实物作为支付手段,摒弃了秦汉时期已趋于成熟的货币交易模式。再加上连年的战乱影响,国家经济受到了严重破坏,因而陷入了一段长达数百年的“经济低潮”时期。

古代市场

我们不禁会问,从东汉到魏晋南北朝,从繁荣的货币贸易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到原始的以物易物的自然经济,期间到底经历了什么,才完成了这个巨大的经济模式转变。

如此巨大的经济倒退到底是什么原因引发的,要想知道答案,还要从这场“古代经济危机”的开端:三国时期的货币贸易衰退史说起。

董卓“毁五铢,铸小币”,拉开了三国货币贸易衰退的开端

秦始皇统一六国货币

从秦始皇统一货币开始,历经秦汉两朝近四百年的历史,我国古代的货币贸易体系已经趋于成熟。那时官方发行统一的铜铸币“五铢钱”,这种货币不论是在形制,还是在质量上都能得到较好的保障。

正因如此,两汉时期的贸易也因此逐渐发展繁荣,期间虽也存在一定程度的通货膨胀问题,但也都在可控范围内。

到了东汉末年,随着全国上下一系列的军事变动,董卓最终成功把控了东汉朝堂。由于之前一系列的军事活动,董卓同时也面临着极为严峻的经济压力。

为了解决自身经济不足的困局,董卓一面下令“收诸富室”没收其财物,另一面又使吕布盗挖皇室陵墓。但仅依靠这样的举措,仍旧无法满足其巨大的经济缺口。

《晋书卷二十六•志第十六•食货志》:悉坏五铢钱,更铸小钱,尽收长安及洛阳铜人飞廉之属,以充鼓铸。

在这种情况下,董卓为了一劳永逸的解决自身经济压力,遂下令“毁五铢,铸小币”。

粗劣的董卓小币

其利用长安和洛阳现有的“铜人”“飞廉”等各种铜制品,并收缴原有的“五铢钱”,悉数毁坏用以铸造新钱币。这种做法不仅降低了铸币的成本,同时还解决了金属原材料匮乏的问题。

可董卓此次铸造的新钱币,相比之前两汉时期流通的“五铢钱”,不仅形制不规整,在体型也缩水了很多。据《后汉书》记载,这种钱币“无轮郭文章,不便人用”,质量可谓是十分低劣。

东汉五铢钱

从近些年来汉魏许都故城出土的董卓“小币”来看,这种钱币大多肉质薄劣,一般重量甚至不足0.5克。与之相对应的,东汉五铢重量大多在2克到4.3克之间

如此悬殊的质量差距,却拥有着与此前东汉五铢钱相同的面值。在那个以金属铜等稀缺资源作为一般等价物的年代,董卓通过这种劣币换取良币的方法,疯狂攫取了民间大量财富。

与此同时,随着大量的劣币流入民间,紧随而至的便是极为严重的通货膨胀。市场上各类物价飞涨,尤其是粮食的价格,甚至达到了“谷一斛至数十万”的地步。

古代农业生产至关重要

通货膨胀严重的扰乱了市场中的交易秩序,曾经被辛苦构建起的货币贸易模式被众人摒弃,人们不再相信官方货币的价值,转而逐步演变成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同时也拉开了三国货币贸易衰退的开端。

货币政策的不完善,令曹魏在实物交易与货币交易之间反复权衡

后来魏蜀吴三国政权的相继建立,社会局势相比东汉末年已趋于相对稳定。不过,董卓“铸小币”引发的恶果,却仍肆虐着三国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

董卓施行“铸小币”政策虽波及全国,但主要影响范围还是在长安、洛阳等经济发达地区,因而地处北方的曹魏政权受到的经济破坏最为严重。

因此在曹操掌权后,随即施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恢复措施。首先便是在其统治中心许昌等地推行“屯田制”。

《三国志》:是年,曹操初置屯田都尉,募民于许下屯田,得谷百万斛。于是州郡例置田官,所在积谷,仓廪皆满。

此后数年,北方屯田范围与规模不断扩大,再加上不断规范与完善的屯田制度,极大的缓解了北方濒临崩溃的经济环境,同时也让国家粮库逐渐充盈起来。

公元204年,曹操又下令减少对农民赋税的征收,并一改之前征收金属货币的方式,改为更为实际的实物征收,即以粮食、布帛等实物代替金属货币作为田租赋税。在另一个层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官方提倡民间交易以粮食、布帛等实物代替金属货币。因此这也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董卓小币的流通。

1、曹操废除小币,初复五铢

随着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实施,北方的经济压力也随之有所改善。但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此时的董卓小币仍然在市场中流通。直到公元208年,曹操才下令正式废除董卓小币,此时距董卓小币发行已经过去了十七年,长时间的的经济崩塌岂是一朝一夕能完全抚平的?

