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定难军夏州政权是由党项族拓跋氏建立的一个西北藩镇。唐僖宗年间，黄巢起义，攻破长安，党项首领拓跋思恭因协助朝廷镇压起义有功而受封定难军节度使一职，赐李姓，统辖夏、银、绥、宥四州之地。唐末五代时期，正是动荡岁月，战乱频仍，政权更迭，中央孱弱，威令不行，对边疆藩镇只能采取松散的羁縻政策。夏州李氏一方面秉承"事大"原则，尊奉中原政权，一方面采取灵活的策略，游走于各派之间，却又不深度介入乱局。

在这种情况下，定难军势力逐渐坐大，屡受朝廷封爵，成长为雄踞西北的一方诸侯。北宋初年，太祖、太宗为了集中精力展开统一战争，继续笼络夏州李氏，双方进入一段"蜜月期"。然而太平兴国七年（982），由于定难军节度使李继捧解决不了宗族矛盾，自请纳土内附，宋朝乘机削藩，夏州政权就此中断。总之，从唐末迄宋初，定难军势力在藩镇割据的夹缝中生存，统治银夏地区达101年，这段历史对后来李继迁崛起乃至西夏政权的建立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唐末夏州政权的建立与传承

据史籍记载，党项是古代羌族中的一支，起初生活在今青海省东南部黄河曲，隋唐之际活动范围扩展到"东至松州，西接叶护，南杂春桑、迷桑等羌，北连吐谷浑，处山谷间，亘三千里"（在今四川、青海、甘肃一带）的辽阔草原区域。

党项分为八部，以拓跋部最为强劲，臣服于吐谷浑王室，通婚往来。贞观八年（634），唐将李靖率军征讨吐谷浑，拓跋部首领拓跋赤辞率部抵抗，最后兵败投降。随着唐朝国势日盛，越来越多的党项部落归附中央，太宗就其原住地区，设置了32个羁縻府州，以部落首领为都督、刺史，世袭罔替。其中拓跋赤辞被拜为西戎州都督，受松州都督府管辖。党项拓跋部成为了唐王朝的边疆藩臣，"贡职遂不绝"。

唐高宗以后，吐蕃崛起，向北扩张，兵略青海，灭吐谷浑。在这种情况下，一部分党项部落被吐蕃征服，另一部分则内迁依附唐朝。玄宗开元年间，朝廷为了安置归顺党项，将原设在陇西的静边州都督府移迁庆州（今甘肃省庆阳市），所辖25个羁縻府州亦随之迁徙。此后，党项主要分布在陇右道的洮州、秦州、临州和关内道的庆州、灵州、夏州、银州、胜州等地。安史之乱爆发，吐蕃趁虚而入，占领河陇之地，形成了与散居灵、夏、盐等州党项部落接邻之势。肃宗、代宗时期，吐蕃便屡屡联合党项，侵扰唐朝。有鉴于此，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向中央建言隔离党项，分而治之。在这种情况下，党项被分为两大部——居于庆州一带的东山部落和居于夏州一带的平夏部落。拓跋氏便是平夏部落中最为显赫的大族。

唐朝中后期，拓跋氏作为党项族的上层代表，仍然备受中央优崇。代宗时期，拓跋朝光任左羽林大将军。德宗时，拓跋乾晖、拓跋乾曜、拓跋澄等倶于平夏部所在地为官，充任夏州刺史、银州刺史。懿宗咸通年间，拓跋乾晖裔孙思恭占据宥州，自称刺史。不久，黄巢起义爆发，拓跋思恭登上历史前台，开创了绵延347年的党项族政权。

唐僖宗乾符元年（847），黄巢起义爆发，广明元年（880），农民军攻入长安，唐中央西逃蜀地，僖宗诏命各地救援。中和元年（881）三月，拓跋思恭响应朝廷号召，率蕃、汉军数万人，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会师勤王。四月，夏绥银节度使诸葛爽归降起义军，于是朝廷拜拓跋思恭为左武卫将军，后实授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四州之地，以表其忠。拓跋思恭感念朝廷之恩，效命疆场，联合各路藩镇进攻长安，却屡遭失败，只得退回夏州，图谋再举。十二月，拓跋思恭缮甲训兵，重整旗鼓，僖宗传令嘉奖，赐其军号为"定难"。中和二年（882），拓跋思恭被授予京城南面都统一职，后又晋升京城四面都统，权知京兆尹，兵临长安，围剿起义军。中和三年（883）四月，拓跋思恭随同雁门节度使李克用攻入长安，逼退黄巢，取得重大胜利。七月，僖宗为了酬赏拓跋思恭在镇压起义战争中的功劳，封其为太子太傅、夏国公，并赐国姓李姓，从此，这一党项大族便号称夏州李氏。拓跋思恭身处唐末乱局，抓住黄巢起义的历史机遇，以兴兵助剿脱颖而出，获得了唐廷信任，割据四州，形成定难军势力。这在党项族的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诚如清代学者胡三省所言："此拓跋氏强盛，遂为跨据西夏张本。"故而史学界一般将中和元年（881）拓跋思恭担任节度使作为夏州政权之始。

