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开国20余年，也就是在文帝末年、炀帝初年，国力就已达到极盛，这果真是隋朝治理有方才迅速致富的吗？未必。封建大帝国，从建国到国力鼎盛，大概都要经过6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就以最近的唐朝而论，自618年建国，到唐玄宗开元朝（713年）达到鼎盛，时间大概百年左右。封建王朝的经济是纯粹的自然经济，发展是线性积累，而绝无跳跃性发展的可能。隋朝20年达到鼎盛，国家拥有的财富，自然不是正常积累出来的。
那么从哪来呢？超量赋税收入。
隋朝一直有轻徭薄赋的说法，据《隋书》卷24《食货志》记载，确实也可看到隋朝屡屡减免赋税的诏令。隋灭陈当年，诏免去江表十年的赋役，其余诸州免一年租赋。次年，又下令年满50岁者免于徭役。开皇十二年，因为府库大为充实，又名河北、河东三分之一的田租，府兵则免一半，力役全免。
看起来隋文帝挺宽仁的。但是连续免租减赋的同时，却是民间屡屡受饥的尴尬现实。开皇五年以后，关中连年大旱，山东河南一带连年大水，造成民间严重的饥荒。开皇十四年，也就是文首说到的关中大旱之年，距开皇十二年只有一年多，民间免了一年的田租，多少会有点积蓄，如何荒年一到，竟至于温饱都不能维持，弄得背井离乡，到外地讨饭。
原因就是，隋朝一直以来赋税额度比较重，而不是传说中的轻徭薄赋。对比北朝以来的情况我们就可以发现。
北齐时代，每户垦租2石，义租5斗。绢1匹、绵8两。北周每户，粟5斛，绢1匹，绵8两。隋朝则是租粟3石，绢1匹，绵3两。以粟米为主要参考依据，北周5斛（石），北齐2石，隋3石，比北齐略高，比北周低了40%。字面上看还是不错的。
但隋朝的度量衡比北朝的大，隋朝的斗，以古斗3升为1升，秤同样是古秤3斤为1斤。也就是说，隋朝的3石粟，实际上相当于北周北齐的9石。隋朝的农民，一年要交北周时代近两年的租粟，如此沉重而连续的搜刮，隋朝府库财富自然累积得很快。以至于开国短短十二年，特别是平定陈朝、刚刚经过浩大的军费和赏赐支出后，国库居然逆势而行，存储的盆满钵满了。
在正赋沉重的同时，隋朝还发展出了另外一招，进行财富的快速积累，义仓制度。
开皇五年，工部尚书长孙平上书，建议按照上古时“耕三余一”的政治理想，实行农余储蓄。耕三余一源出于《礼记·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这是个概略的设想本没有什么可行度。隋唐时亩产粟约1.5石，以一户受田80亩为标准，一年约有120石。一家按5口人算，口粮需要大概90石，再扣掉9石地租，日常穿、用以及再生产用的种子，所剩无几。哪里还能耕三余一？除非国家不要租税。
洛阳回洛仓遗址
但隋文帝对这个办法很感兴趣，当即下诏建立了义仓制度。制度设计大概是，农民每年收获后，随其所产的多少，往义仓中存放一定的粮食，以作饥荒时救急之用。但是怎么存、怎么取，比例是多少，并没有明确的规定。由于这是朝廷规定的动作，故而各地义仓都由官府管理，农民支取，需要经过官府批准。
起初实行的几年，官府也不甚在意，农民取用也比较随意。但随着粮食积累较多，朝廷看到了这项政策的潜力：迅速积累财富。
开皇十五年，隋文帝下诏，命令河西陇右诸州将义仓统一纳入州一级官府统管，大大提高了管理权限。文帝的借口是民间义仓取用管理不周到，导致大量损耗，又因西北诸州地处边塞，故而加强义仓的管理。这一政策后来迅速推广到内地所有州县。这就相当于变相地把民间自助存取的粮食，纳入官府的管理之下。在古代缺乏数字化精细化管理的政府体制下，如此巨量的粮食，遭到官吏贪污几乎是不可避免的。隋文帝不可能不知道，而仍然如此规定，无疑是别有目的。
到了开皇十六年，隋文帝的意图暴露的更明显了。当年下诏规定，往义仓中存粮要分三档标准，“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隋书》卷24《食货志》）
最初的自助存取，变成定量强制存入。农民在原有的赋税之上，又加了一笔变相的税。不交还不行，但交了之后就有保障了吗？没有。各地的义仓，遇到荒年需要发粮赈济，动辄要报到中央，获批后才能开仓。炀帝朝山东发生饥荒，齐郡遍地饿殍，管理义仓的官员却不敢擅自放粮。齐郡通守张须陀冒着被治罪的风险强行开仓，后来炀帝获知此事，迫于农民起义的形势才没有治张须陀的罪。
正是在如此巧立名目的榨取之下，隋朝才能在短时间内聚敛令人瞠目的财富。隋朝各地建立起的仓库，存储了几十年吃不尽的粮食，而百姓却在饥荒中苦苦挣扎，最后绝望地饿死。
唐太宗深以为鉴，他说：“（隋朝）仓库盈溢，竟不许赈给，乃令百姓逐粮，隋文不怜百姓而惜仓库，比至末年，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炀帝恃此富饶，奢华无道，遂至灭亡。”（注，《贞观政要》卷8《辩兴亡》）富饶，什么是富饶，建立在农民累累白骨之上的富饶，分明是吞噬国运的大火。这样的王朝，怎能不令百姓痛恨，怎能挡得住农民起义的怒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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