另一方面,曹操下令废除小币的同时,却又没有铸造新币,只是名义上恢复了东汉五铢的流通。由于五铢钱停铸许久,再加上董卓铸造小币对五铢钱的损毁,当时市面上实际流通的五铢钱已存世不多。

这样货币稀缺的局面,反而引起了极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市场上粮食的价格一降再降,“谷贱伤民”,又间接损害了农民的利益。因此曹操这次恢复五铢钱的政策还没施行多久,就被迅速终止。

2、三国局势稳定,曹丕再复五铢

到了公元221年,魏蜀吴势力范围的正式确立,国家局势逐渐趋于缓和状态。鉴于这种情况,曹丕想要重塑市场秩序,促进民间商业的繁荣。遂于同年三月再次下令恢复五铢,并吸取了曹操初复五铢的教训,还同时配套铸造曹魏五铢,来补充市面流通货币不足的问题。

民间贸易

不过与曹操初复五铢不同的是,曹丕恢复五铢流通没多久,市场中的粮食价格飙升,再次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同年十月,曹丕无奈下令废除五铢钱的流通,仅仅施行了七个月的五铢钱制度再次夭折。

引起这次通货膨胀了原因,史书中记载为天灾导致粮食产量减少,进而引起谷物价格飞涨。不过只有这一个原因,就导致了曹丕再复五铢政策的夭折,明显是说不通的。

从近年来的考古发掘来看,此次发行的曹魏五铢,虽说质量相比董卓小币有了明显提升,但与东汉五铢相比,依旧是不足分量的,进而再次引发通货膨胀就不难理解了。

3、实物货币交易混乱,曹睿三复五铢

随着曹操、曹丕两人恢复五铢制度的失利,曹魏政权不得不公开承认市场中谷物、布帛等实物的流通价值,同时也预示着五铢钱此时已基本丧失了其货币交换职能。

不过我们也知道,这种以物易物的贸易模式是十分原始落后,并有违商品经济自然发展规律的,因而没过多久,就引发了诸多问题。

布帛

其中,由于市场贸易中货币被实物所代替,再加上官方对市场的监管不利,一些奸商随即利用粮食、布帛行使货币职能的漏洞,频繁使用掺水粮食和薄绢用作交易,乘机谋取了大量暴利。后来官方虽发布酷刑严厉禁止,可这种行为仍然屡禁不止。

《晋书·食货志》:魏明帝乃更立五铢钱,至晋用之,不闻有所改创。

面对这种情况,司马芝等人建议再铸五铢。因此曹睿于公元227年第三次发行五铢钱。

此次曹魏发行的五铢钱,其流通时间一直持续到了晋朝。不过,在曹魏看似逐渐趋于稳定的经济环境背后,却依然遗留着诸多问题。

曹魏五铢

从如今的考古发掘出土的三国货币来看,曹魏五铢出土最为稀少,且铸造质量粗劣,其重量大多为1到1.5克之间,虽较董卓小币已大为改善,但其本质仍然不是足值货币。

再加上曹魏货币制度的不完善,此次曹魏五铢虽发行时间最长,但从发行数量上来看,其对重塑经济秩序的作用仍是微乎其微,市场中仍是以实物交易为主。

吴蜀两国铸造大钱,令本就脆弱的经济环境雪上加霜

董卓小币主要流通范围虽主要在北方地区,但从近年来的的考古发现来看,四川省内江市曾出土过一批蜀汉钱币,其中便包含了一百多枚董卓小币,从侧面也说明了董卓小币对巴蜀之地的渗透。

刘备

另一方面,《三国志》记载公元196年,糜竺资助刘备金银货币若干当做军费,此时距离董卓小币发行已过去六年之久,糜竺资助货币的做法也说明此时董卓小币在巴蜀之地还未得到有效流通,货币的价值仍被巴蜀人民所认同。

