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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洋军阀的游戏规则,犹如小孩玩耍,不服就打,打完自便(随笔)

北洋军阀政府统治中国的时间并不长,大约从上世纪的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取得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一职,3月10日在北京就职,逼迫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迁往北京开始,到1928年张学良统领的奉系同意加入国民政府宣告结束,总共17年时间。

北洋政府


北洋军是指出现于渤海、黄海、朝鲜半岛一带的近代军阀,故此其掌握的政权被称为北洋政府;因为其政权机关设在北京,故而又被称为北京政府。

北洋军阀中人们比较熟知的有张作霖、吴佩孚、段祺瑞、冯国璋、张宗昌、徐世昌、曹锟、冯玉祥、孙传芳、孙殿英、张勋等。这不长的17年,特别是袁世凯独裁统治被推翻后,北洋军阀遂分为直系、皖系、奉系三大派系。他们各自为政,连年混战,这或许可以算作中国近代史上最混乱的时段。军阀们相互之间时不时地开战,今天我打跑了你,明天你消灭了我,你方唱罢我登场,闹的鸡犬不宁。最倒霉的当然是普通老百姓。因为,到处是战火硝烟,哪里都不太平,哪里都不安定,严重影响了人们的正常生产和生活。

军阀混战


不过,凡是通晓中国近代史的人,都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那就是这些穷兵黩武、好勇斗狠的北洋将军们,在战场上,他们把打仗这种人类历史上最残酷的行为特别当回事,按现在的话说就是“敬业”。战场上两军对垒,针锋相对,你死我活,谁也不让谁;但是,战争一旦结束,这些把中国大地蹂躏得一塌糊涂的东西们,似乎立马像换了一个人似地,战争胜利者和战争失败者,各安天命。胜利者占领该地,成为统治者;失败者乖乖走人,想在哪儿定居,自便。战胜者一般不会难为、追杀、残害失败者。似乎就像天真无邪的小孩子们玩“过家家”游戏,玩儿的时候争得面红耳赤,游戏一结束便什么事都没有了。其实,这也真怪不得他们,平时整日价忙着打仗占地盘,尽管相互之间早有耳闻,互相仰慕,英雄相敬,惺惺相惜,但是真要见一面也真的很不容易,只能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

1920年7月,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与奉系军阀张作霖联手,摧毁了皖系军阀段祺瑞;1922年4月,曹锟和吴佩孚联手,打败了张作霖;1924年10月,张作霖和冯玉祥里应外合,击溃了曹锟和吴佩孚,把段祺瑞请回了中央。后来,张作霖和阎锡山、张宗昌搞统战,打跑了冯玉祥,赶走了段祺瑞。再后来,南方革命军北伐击溃了所有北洋老将,北洋政府宣告结束。新军阀蒋介石同样对战败者没有斩草除根,只是让他们退出军界和政坛,找一个相对平静的地方,颐养天年。

天津居士林


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沉思且不得不思考的问题。这些在我们的正史、教科书中面目狰狞、杀人如麻、让人看到姓名就厌恶的老式将军,究竟是一帮不讲什么规则,见面就打的乌龟王八蛋?还是一群温文尔雅、打仗都忘不了礼教约束的儒将雅士呢?

据史书记载,当初段祺瑞打不过曹锟、吴佩孚,便立即宣布休战,承认失败,并向徐世昌总统请辞,然后离京,定居在了天津。

你以为当时的天津那是个什么地方?那是几天前段祺瑞还与之交战的敌方首领曹锟将军的老家!是曹锟誓师讨伐段祺瑞而设的大本营!然而,段祺瑞恰恰选择在那里定居,而且一住下来便与张作霖、孙中山联络,反对曹锟、吴佩孚政权。

后来,曹锟失败了,仍在中南海总统府居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也回到了天津定居。而吴佩孚呢,先是败退湖北,流落四川,最终辗转又回到北京定居。

吴佩孚一见到张学良,立刻气势汹汹厉声质问:“日本人打到了家门口,侵占了咱东三省,你为什么不抵抗?”

