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击败了公孙瓒，据有北方之地的袁绍向南与曹操争夺天下，于官渡与曹操相持。为标榜自己大义在握，师出有名，鼓舞士气，袁绍命幕僚，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作声讨曹操的檄文，史称《为袁绍檄豫州文》，檄文以雄劲之笔法，掷地有声，历数曹操及其父曹嵩、其祖曹腾之罪恶，其中指责曹操有盗发陵墓的恶行：
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中指责曹操盗墓
这段文字里提到了两件事：
- 曹操亲自率兵盗掘了西汉梁国诸侯王梁孝王之陵墓，毁坏棺材，将梁孝王的遗骸暴露于外，掠夺了陵墓内的金银财宝。
- 曹操设立了专门盗墓的官职“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
后来曹操击败袁绍，陈琳被俘，曹操提到檄文一事，也只是责备陈琳不该罪责其父祖：
官渡之战后，曹操责备陈琳不该罪责其父祖
而对于檄文中所指责的盗发梁孝王墓和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诸职并无辩解。
这种态度十分耐人寻味，对于盗墓一事，曹操的不辩解，后人多说是曹操对此事的默认，认为曹操确实盗掘了梁孝王陵墓，并首开了官方专职盗墓机构之先河。
其实，曹操的不辩解，也可以看作胜利者的高姿态，无需就污蔑之词对俘虏和天下人解释。
历史上，曹操是否干过这些令“圣朝流涕，士民伤怀”的恶行呢？
曹操是否盗掘了梁孝王陵墓和设置盗墓官职吗？
一、东汉末年惨烈的盗墓风潮
中国自古以来有“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传统思想，提倡人死后的厚葬，将死者生前的珍爱之物和其它有价值的物品进行陪葬。陪葬的物品越多，价值越高，越体现死者生前的身份和生者对死者的敬重，但这一厚葬风俗，也为觊觎墓中财物的心怀不轨者提供了机会。
官盗盛行：
东汉末年，天灾、瘟疫、战乱，三难并发，使得天下动荡，整个社会陷入崩溃，以至于“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整个社会都失去了道德和秩序的约束，有兵有势的诸侯军阀为或为了筹集军饷扩充自己实力，或为了一己私欲贪图财宝富贵，在收刮金银、网罗财宝上无所不用其极，人性黑暗的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
《后汉书·董卓列传》记载了董卓在面临诸侯讨伐时，挟持汉献帝西迁长安，临行时，焚烧了洛阳的宫殿房舍，将洛阳数百万人口强制迁移往长安，并命令吕布盗发洛阳一带的汉朝诸帝和其他皇亲贵族、公卿官宦的陵墓:
董卓派吕布盗发了洛阳一带的陵墓
东吴的孙氏政权也对境内的大型陵墓进行过盗掘。《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裴松之注引《魏晋世语》的记载，东吴孙权派人发掘了汉初长沙王吴芮的陵墓：
黄初末﹐吴人发长沙王吴芮冢﹐以其砖于临湘为系坚立庙。
又，清代笔记《广东新语》记载，孙权曾经想要盗掘南越王赵佗的陵墓，但在派遣交州从事吴瑜查访寻找未果后，找到了赵佗后代赵婴齐之墓，于是进行了发掘：
