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清朝（1616年—1912年）是中国历史最后一个大一统封建王朝，共传十一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
1616年，建州女真部首领努尔哈赤建立后金。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1644年明朝灭亡，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入关，同年顺治帝迁都北京，从此清朝取代明朝成为全国统治者。在随后的二十余年间平定大顺、大西、南明等政权。后又平定三藩之乱、统一郑氏台湾，逐步掌控全国。
清朝前期疆域（1820年）
康雍乾三朝走向鼎盛，在此期间，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在原有的体系框架下达到极致，改革最多，国力最强，社会稳定，经济快速发展，人口增长迅速，疆域辽阔。多民族国家得到统一巩固，清朝统治者统一蒙古诸部，将新疆和西藏纳入版图，并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最终确定了中国近代的版图，积极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但是封建专制也推向了最高峰。中后期由于政治僵化、文化专制、闭关锁国、思想禁锢、科技停滞等因素逐步落后于西方。
鸦片战争后多遭列强入侵，主权和领土严重丧失。也开始了近代化的探索，进行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等近代化改革。甲午战争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使得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清朝后期，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清朝统治瓦解，1912年2月12日，北洋军阀袁世凯逼迫末帝溥仪逊位，颁布了退位诏书，清朝从此结束。
清太祖高皇帝努尔哈赤
清代是距离我们最近的历史王朝，首崇满洲是社会管理的核心思维，虽然满汉一家的提法一直促进了社会的大融合，但毕竟是封建社会的通知思维模式。所以在对外开放的发展上就采用了闭关锁国的落后政策。导致中国社会和世界的领先状态或者同频发展步伐受阻，使得我国开始逐渐陷入落后的境地，直至近代史的开端，成为了我国最耻辱的一段历史时期，使得几千年的历史文明成果积淀受损受难。
1735年弘历继位，即乾隆帝。乾隆帝执政期间，文治武功方面都有建树，为巩固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发展清朝鼎盛局面作出了重要贡献，但也是在他统治期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也逐步落后世界的浪潮。
世宗宪皇帝胤禛
西方传教士将中国文化介绍给欧洲人，引发18世纪中国风的热潮。欧洲人追崇中国文化、思想与艺术，到18世纪末，清朝鼎盛进入尾声，欧洲人出现负面评价。与乾隆帝不欢而散的英国特使马戛尔尼认为清朝已经衰落。
由于吏治的腐败，导致海关走私严重，鸦片贸易猖獗，1839年，道光帝为解决鸦片的弊端，派林则徐到贸易中心广州宣布禁烟。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在1840年发动了鸦片战争，清朝战败，被迫求和。1842年，被迫同英国侵略者签订了不平等条约——《南京条约》，开启了中国近代史。
清版图变化图
领土范围