可见,政见不同可以公议,国会上争吵,报纸上辩论,说不通谈不拢,就拉开架势真刀真枪干一仗,打胜了占领并统治;打败了愿赌服输,任其自便。如果你不服输,就去养精蓄锐,招兵买马,咱们再打。假如不想再打了,去当无事贵族、懒散“寓公”享清福,没有人追杀你;我消耗的是你的军队和势力,而不是你这个人。这就是这些北洋老将军们的雅量,也是他们的游戏规则。

北洋军阀曹锟


这里举几件和本文不对题的事例或许也可以从侧面反映出这些北洋老将军们的行为准则。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对徒手请愿的学生开枪,当场打死47人,伤200多人,酿成震惊中外的“3.18”惨案。鲁迅先生在杂文《纪念刘和珍君》里曾愤笔声讨过。据传,惨案发生后,作为民国总理的段祺瑞当即赶到枪杀现场,面对血淋淋的死者遗体痛哭流涕,长跪不起,深切谢罪,并表示要惩办凶手,后来终身食素,以示忏悔。至于他究竟当时心里怎么想,实际上是不是他下令开的枪,至今没有找到可靠的史料,学术界也一直有分歧。不过,在行动上,据说段祺瑞承诺的两个条件确实没有食言,全都做到了。他下野定居天津日租界寿街后,在家里专门辟出一间佛堂,每天清晨起来即焚香诵经,吃斋念佛。段祺瑞喜欢吃南方的豆豉,同时也爱吃鸡蛋;据说为了吃鸡蛋还让人养了几只母鸡,不让养公鸡,他说这样的蛋是“素蛋”。

当然,史学界还有另外一种说法。说段祺瑞在北洋政府时期,那是标准的强势派人物,让他“赶到(三一八事件)枪杀现场,面对血淋淋的死者遗体痛哭流涕,长跪不起,深切谢罪,并表示要惩办凶手,后来终身食素,以示忏悔”?这绝无可能。可不管怎么说,“3.18”惨案后,段祺瑞的确是辞职了,并移居天津,当了寓公,这倒的确是真的。

段祺瑞定居天津后,围棋成了他唯一的嗜好,并且据传后来很有造诣,曾经和一位日本国手切磋过棋艺。抗战爆发后,汪伪政府介于段祺瑞的名望,曾经专门派人到天津请他出山,并许以高官厚禄;不料,却遭到这位当初亲日的北洋军阀首领的断然拒绝。此后,段祺瑞的生活一度十分潦倒,蒋介石得知情况后,感念他的民族气节,让下属送过几次钱,让他得以安享晚年。段祺瑞一生清廉,不敛财,不任人唯亲,是当时有名的“六不总理”:不贪污,不卖官,不抽大烟,不酗酒,不嫖娼,不赌钱。

北洋军阀段祺瑞


北洋将军里实力最大、争议也最大的可能就是吴佩孚了。据史料记载,吴佩孚生于1874年,22岁中秀才,24岁投笔从戎。由于他头脑聪明,才华出众,办事认真,做事果断,入伍不久很快得到了日后成为民国八大总统之一的曹锟的信任。也可以说,如果没有吴佩孚的帮衬,也许曹锟也不一定能成为民国总统。

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授予吴佩孚全权指挥,结果,吴佩孚以五、六万人马之寡,在兵力、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作战一个多月,一举击溃了张作霖12万余人。奉军被打死、打伤、投降及逃亡人数达10万人,仅余两万多人逃出了山海关。这次战争使吴佩孚达到了他军事生涯的颠峰,被称为“大帅”,名望随后扶摇直上。他坐镇洛阳,拥兵数十万。据说仅他的直属部队五个师和一个混成旅就有10余万人,控制着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省。

1924年9月8日,吴佩孚以“中国最强者”成为第一个亮相美国《时代周刊》杂志封面的中国人。当时很多人认为他“比其他任何人更有可能统一中国”。

期间,有一个小故事,或许也可以间接证明吴佩孚这个人的秉性。由于吴佩孚不仅身居高位,且长得英武洒脱,多才多艺,曾经采访过他的一位外国美女记者深深被他的个人魅力倾倒,多次给他写情书,要求嫁给他;他每次看过情书后总是一笑置之。一天,侍从人员进来递给他一封信,并告诉他,那位外国女记者又来了,声称不给回话,今天就再也不走了。吴佩孚沉吟片刻,挥笔在来信上批了八个字:“老妻尚在,不敢从命”。