孙权欲寻赵佗墓而不得，掘赵婴齐墓
诸侯军阀们的盗墓，由于其人力充沛、组织性强，多针对王公贵族以及高官豪强的大墓进行破坏性发掘，许多大墓的防盗设施在官盗面前形同虚设，一次发掘即有大量收获。
孙权政权亦盗发了境内许多陵墓
民盗惨烈：
相比于官盗的有组织、有规模，目标范围相对窄，民间的盗墓活动呈现出规模小、频率高、目标范围广等特点，许多寻常人家的墓是民间盗墓贼的主要目标。
据西晋《博物志》记载，东汉末年有个名为李娥的六十岁老妇人病死，埋葬在城外，其邻居知道她家中富裕，于是去盗发其墓，遇到李娥死后复活。
《博物志》又记载，汉末有人盗掘了西汉权臣霍光女婿范明友之墓，发现里面陪葬的一名奴仆还活着。
东晋«搜神记»记载，汉灵帝时，有群盗掘开了汉桓帝嫔妃冯贵人的坟墓，见到尸体如生。
宋代《太平广记》记载，东汉末年有盗墓贼盗掘了一座西汉宫女的坟墓，开棺后发现本应死去多年的宫女竟然还活着。
……
虽然《博物志》、《搜神记》、《太平广记》等书籍多收录神怪故事，上述所记载之事情节离奇荒诞，其历史背景却都是东汉末年，可见汉末猖獗惨烈的盗墓风潮对于后世文学作品的影响。
《太平广记》记载了许多东汉末年盗墓故事
正是有感东汉末年乱世之中惨烈的盗墓风潮，曹操、曹丕父子都对身后事作出了薄葬的安排。曹操在死前的遗令中要求：
敛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
曹丕后来在建造自己的陵墓时，也在规定自己身后事的《终制》（即《营寿陵诏》）中感叹道：
曹丕对于汉末盗墓风潮的感叹
并在要求自己的丧葬实行薄葬：
曹丕对自己身后事作出了薄葬的安排
但讽刺的是，尽管曹操在遗命提出了薄葬的要求，但却不能在死后约束后代继部下对于葬礼的具体执行。2009年，考古部门对位于河南安阳的高陵进行发掘研究后，确定了该处为曹操之陵墓，同时，也发现了该陵墓被盗掘的痕迹，并出土了墓中剩余的200多件金、银、玉、石等珍贵文物。可见，曹操对于薄葬的遗命并没有得到彻底执行，曹丕出于展示孝道和对曹操皇帝身份的追授，仍然对曹操进行了厚葬，以至于在后世引来了盗墓贼。
河南省安阳市曹操墓出土文物
二、曹操盗墓之说的疑点
陈琳檄文中提到的梁孝王陵墓的主人，系西汉时汉景帝刘启胞弟，梁国王刘武。刘武并非一般的平庸诸侯王。其在七国之乱时死守梁国国都睢阳，令吴、楚叛军久攻不下，保卫了西汉都城长安。由于功盖当世，又是深受窦太后宠爱的幼子，于是刘武对皇帝之位起了觊觎之心，想要在景帝死后继帝位。后来刘武于公元前144年6月患病，不久死去，葬于芒砀山，谥号为孝王。
梁孝王陵墓之所以被盗，系因为陵墓中随葬有大量金银财宝。因刘武在世时，深受窦太后宠爱，被封为梁国王，梁国封地广阔，城市与人口众多，经济繁荣，长年以来积累了丰厚的财富。
梁孝王陵墓中陪葬有大量黄金
梁孝王死后，朝廷以皇帝规格下葬，大量的金银财宝被陪葬与陵墓，在引起了历朝历代众多盗墓贼的觊觎及盗掘后，于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国家对梁孝王陵墓进行的多次抢救性发掘工作中，还出土了金缕玉衣等大量珍贵文物。梁孝王初下葬时，陪葬财物之丰厚，可见一斑。
梁孝王如此特殊的身份和陵墓，如果以曹操之地位亲临盗掘，一定是轰动天下的大事，但有以下疑点，使得檄文中提到的曹操盗墓之事扑朔迷离。
梁孝王陵墓
其一，刘备、孙权等政敌对曹操盗墓、设官二事只字不提。
