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时期，胡惟庸一案影响甚巨，当时有立年见影般的效应。
《明史》上记载：
“帝发怒，肃清逆党，词所连及坐诛者三万余人。乃为《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云。”
只要是明太祖不太待见的，希望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的，主管法律的官员都可以投君所好，套上一顶“胡惟庸同党”的帽子，便万事大吉。
君王威权的恣肆之下，人命如泥沙！牵连被逮的功臣宿将一时俱尽，就不必说了。株连之酷，简直到了不可理喻的地步。
被称为“元四家”之一的大画家王蒙，侥幸活到朱明盛世，可这回终于在劫难逃，其罪名是曾经到胡惟庸私宅观画！面对狱吏，不知道这位画家是否曾以“胡惟庸当时是堂堂宰相”“只是谈艺未涉政治”等作辩词，即便是作了如是辩解，又能如何？总之，王蒙是死在了狱中。
朱元璋在杀胡惟庸次日便急不可耐地宣布：“朕欲革去中书省”。朱元璋废掉丞相，分丞相之权于六部，直接铸就了明清两代的政治格局。
过去丞相权力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有时候可以和君权稍稍抗衡，现在，权力分散，且六部大臣直接由皇帝任命，直接对皇帝负责，只有仰其鼻息都嫌不及的份儿，遑论制衡？君权至此攀爬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峰。
那么，朱元璋为什么要一手炮制胡惟庸案？
如果仅仅是胡惟庸个人品行太差，且喜欢胡作非为，那么，朱元单仅仅杀掉他一个人就够了。可现实并非如此。显然，明太祖对发动这一案件有着深远的谋划。
胡案初起的时候，胡惟庸的罪状只是擅权专断，明太祖要办他是很容易的。然而，这样一条罪状，肯定只够杀胡惟庸一个人，充其量也只连坐其家族。
于是，胡惟庸的罪行越加越多，勾结同党，谋反叛逆，“通倭”“通虏”……这样一来，以“胡党”之名诛杀功臣宿将的理由有了，以“丞相不法”之名废相的理由也有了。
面对此案，小题大做，穷追不舍，朱元璋终于可以借此实施他的多项筹之已熟的计划了。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有了胡惟庸案，朱元璋才想到去大杀功臣、废除宰相，而是他早已胸有成竹，而胡惟庸案正好可以让他名正言顺地实施罢了。
翻阅史料，从字里行间细细揣摩，我禁不住有一种感觉，明太祖对胡惟庸本人未必真的有多大的恶感。对朱元璋来说，胡惟庸只是一颗棋子，一颗能够帮助他走活全盘的棋子。这个全盘无非是废相揽权，以及将功臣宿将一网打尽。
而像吴晗先生所说，借罗织大案、籍没横财以充实国家财政的经济因素未必全无，不过应该只是“搂草打兔子”，属于意外收获吧。
胡惟庸既然有这么多妙用，那他就只剩下了死路一条，而且不能孤零零地死，还必须带着结党谋反等诸多罪名，使得许多让朱元璋心烦的人同入巨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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