时代周刊上的吴佩孚


吴佩孚兵败后,许多人惋惜“中国失去了一位最有可能统一国家的人。”“9.18事变”后,吴佩孚流落四川,日本人企图在中国培植一个傀儡政权,达到他们“以华制华”的目的,首先想到的一个人就是吴佩孚。并愿意助他“步枪10万支,机枪2000挺,大炮500门,子弹若干,助款百万”,让吴佩孚东山再起。

吴佩孚戎马一生,当然知道日本人的险恶目的和用意,因此断然拒绝了日本人的条件。吴佩孚后辗转回到北京后,一见到亲自来迎接他的张学良,第一句话就是怒气冲冲地质问:“9.18为什么不抵抗?”弄的张学良十分尴尬,哑口无言。

当他得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后,为表示抗议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暴行,吴佩孚绝食一天。据有人考证,吴佩孚后来的突然去世,极有可能也是日本人搞的鬼。

这件事是这样的。一天,吴佩孚家里吃鱼,嗓子眼卡了一根鱼刺。本来是很好处理的一件事,只要用镊子把鱼刺夹出来就行了。结果,来给他处理鱼刺的那个日本医生,却把他的喉咙用刀拉开了。吴佩孚因此莫名其妙离开了人世。

董必武评价吴佩孚有两点和其他军阀不同,一是在失败时,不出洋,不去租界避难;二是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好几个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军,却没有私蓄,没置田产,十分清廉,难能可贵。抗战胜利后,为表彰吴佩孚的民族气节,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上将。

军阀混战


闲话搁过,还是回到北洋老将们的游戏规则上。那时有两个词十分盛行,一个词是“讨伐”,另一个词就是“驱逐”。讨伐,就是咱们前面所说的打仗,摆开阵势干一仗。至于驱逐,尽管也免不了小打,但通常还是以大兵压境恐吓,让其自动撤出占领地为主。

当然,既然是游戏规则,有人遵守就有人破坏。比如孙传芳,就是一个这样不守规矩的家伙。1925年11月,第二次直奉大战,孙传芳部谢鸿勋师与张宗昌部的前敌总指挥、济南镇守使施从滨部遭遇,施从滨兵败被俘,解至蚌埠,孙传芳命令立即处死。孙传芳的幕僚曾经劝告他:“我们打内战是有游戏规则的,不杀俘虏,不如押送南京监禁起来。”孙传芳不听,结果施从滨被残忍分尸,并暴尸数日。

“9.18事变”以后,孙传芳寓居天津。当时,原皖系国务总理靳云鹏也在天津。在靳云鹏劝说下,孙传芳皈依了佛门。1935年11月13日,正在佛教居士林做法事的孙传芳被施从滨之女施剑翘近距离连射三枪,当即身亡。应验了不守规则者的下场。

施剑翘为父报仇


然而,让人为之感慨的是,无论是军阀混战中遵守游戏规则的,还是破坏游戏规则者,在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这些在日本人一进中国就被列为“重点争取合作”对象的一代有血性的中国军人、北洋老将军们,除了“东陵大盗”孙殿英等极个别小军阀外,竟很少有人当汉奸!张作霖、吴佩孚更是由于拒绝当汉奸而被日本人直接害死。

曹锟,历史上名声不太好,以“贿选总统”出名。但是,就是这位名声不太好的人,面对日本人的引诱、拉拢,毅然说:“宁肯喝稀粥,也不能给日本人办事”。

孙传芳这个不守游戏规则者,在内战中杀了许多俘虏,皈依佛门后,他深知自己罪孽深重,许多人可能会找他复仇,有人曾经劝他归顺日本人,便可以保命,他却说:“咱宁可死在同胞手里,也不能伺候日本人。”最后竟一语成箴,被施从滨女儿杀了。

可见,在民族危亡的大是大非面前,这些北洋老将军们就这样向国人和历史交上了他们人生最后的试卷,为自己书写了他们最后的荣光。他们无疑是在向历史证明,他们尽管好勇斗狠,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做人底线、人格,并不像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一群四六不分、毫无原则和气节的混蛋和莽夫。我们在否定那段混乱的历史时期,否定他们不顾老百姓死活,疯狂掠夺地盘的同时,也应该肯定他们作为一个中国人的人格、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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