按说，盗发梁孝王陵墓和设立盗墓官职，被檄文公诸于众后，一定会轰动天下，对己是尴尬难堪的丑闻，于敌是舆论攻击的口实，政敌们怎么会对这么大的一个污点不加以利用呢？奇怪的是，除了袁绍在大张旗鼓宣传外，曹操其他的朝廷内外敌人均未提到过这两件事。
如果说朝廷内的官员迫于曹操淫威而闭口不言，但刘备、孙权等外部敌人无此顾虑，为什么也只字不提呢？
正史、野史均无记载东吴一方对于陈琳檄文中提到的盗掘梁孝王墓和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之事有何言论。如果说孙权早就存着自立之心，与汉室朝廷无多大感情，对于曹操盗掘梁孝王陵墓毫不在意，又因东吴自己也有盗掘陵墓之事，也不太好指责曹操设立盗墓官职，所以对这两件事只字不提。但作为汉室宗亲的刘备，对此事不发一言，就大有问题。
孙权君臣从未评价过曹操盗墓之事
刘备祖上为中山靖王刘胜，刘胜系汉景帝刘启之子，梁孝王为刘启胞弟。梁孝王一脉虽与刘备不同系，却同属一祖。掘其陵墓与掘刘备祖坟性质差不了多少，但正史、野史乃至传说演义，均无记载刘备对此事有何评论。
公元219年，刘备进位汉中王，在诸葛亮、关羽、张飞、马超等人给汉献帝的联名上表中，全文636字，指责曹操的有128字，占全部篇幅的20%，无一字提到曹操盗墓诸事。
刘备自己给汉献帝的上表中，全篇479字，亦无一字提曹操盗墓之事。
公元220年，曹丕废黜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自立为皇帝，次年（公元221年）刘备登基称帝，登基前，在蜀汉群臣的劝进表中，对曹操的指控也无一字提到上述盗墓诸事。
作为“汉贼不两立”的政治死敌，如果曹操确有盗掘梁孝王墓一事，刘备不应放过这一滔天罪状，应该抓住各种机会大书特书，以从舆论上证明曹操“实乃汉贼”，进而剥夺曹操政治上的正当性。但蜀汉一方无任何人提一字，只有一种可能，即曹操盗掘梁孝王陵墓一事为陈琳檄文杜撰，刘备的蜀汉一方不会拿杜撰的事评击曹操，在舆论上徒增笑柄。
刘备之蜀汉对于曹操盗墓之事未置一词
其二，“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品秩颇高，但正史无记载
中郎将一职为秦时初设，西汉时为统领皇宫禁军侍卫的将领，至东汉末年，中郎将一职不再限于禁军侍卫统领，凡统军将领皆可加封此官。至于中郎将的品秩等级，据《汉书·百官公卿表》记载：
中郎将品秩较高，非一般人可封赏
“石”为汉代官职品秩单位，二千石为一个阶级，其中又分为中二千石、二千石、比二千石三级，比二千石即低于、次于二千石之意。
可见，中郎将为品秩仅次于郡太守的中级军官职务。从以下担任中郎将的东汉末年人物来看，凡担任中郎将一职的，都非无名之辈：
- 诸葛亮：军师中郎将
- 庞统：军师中郎将
- 徐庶：右中郎将
- 曹丕：五官中郎将
- 张郃：宁国中郎将
- 周瑜：建军中郎将
- 吕蒙：横野中郎将
- 蒋钦：讨越中郎将
......
刘备称汉中王时，诸葛亮任军师中郎将
校尉一职也为秦代设立，两汉时期为主管京畿卫戍军队的将领。东汉末年，战乱频繁，积有战功的军人越来越多，校尉与将军、中郎将等军职广泛加封，它们之间的等级高低顺序为将军高于中郎将，中郎将高于校尉。
以下为东汉末年至三国时期担任过校尉官职的人物，都是非常之人：
- 曹操：典军校尉
- 袁绍：中军校尉
- 法正：军议校尉
- 费祎：昭信校尉
- 孙策：怀义校尉
- 孙权：奉业校尉
- 鲁肃：奋武校尉
......