众所周知，黄巢起义后，唐廷已经名存实亡，朱温、李克用、李茂贞等强藩交战互斗，甚而屡屡发动叛乱。在这种情况下，夏州李氏鉴于自身僻居边陲，实力不济，无法参与群雄逐鹿，遂秉承"事大"原则，效命唐中央，听其调遣，"有征必至，无役不从"，获得了尊奉王室的美名。"是时，兴元、凤翔、邠宁、鄜坊、河中、同华诸镇之兵，四面并起而交争，独灵夏未尝为唐患"。但在出兵助唐的过程中，李思恭与继位的弟弟李思谏并没有立下殊勋，甚至观望不进，临阵而走，这无疑是一种保存实力的策略，可见夏州政权并不是真正忠于朝廷，其"事大"完全是从藩镇利益的角度出发。此外，乘中原鼎沸之际，定难军也试图发展势力，扩大影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总之，党项族政权在唐末乱局中建立、传承，西北的基业得以巩固。

二、五代夏州政权的崛起与发展

天佑四年（907）军阀朱温代唐称帝，建立后梁政权，中国历史进入了政权频繁更迭，各派势力你方唱罢我登场的五代时期。在这种情况下，定难军夏州政权囿于自身实力，依然对中原王朝坚持"事大"原则，甚而朝秦暮楚，"谁上台向谁称臣"。五代历朝鉴于内地分裂，无暇顾及边疆，而银夏四州北邻契丹，南接关中，羌夷聚居，民情复杂，因此对定难军势力多采取优容羁縻政策。夏州李氏借此机会巩固统治，发展势力，在尊奉中央的基础上游走于各派之间，逐渐形成了半独立状态，受封王爵，成长为雄踞西北的一方诸侯。

后梁时期，时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仁福忠于朝廷，坚决抵御朱温的死敌李克用、李茂贞，被授予"陇西郡王"的封号，"此李氏封王之始"，夏州政权遂成为了一方诸侯。然而，好景不长，后唐代梁后，新王朝却与定难军发生了严重的冲突。

唐明宗长兴四年（933），李仁福卒，夏州军将推其子彝超为继承人。此时，在明宗李嗣源的统治下，中原风调雨顺，政通人和，国势强盛，出现了所谓"小康"的局面，故而有余力顾及边地。恰逢世人误传李仁福生前潜通契丹，明宗大怒，决定借机削藩。朝廷采取调虎离山的策略，命李彝超移镇延州，而以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节度使，双方驻地对调，并派邠州节度使药彦稠率军5万，护送安从进赴任。明宗恩威并施，意在彻底消除割据西北的定难军势力。在家族的核心利益面前，李彝超拒不受命，决心保全祖宗基业，双方的战争遂不可避免。夏州为十六国时期赫连勃勃"蒸土筑之"，"坚如铁石"，易守难攻，李彝超又命党项部族万余骑"徜徉四野"，抄掠粮道。在这种情况下，唐军"穴地道至城下，铲凿不能入"，久攻不克，而粮饷不济，"野无刍牧"，又导致关中百姓饱受转输之苦，"运斗粟束藁，动计数千，穷民泣血，无所控诉，复为蕃部杀掠，死者甚众"。

有鉴于此，明宗下令撤退，李彝超派兵追击，唐军大败而回。夏州李氏终于顶住压力，渡过生死危机，取得了胜利。之后，彝超上表谢罪，试探中央态度，朝廷只好顺水推舟，正式任命李彝超为定难军节度使，实际上便是承认了李氏的世袭特权，其统治夏州的地位更为巩固，在党项中的威信大大提高，独立倾向亦更为明显。故而清代学者吴广成认为，长兴四年的这次冲突，为"李氏显据夏州之始"。

