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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征劳工问题如何成为了韩日关系的“在喉之鲠”?

日本制裁韩国,背后的强征劳工问题是如何发酵成为韩日关系的鸿沟的呢?

有条友说是朴槿惠签订了秘密协议,那时候朴槿惠只不过是签署了韩日军事情报保护协定,并在慰安妇问题上试图与日本达成协议,这些韩国反应很大,反对声音强烈,都有报道。说朴槿惠与日本有秘密协议,那根本就是胡扯八道。[抠鼻]当时的青瓦台阁僚,都还在韩国政界活动,也有过多次接触。韩国前驻日大使李洙勋也是本人博士后导师,个中情由,也算了解的。

我也不喜欢朴槿惠,可给朴槿惠扣这帽子,有点过分。

这个问题,其实根子还在朴正熙时期,就是朴正熙时期签署的韩日基本条约,埋下了祸根。

韩国前总理金钟沁的回忆录中对韩日国交正常化交涉有清晰的记录。金钟泌是朴正熙的亲戚,也是主管韩国情报机关韩国中央情报局多年的老情报头子,更是韩国政治史上的“三金”之一,是老牌的政客,也是熟知韩国政治史的人。

金钟泌一直认为韩日关系正常化交涉是他人生中最深刻的记忆,金钟泌感慨称,“民主主义是先吃面包再喝血的产物”,要享受民主,必须要先吃饱肚子,先搞经济建设。金钟泌也因主导韩日关系正常化谈判而被韩国民众称为“比李完用更甚的卖国贼”。(李完用是签署韩日全邦条约的朝鲜五个大臣之首)正是在金钟泌的主导下,韩国政府不顾在野党与学生的强烈反对,于1965年强行与日本签署韩日基本条约。李明博、孙鹤圭、金德龙、李在吾等作为学生代表因示威而入狱。这些人也是在韩国政坛中风云一时的大人物。

扯远了,再回到韩日劳工问题上。当时朴正熙政府签署的韩日基本条约四条协定中,其中之一就是日本强征劳工的赔偿问题。因为朴正熙就是要通过日本的赔款来发展韩国经济,但这势必牺牲相当多数人和历史利益。当时韩国政府向越南派兵也是基于这一认识。

朴正熙政府通过强征劳工请求权协定,获得了日本提供的无偿资金3亿美元,以及长期低息贷款方式提供的2亿美元物资。虽然目前来看,这些钱并不多,但对于当时的韩国而言,无疑是天量资金。因为当时的韩国全年GDP也才2亿美元左右。朴正熙政府以这些资金和援助为基础,建设了浦项制铁,并建成了韩国第一和高速公路——京釜高速,为之后韩国经济的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然,这些投资大都投资到了朴正熙的家乡——庆尚道,这也是其它地区,尤其是全罗道人最感到不满的地方,也是后来撕裂韩国政治和地区政治被突显的原因之一。

在强征劳工请求权协定中,事实上韩日双方对于强征劳工的补偿问题有明确规定。当时确认的被强征劳工约为103万人。协定规定,韩国政府作为国家整体向日本提出赔偿要求,而对于个人的赔偿要求,则由“韩国政府对受害者个人采取个别措施”。换言之,韩国政府无视被强征劳人个人的存在而代替他们“接受”了日本的赔偿。然而,从事实来看,当时的朴正熙政府在接收到相应的赔偿之后,绝大部分的资金与物资都用于了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真正用于受害劳工的资金仅为92亿韩元。

朴正熙政府当时大力压制民间反对声音,不顾民间的强烈反对而强行签署了韩日基本关系条约,引发了韩国民间和反对党巨大的反对浪潮。同样,朴正熙的铁腕做法也进一步撕裂了韩国政治,反对党和民间不断在这一问题上发难,并引发了多次冲突。

这一问题在卢武铉时代有了第一次“翻盘”。2005年,卢武铉政府成立了有民间与官员人员参与的联合委员会,重新调查日本强征劳工问题,时任总理李海瓒与青瓦台民政首席秘书官文在寅都是该委员会成员。该委员会做出结论,再一次向约72631名强征劳工受害者提供了了6200亿韩元的补偿。事实上,这一补偿也带来了另一个问题,也就是说,相当于默认朴正熙政府时代日本提供的3亿美元资金就是请求权协定中日本向受害劳工的赔偿。

但这一补偿性措施并未能平息民间人士的问题,韩国民间对此一直心怀不满,不断上诉和示威。2012年,韩国宪法法院做出裁决,将强征劳工问题再次翻盘,裁定韩国民间个人仍然可以向日本要求赔偿。这一法律解释直接成为向韩日关系投下的“炸弹”。当时的主审法官心情沉重,声称做出如此裁决简直就是“重建国家的心情”。

如此结论不仅将韩日外交关系放在了危险境地,也让韩国面临着巨大的困境:如果依照判决来执行,必将破坏国际条约和国际协定,尤其是与日本的关系;而宪法法院作为韩国最权威裁决机构,又不能不执行。事实上,当时的宪法法院与韩国外交部对于最终裁决的出炉做了非常艰苦的交锋,因此也有相当多的人声称如此裁决是“审判交易”“司法垄断”。而主审法官之一一一名法官也公开发表文章,声称宪法法院的裁决“是在为韩国外交争取时间”,批评韩国政府在如此敏感的外交事件和重大的司法问题上单方面做出决定,损害了韩日关系不说,也再一次撕裂了韩国国内政治。

当然,在当前的情况下,文在寅政府做出如此决定,也有其政治的考虑。首先是打击自由韩国党等保守派,以敏感的韩日关系问题,尤其是强征劳工问题、慰安妇问题等作为韩国民众最为心痛的问题作为入手点,让韩国民众认识到自由韩国党的“卖国”本质,进一步打击自由韩国党等保守势力的大本营,为2020年的国会议员选举打造好的政治基础,冲击2021年总统大选,彻底断绝保守派上台的希望。其次,也是转移国内压力的一种应激反应。面对困难的国际时局,韩国能做的事并不多,而韩日关系中,日本不断通过其它事件挑战韩国政府,如对朝问题上,日本在南北关系转好的情况下,依然要求制裁朝鲜,这严重不符合文在寅政府的外交方针。再次,也是突显文在寅政府解决经济问题的手法。对于经济困难重重的韩国而言,在中美贸易摩擦日趋激烈的情况下,如何站队都是一个大的难题,而引爆韩日关系中的赔偿问题,也意在使民众明白,是周边环境出了问题,而非文在寅政府无能。

当然,想归想,做归做。日本做出的激烈制裁措施也使韩国非常困扰,出乎意料。究竟能否实现文在寅政府的目的,包括韩日关系还有很大变数,还需进一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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