可到了公元211年,刘璋引刘备讨伐张鲁时,刘璋对刘备的军费资助就变成了粮食、布帛等实物。从这我们也能看出,此时的巴蜀经济环境已然受到董卓小币的冲击,通货膨胀问题严峻,货币的价值已不再被人民所认同。

1、蜀汉铸直百五铢,加剧了巴蜀之地的通货膨胀

因此在公元214年,刘备夺蜀不久便陷入到军用不足的窘境。刘巴此时建议刘备铸造直百钱,用于平复物价。刘备随即采纳了这个意见,不到数月便使得府库充盈。

蜀汉早期厚型直百五铢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刘备只采用了铸造直百钱五铢的方法,就迅速解决了军用不足的问题,而且数月之间还使得府库充盈,不得不说刘巴的的建议真可谓是“妙计”。

可从另一方面来说,铸造直百钱当真如他所说能够平复物价吗?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甚至于会让本就脆弱的巴蜀经济秩序再添负担。

上海博物馆曾收藏一批蜀汉直百五铢钱币,其中厚型直百五铢直径27毫米,重量也不过10.2克,而劣质薄型钱币甚至重量不足2.5克。

后期薄型直百五铢

因而,蜀汉铸造的这批新货币,重量不过是东汉五铢四到五倍的情况下,但官方却规定其面值为东汉五铢的一百倍。

从中我们会发现,蜀汉铸直百五铢与董卓铸小币的做法,其本质仍旧是掠夺民间财富,用于补贴军用不足。甚至于蜀汉的做法比董卓还要恶劣,仅用少量的虚值货币就掠夺了民间相较之几十倍的物资。

到了后期,随着蜀汉实力的不断衰弱,官方还相继铸造有“定平百钱”、“太平百钱”等多种虚值货币,并且质量也是不断下滑,最轻者仅有0.4克。如此的恶劣的铸币行为,最终令蜀汉本就脆弱的经济环境再次蒙上一层阴影,更别提实现刘巴所说的平复物价了。

2、孙权铸造大泉五百、大泉当千,民众纷纷抵制

东吴在处理内部经济混乱的方法上,与蜀汉有异曲同工之处。在其政权建立之初,同样面临着董卓小币的冲击,市场上存在着金属货币与实物货币共存的混乱局面。

此种混乱情况下,东吴政权一开始并未进行有效的政策干预,因而市场上流通着诸如蜀汉直百五铢、东汉五铢、董卓小币等各式各样的货币,严重制约着经济的发展。

孙权

《晋书.食货志》:孙权嘉禾五年,铸大钱一当五百。赤乌元年,又铸当千钱。故吕蒙定荆州,孙权赐钱一亿。钱既太贵,但有空名,人间患之。

直到公元236年,孙权才正式开始着手铸造新币,而这首次铸造的货币便是“大泉五百”。这是一种比蜀汉直百五铢还要夸张的虚值货币,平均一枚重量不足10克的钱币,却能兑换五百枚东汉五铢。

没过几年,东吴又发布了“大泉当千”。如今现存的“大泉当千”的文物,有的重量只有4克,其价值灌水程度可见一斑。

大泉五百

在这样荒唐的货币政策下,随着新铸货币的流入市场,东吴再次爆发了一场新的通货膨胀危机,市场陷入到了更为严重的混乱局面,民众对于这种“灌水货币”自然是极为排斥,纷纷采取抵制的措施,令新币的作用形同虚设。

到了246年,新货币仅发布八年就被官方下令废除。此后直到东吴灭亡,其市场上仍是货币与实物交易共存的混乱局面,这也预示着东吴的币值改革最终以失败告终。

结语

三国时期的经济衰退源于董卓铸小币,而魏蜀吴的货币政策却未能阻止这场衰退,反而令本就混乱的经济局势再次跌入泥潭。不论是曹魏“三复五铢”,还是还是吴蜀铸造虚值货币,最终失败的结局是必然的。

其实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魏蜀吴三国的货币政策从本质上看,不过是以战争为首要目标的附属产品罢了。曹魏最初想要恢复五铢制度,出发点本是好的,但受制于自身本就稀缺的金属原材料和不完善的货币制度,最终也只能是半路夭折,无疾而终罢了。而吴蜀施行的货币政策则更为激进,更凸显了其掠夺民间财富的本质想法,恢复市场贸易秩序更是无从说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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