后唐覆灭后，接下来的后晋、后汉两朝均统治基础薄弱，无暇西顾，并需要夏州政权抵御强大的契丹，因此一般对其采取姑息放任的政策。在这种情况下，时任定难军节度使的李彝殷"以中原多故，有轻傲之志，每藩镇有叛者，常阴助之，邀其重贿"。汉隐帝乾佑元年（948）他便与河中节度使李守贞联合作乱，反叛朝廷。然而，彝殷处事极为谨慎，他派出军队屯于延州北境，一方面声援叛军，一方面静观其变，却绝不贸然从事。正因为夏州李氏秉持不深度介入乱局的态度，当得知李守贞被官军围困的消息后，便立即撤兵，得以全身而退。汉隐帝明知李氏叛情，却囿于国力不足，不得已采取羁縻策略，甚至在平叛后还对李彝殷加官进爵。这一事例，既可见夏州政权对外"骑墙"政策的灵活性，亦反映出五代时期中央衰弱、地方强大，强枝弱干的现象。

然而，时隔不久后周建立，世宗柴荣励精图治，锐意改革，南征北战，取得很大成效，国势日盛。在这种情况下，朝廷对边地藩镇的态度也走向了强硬。显德元年（955）五月，为了抵御契丹辽国及其附庸北汉，并为了牵制夏州李氏，周世宗封党项部落的另一领袖、府州刺史折德扆为永安军节度使。府州折氏的兴起，令李彝殷极为不满。显德二年（955），折德扆遣使朝觐世宗，借道夏州，李彝殷竟然以兵塞路，不许通过，这对朝廷而言无疑是一种挑衅。柴荣得知此事，问计于宰相，答曰："夏州边镇，朝廷向来每加优借，府州褊小，得失不系轻重，且宜抚谕彝殷，庶全大体。"即采取怀柔手段安抚势力强大的定难军，甚至不惜牺牲府州。然而，周世宗却表示："德扆数年以来，尽忠勠力以拒刘氏（指北汉），奈何一旦弃之！且夏州惟产羊马，贸易百货，悉仰中国，我若绝之，彼何能为！"柴荣决定采取断然措施，全力保护忠于朝廷的府州折氏的利益。于是，中央派官员赉诏书责备夏州，并以绝贸易相威胁。银夏五州主要以畜牧业为生，迫切需要与农耕文明成熟的中原地区进行商品交易，因此后周的经济制裁令李彝殷惶恐不安，他立即撤兵，上表谢罪。周世宗的强硬重新树立了中央的权威，李彝殷再也不敢轻慢朝廷的命令。

纵观五代时期，定难军势力成功地渡过两次危机，在藩镇割据的夹缝中顽强地生存下来。这一阶段，夏州在奉行"事大"原则的基础上更多地参与中原乱局，甚至对朝廷渐有跋扈之态，但并不严重，因此除了长兴四年（935）的冲突，定难军与中央基本保持了和平关系。在此情况下，李氏大力发展经济，开发西北，与内地生灵涂炭的局面相对比，银夏五州成为了一片乐土，"兵不事战争，民不睹金革，休养生息，几及百年"。另一方面，李氏受封王爵，"供赋不入公朝，巡属惟其除授"，俨然成为了独立王国。正如后唐明宗所说："夏、银、绥、宥等州，最居边远，久属离乱，多染夷狄之风，少识朝廷之命。"清代学者吴广成便认为应当将定难军势力列入十国之内。总之，五代见证了夏州政权的崛起与发展，"盖夏虽未称国，而王其土久矣"，"西夏之昌，早基于此"。

后周恭帝显德七年（960），殿前都点检、宋州归德军节度使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取政权，即位称帝，是为宋太祖。五代十国的乱世徐徐落下帷幕，一个新兴的大宋王朝就此诞生。

三、宋初夏州政权的内附与中断

宋太祖称帝后，志在统一，确立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即先集中精力削平南方割据政权，对北汉及辽国采取暂时的包容态度。有鉴于此，他沿袭了五代惯例，羁縻笼络夏州政权，作为抵御北方的重要力量。而李氏目睹北宋的强大，亦积极向中央靠拢，恭顺听命。故此，宋初朝廷与定难军势力之间的关系一度十分融洽。

建隆元年（960），宋室代周不久，李彝殷便遣使奉表入贺，并自请避太祖父赵弘殷之讳，改名彝兴。太祖表示赞赏，授予太尉职衔。同年，北汉国主刘钧侵扰河西，李彝兴奉朝廷之命会诸镇抵御，进兵麟州，汉军退去，彝兴遣使告捷。建隆三年（962），李彝兴知道宋朝开展统一战争需要战马，遂以良马二百匹入献。太祖大悦，为了嘉奖其忠，命工匠制作玉带，并召见使者问道："汝帅腹围几何？"使者回答："彝兴腰腹甚大。"太祖遂表示："汝帅真福人也。"使者携玉带回夏州，"彝兴感服"。此事传为佳话，乾德五年（967），李彝兴卒，太祖赠其太师，追封夏王，辍朝三日，极尽哀荣。李彝兴去世后，其子光睿、孙继筠先后嗣位。这一时期，夏州政权积极响应朝廷诏命，出兵作战，在抵御辽国、攻灭北汉、实现全国大部统一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得到了宋太祖、宋太宗两位皇帝的高度评价。