能够担任校尉一职的，同样也是能够史上留名的著名人物。
赤壁之战时的鲁肃为奋武校尉
由此可知，能够担任中郎将和校尉之职的，都非泛泛之辈，如果曹操真的设立了两个专职盗墓的中郎将和校尉，则担任该职之人必定史上留名，但陈琳檄文中仅说曹操设立了这两个官职，却并未说明担任该官职的为何人。如果说因盗墓而设的官职，任职之人羞于扬名，故不得知。但这里又产生两个疑点：一是曹操命人担任这两个官职，必然不是随意指派，不管是由军中人员还是草莽之士充任，必定是能够正常出入曹操军营而不被防范之人，这样的人不被人认识不可能的。二是曹操如果亲自带领军队大规模发掘陵墓，则具体实施的必然不是“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等少数人员，而是大队人马出动，这种情况下想要隐瞒姓名也是不可能的事。檄文都能得知这两个专职盗墓的职务存在，又如何不知道任职人员姓名？
而据史册所载，确实设置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这两个专职盗墓官职的，系南北朝时南朝刘宋前废帝刘子业所设。刘子业于书中（大概也是陈琳檄文）得知曹操设立盗墓官职一说，于是学着设置了“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二官，分别由建安郡人王休仁、山阳郡人王休祐担任。这是史上有确凿记载的盗墓官职及人员姓名。
南朝刘宋皇帝刘子业是有确实记载设置盗墓官职的第一人
其三、陈琳当时作为曹操敌对方的一员，文中所言是否客观可信？
如前所述，既然与曹操同处一个时代的政敌刘备、孙权等人都对曹操盗掘梁孝王陵墓、设立盗墓官职一事不置一词。历朝历代的正史和野史等史册也无记载所谓“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诸盗墓官职到底为曹魏一方的何人所任。那么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下，陈琳这篇檄文到底有多大可信性。
陈琳作为中国文学史上赫赫有名的“建安七子”之一，文章以文笔雄壮、大气磅礴著称。陈琳曾先后为何进主簿、袁绍幕僚、曹操司空，历经三主，所写作品多为政治性质，说明他在建功立业方面是有所追求的。作《为袁绍檄豫州文》时，正是官渡之战初期，两军相持不下，袁绍急欲提振士气，争取舆论。
檄文中，除对于盗墓的指控外，所举其他事，如曹操诛九江太守边让、杀议郎赵彦、将太尉杨彪下狱等，都是确凿之事，为实。而指责曹操“好乱乐祸”、“五毒俱至”、“贪残虐烈无道”，则为立场对立的溢恶之词，为虚。文章虚实结合，洋洋洒洒，掷地有声，让人读来顿生对曹操的恶感。
陈琳是著名的“建安七子”之一，当时为袁绍幕僚
而后来，曹操在战胜袁绍俘获陈琳，责备其在檄文中不该罪及其父祖时，陈琳答之：“矢在弦上,不可不发”其言语尽显无奈之情。从其中，我们可以看出以下两点值得思考之处：
一是陈琳为袁绍作檄文，并非陈琳自己主动意愿，而是主上命令，不得不从。陈琳作此文时，未必没有袁绍及其幕僚的参与，袁绍等人更是不会说曹操的什么好话。在这种情况下，如何能保证文中所有内容都是客观真实？
二是陈琳作为袁绍的幕僚，要在檄文中对主上的敌人进行舆论攻击，自然要极尽贬低抹黑之事。而东汉末年惨烈的盗墓风潮，是有伤天和，严重违反道德伦理之事，引用至曹操身上，可谓再好不过。文中前面先是指控了曹操杀害和禁锢边让、杨彪等人诸多真实事件，读来义愤填膺之际，谁又会怀疑曹操盗墓之事的真伪呢？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推断出，陈琳作为曹操敌人的一方，其檄文声讨之言乃虚实结合，对于指控曹操盗墓之事是否真实，是有值得商榷之处。
官渡之战时的袁绍
由于《三国演义》的流行，作者罗贯中的尊刘抑曹思想也广泛影响了很多人，以至于许多人谈及曹操，多以戏曲中的白脸奸臣形象为脸谱化。我们抛开演义小说的影响，从严肃的历史角度来看待陈琳檄文中所言曹操盗墓一事，不能以“别人都做过，你也一定做过”的先入为主的态度来看待曹操，单凭政敌的一篇檄文就来断定曹操一定做过这些事。
在当时乱世之中，道德和秩序都失去了约束力的前提下，空谈道德良心只是虚幻，只有壮大实力才是现实，诸侯豪强行事越发肆无忌惮，盗掘陵墓既无有司惩治，也无良心压力，正是他们搜刮财宝，充实军资的重要手段。而根据前面诸多史料和逻辑分析来看，曹操对于官盗其他陵墓之事或许有之，但盗掘梁孝王陵墓和设立“发丘中郎将”、“摸金校尉”诸官职之事，则未必是其所为。
参考史料：
《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三国志·魏书·董二袁刘传》裴松之注引
《后汉书·董卓列传》
《三国志·魏书·诸葛诞传》裴松之注引
《广东新语》
《博物志》
《搜神记》
《太平广记》
《三国志·魏书·文帝纪》
《史记·梁孝王世家》
《三国志·蜀书·先主传》
《南史卷二·宋本纪中第二》
《汉书·百官公卿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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