1760年，平定准噶尔汗国的清朝疆域达到极盛，东北与俄罗斯帝国分界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与外兴安岭，这条疆线直到鄂霍次克海与库页岛；正北与沙俄分界萨彦岭、沙毕纳依岭、恰克图与额尔古纳河；西北与哈萨克汗国等西北藩属国分界萨彦岭、斋桑泊、阿拉湖、伊塞克湖、巴尔喀什湖至帕米尔高原；西南与印度莫卧儿帝国、尼泊尔、不丹等国分界喜马拉雅山至野人山；正南大致上与现今我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分界相近，包含南坎、江心坡及缅甸北部等地；东与日本、琉球分界日本海与东海，与朝鲜王朝沿图们江、鸭绿江分界；清朝还领有台湾、澎湖、海南及南海的南海诸岛（时称千里石塘、万里长沙、曾母暗沙），极盛时期总面积可达1316万平方公里，至晚清1908年缩水至1135万平方公里。
清乾隆帝
藩属国
清朝藩属国最多时有19个，早在皇太极、康熙时期就有朝鲜与琉球国。到乾隆时期扩充到东南亚地区的安南（越南）、南掌（今老挝）、缅甸、暹罗（今泰国）、柬埔寨、兰芳共和国（今加里曼丹岛西部）以及吕宋、苏禄（于西班牙统治菲律宾群岛后相继消失）；南亚地区有廓尔喀（尼泊尔）、哲孟雄（锡金）、不丹与拉达克（归驻藏大臣管辖）等国；中亚地区有哈萨克汗国、布鲁特汗国、浩罕汗国、布哈拉汗国、爱乌罕（今阿富汗）、巴达克山与干竺特等国。
清代农业
清朝采取开垦荒地、移民边区及推广新作物以提高生产量。由于国内与国外的贸易提升，经济农业也较发达。清初为缓和阶级矛盾，实行奖励垦荒、减免捐税的政策，内地和边疆的社会经济都有所发展。至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的封建经济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有一种说法是清朝的经济和人口的增加主要归因于美洲作物番薯，称所谓的“康乾盛世”为“番薯盛世“。于是中央集权专制体制更加严密，国力强大，秩序稳定。清朝初期大力推行圈地、投充等恶政，极大破坏了中原地区的经济；重农抑商，制约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由于清朝人口成长超过可耕地发展速度，如何维持庞大人口有赖占城稻与一些新的粮食作物。占城稻在中国有一段长期的发展时间，到明清时期发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获的品种，使得二次收获，甚至三次收获变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种植。从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间，稻米产量以及耕种面积都增加一倍。一些从美洲引进的粮食作物也开发许多原先不擅种植的地形，以提高粮食生产面积。例如比较干旱的高原有赖玉米与甘薯，更加崎岖的山地则依靠马铃薯。到嘉庆年间，这些高原都种满新一代的粮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则大量种植花生，约十八世纪到十九世纪才由南方推广到北方。
清代酒业
清代时期一样也有酒禁，但相对来说是在初期或有战争的时期。后世的清朝皇帝根据努尔哈赤的训令加上国家的实际情况，一直对于民间酿酒明令禁止，酿酒业一直被国营所垄断，清朝国营所酿的酒第一价格贵、第二不容易购买，而且酒在中华传统文化中不仅仅一种消愁的饮品，还是餐桌上交流感情、文人骚客发泄不满的的重要方式，中华上下五千年的饮酒历史已经形成了一种酒文化，无法割舍，到了雍正年间，虽然国家还是严格禁止，可是民间酿酒之风却屡禁不绝。民间私人酿酒所使用的原料并不是人能够使用的粮食，基本都是一些高粱、谷糠、豆皮，使用这些原料进行酿酒不足以影响民生，如果朝廷继续禁止民间酿酒，只能不利于民生，如果朝廷允许民间酿酒，不但使百姓得到了方便，还能为朝廷带了一大笔额外的税收。
清代时期，原先酿造及饮用黄酒的人，逐渐对烧酒产生出浓厚的兴趣，烧酒也就在更大范围内推广起来。由于烧酒便于长期存放，那些酒业不发达的地区，从外地购买酒，一般都选用保存期长的烧酒。如乾隆初年的甘肃巡抚德沛就说：“北五省民风朴素，惟镇市集始黄酒，其僻壤穷陬，凡于婚丧礼仪，无一非尽用烧酒者。”
清代酿酒筒
有清以后，北方的烧酒产量快速增加，烧锅遍布多省。史称“且通邑大都，车载烧酒贩卖者，正不可计数”。 由于烧酒产量扶摇直上，粮食消耗过多，所以清朝伊始，执政者便下大气力控制民间烧酒生产规模。康熙皇帝为培育国力，节省粮食，屡次下令“严禁烧锅”，但与此同时，国家并不禁止黄酒和果酒的酿造，甚至鼓励果酒生产，以文章来源于佳酿网减少粮食消耗。到了康熙后期，社会经济趋于稳定，粮产增加，烧酒之禁便略有放松。