然而，太平兴国五年（980），李继筠卒，其弟李继捧继位，却使宋夏关系发生了重要转变。据史书记载，继捧掌权后，没有妥善处理好与诸父昆弟的关系，导致"宗族多不协"。太平兴国七年（982），便有继捧从父、绥州刺史李克文上奏宋廷，指出继捧不当承袭，"请遣使与偕至夏州谕继捧令入朝"。太宗允准，欲借机削除定难军势力，遂"以克文权知夏州，作坊副使尹宪同知州事"，委派朝廷官员与李氏宗族共同管理夏州事务，这便是收权的开始。李继捧被迫携亲属来到京师汴梁，太宗大悦，赐其大量金帛钱币。继捧知道自己不为族人所容，又感于宋廷厚待，遂主动提出献纳夏、银、绥、宥四州八县之地。太宗求之不得，遣使夏州，"护继捧缌麻以上亲赴阙"，授继捧彰德军节度使的虚衔，其昆弟十二人均给予官职。不久，继捧从父李克宪、李克文俱入朝，授刺史衔，赐第京师。经过这些安排，除了李继迁一支外，宋廷基本将李氏宗族迁出夏州，定难军割据势力至此中断。

由上可知，宋太祖立国之初，忙于统一南方，无暇西顾，因此在削除内地藩镇的同时，却没有对边境少数民族将帅下手，反而采取"因其豪酋，许之世袭"，的怀柔政策，利用其巩固边防，抵御强敌。夏州李氏鉴于中央强大，亦一改五代时"向背不常"的态度，"贡奉惟谨，征调时应"，北汉屡次劝降，均遭坚拒。因此，宋廷和定难军势力在太祖朝经历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然而，太宗继位后，随着五代十国局面的结束，中央将统一之箭不可避免地指向了割据百年的夏州政权。鉴于定难军的恭谨忠顺，太宗并没有采取武力手段，而是利用李氏内乱，和平削藩，将四州之地归属朝廷直辖。

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捧族弟、定难军管内都知蕃落使李继迁不满夏州归宋，率亲信潜逃至地斤泽，举兵叛乱。在二十余年的时间内，他整军经武，集合党项诸部，联络辽国，不断攻略北宋西北州县，虽屡战屡败，终百折不挠，于咸平五年（1002）攻陷西北咽喉重镇灵州，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迫使宋朝议和，割让银夏四州。景德三年（1006），宋真宗再授继迁之子德明为西平王、定难军节度使。

值得一提的是，李继迁复兴的祖业与先前的情况迥然不同：

首先，权力来源不同。唐末的定难军藩镇是由朝廷封赏所得，李继迁的夏州政权则是由自己通过部落联盟的手段，采取战争的方式攻城略地，迫使朝廷承认既成现实。这就如同传统意义上的王朝肇基之君，因此继迁被追尊的庙号便是"夏太祖"；

其次，政治中心不同。由于夏州城池坚固，已遭宋军毁坏，故而李继迁建政后将权力中心转移到了灵州，改称西平府；

其三，政治目标不同。唐末以来的定难军节度使皆能安于职位，毫无僭越行为的记载。而李继迁、德明父子执政后则着力进行政权建设，修建宫室，设立太子，俨然帝王做派，说明他们已经有了创建王朝的野心。

正如李范文先生所言，李继迁、德明时代的党项李氏已经由名义上属中原王朝的藩镇割据势力向自立的地方割据政权转化。因此，笔者将作为唐末藩镇产物的定难军夏州政权的下限定于太平兴国七年（981），即李继捧纳土归宋。

四、结语

从唐僖宗中和元年（881）拓跋思恭担任节度使，至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李继捧纳土内附，定难军夏州政权历时达101年之久。这段历史对后来李继迁崛起乃至西夏王朝的建立发展均产生了深远影响。概而言之，有以下四点：

其一，银夏地区远离中原、联结契丹、控扼河西、易守难攻的地理环境为党项李氏奠定了崛起的发展空间。

其二，夏州政权时期，李氏对朝廷渐有轻傲之志，为其后李继迁叛宋、元昊自立埋下了伏笔。

其三，党项李氏割据西北百年，为日后李继迁起兵乃至西夏建国奠定了牢固的民心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