雍正朝也曾采取禁止烧锅的酒业政策，但有时会把禁驰尺度交由地方官去把握。乾隆即位之初，禁酒偏严，屡次下令减少烧酒产量，乾隆二年即有严厉的“禁烧锅之旨”，责令各省官员亲督查办，后来又多次采用控制酒曲的方法来禁酒。在此之间，朝廷上下就禁弛烧锅之事屡加争论。直到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仍在上送“禁止烧锅以裕谷食”的奏折。在谷食艰难的清朝，禁止烧酒的呼声和措施虽然始终没有停止，但在很多时期，清政府在烧锅政策上还是采取了弛于丰年，禁于歉岁的做法。嘉庆以后，烧锅开禁，自由酿造，酒税收入也就随之而来，当权者总算对蓬勃增长的烧酒产业产生了另一种认识。
清代铜鎏金酒具
清代时期，与我国现代农业用地的大版图几乎一致，人口的增加、土地的开发、手工业的进一步成熟、社会的平民化进程的推进，使得清代农业的发展达到了封建历史时期的最高峰。农作物的丰产已经完全能够适应社会高端人群对酒的需求转向社会普遍性产品。这一时期，都城北京宫廷和社会需求的酒类已经向白酒过渡，由于白酒的蒸馏制作工艺和用具相对复杂，黄酒逐渐式微，白酒趋势上升。此时，民间饮用的酒依旧是黄酒为主，而且也几乎是南方产的米酒通过漕运至北方，黄酒在此时也开始被普遍化，黄酒中的以绍兴酒为代表南方派系黄酒的饮用更是深入的走向民间，直至民国时期。鲁迅先生的文学作品中提及的社会体层人士也能小品几口黄酒。北方黄酒在这个酒类大轮换时期进一步走向衰落，南方黄酒却因为地域性格、地域气候等特点能够留存延续发展。
清代酒杯
这个时期也诞生了我国现代绝大多数的白酒品牌，也使得白酒逐渐成为高端时尚群体追捧的酒类产品，黄酒逐渐从相对唯一性走向衰落，白酒逐渐走向高端酒类饮品的意念神坛。黄酒的社会地位进一步下降， 体现在当时民间更加完善的黄酒文化，比如花雕、状元红、女儿红等的南方黄酒分类更加清晰和深入民间，成为一种祈福、祈愿的精神寄托产品开始普遍起来。但毕竟，酒是消耗粮食的产品，酒禁也不再那么严格，但毕竟生活在社会底层的百姓，依旧不是随时能够畅饮的产品。至于白酒，那就更不存在其普遍性了，仅仅在权贵社会名流中流转。时至今日，白酒的神话还在延续传播，但随着信息公开的进一步深化，酒类的大格局还是会发生深刻变化。
清代手工业
手工业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为代税役制。产业以纺织和瓷器业为重，棉织业超越丝织业，瓷器以珐琅画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镇为瓷器中心。
过红锅（制茶），清代通草画，广东省博物馆。
清代商业
清朝商业发达，分成十大商帮。其中晋商、徽商支配中国的金融业，闽商、潮商掌握海外贸易 。清朝曾实施海禁政策，直到占领台湾后，沿海贸易才稍为活络，货币方面采银铜双本位制。康熙晚期为防止民变，推行禁矿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工商业的发展。
清代人口
清朝的人口数也是历代王朝最高，清代人口至十八世纪末，已达到三亿以上，晚清时突破四亿。
广州十三洋行，清代，广东通草画。
华夷之辨
通过《大义觉迷录》和《清帝逊位诏书》可以看出清朝为实现政治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合一所付出的艰辛和努力。这一过程，既让清人完成了由“夷”到“夏”的身份转变，同时以“华夷一家”为核心的“中华大义”还进一步演变为蒙古、新疆、西藏及西南诸民族等“非汉世界”认同“大中华”价值的共同依据，为实现文化和疆域意义上的“中华”最大化，做出了贡献。中国在近代西方“民族国家”理念冲击下不但未被肢解，反而引发出“中华民族”的一体性回应等事实，既彰显了清朝内部凝聚之功，亦突出了《清帝逊位诏书》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这两份首尾呼应的历史性文献，构成了嗣后中国政府表达国家主权和领土诉求的主要法理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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