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秦国兴亡看商鞅变法速效根源

摘　要：速效性是商鞅变法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和特点，其根源在于极端贯彻运用了“利出一孔”思想。在国家掌控所有生存资源的前提下，秦国统治者遏制并关闭所有个人生存通道或空间，仅把“农战”作为民众唯一的生存“孔道”，因此能快速集中国家肌体上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驱动全民为兼并战争、统一中国效力。

这对秦国暴兴功不可没，同时，也由于其缺乏制度弹性、悖逆人情等副作用，给秦朝暴亡埋下了重大隐患。秦国兴亡留给历史的昭示是，只有把强民作为强国的前提和基础，协调发展民力与国力的关系，才能走出“利出一孔”的利弊循环。这对进一步深入反思商鞅变法、总结改革与兴衰关系和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利出一孔”；改革；兴衰；治理现代化

在中国历史上，成功的变法并不多。商鞅变法，之所以成功，其关键一点在于它的速效性。与同时代其他诸侯国变法相比，商鞅变法最快地造就了强大的秦国，从而使秦国以排山倒海之势，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的帝制王朝，深深影响了此后两千多年的中国走向。

毛泽东曾经评价说：“百代都行秦政法”，“祖龙魂死秦犹在。”即使在今天，中国仍然有许多秦制的基因。如果商鞅变法不能使秦国很快强大起来，落后于其他诸侯国的改革成效，历史可能会改写。因此，从速效角度反思商鞅变法及其对秦国兴亡的影响，可以深刻总结改革与兴衰的经验教训，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利出一孔”：商鞅变法速效根源

在商鞅变法之前，秦国发展缓慢，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实力远远落后于其他同时代的诸侯国家，几乎没有任何前途和希望。如果不是地处边陲，且自然条件相对恶劣，恐怕早就被强国吞并。这样一个长期积贫积弱的小国，经过短短十几年的商鞅变法，迅速崛起，很快扭转了长期处于劣势的局面，变被动防御为主动出击。

公元前354年，也就是商鞅变法开始不久，秦国和魏国在元里交战，旋即取得胜利。公元前352年，商鞅率兵攻占了魏国的安邑。公元前340年，商鞅率兵打败了魏国。魏国割河西之地与秦国，被迫迁都到大梁。这些秦国过去未敢奢望的胜利接踵而来，可见商鞅变法的速效性。这使得秦孝公及其继任者更加坚定按商鞅变法的道路走下去，最后一统天下，余韵不绝。

为什么商鞅变法能如此速效？ 这与商鞅变法“利出一孔”的方针有关。早在春秋时期，管子就指出：“利出于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不诎；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

在国家掌控所有个人资源和出路的前提下，根据国家任务和需要打造一些孔道，即个人谋生的出路。个人要想生存，只能沿着国家打造好的孔道走，为国家效力，国家因此也就能集中民力实现自己的目标。商鞅正是这一思想的充分实践者。

他根据当时秦国的处境，把“农战”作为秦国最重要的国家任务。“农”，是指大力发展农业，源源不断为战争提供人力、物力和财力；“战”，是取得战争胜利；商鞅变法把“农战”作为国家唯一的激励孔道，引导民力向“农战”方向发展。同时，用严刑酷法关闭一切与农战不相符的孔道。一方面，把人们都变成为国家亟需的农战之民。“民之所欲万，而利之所出一。”

每个人若要实现欲求，只有一个途径，即必须为国家需要的“农战”战略效力。“入令民以属农，出令民以计战。”（《商君书·算地》）对内，要求人民一律从事农业；对外，要求人民一律尽力参战。百姓只有两个职业选择，农民和战士；

另一方面，把民力完全集中起来。“守十者乱，守壹者治。”（《商君书·勒令》）商鞅主张“壹赏﹑壹刑﹑壹教”（《商君书·赏刑》），只有一个途径来奖惩教化百姓，使“务之所加，存战而已”。朝廷的利禄，只允许从一个孔道出来，已经改造好的民力就被彻底集中起来了，国家就无人能敌。

“国作壹一岁者，十岁强，作壹十岁者，百岁强，作壹百岁者，千岁强，千岁强者王。”（《商君书·去强》）为了秉持“利出一孔”方针，商鞅变法具体思路是：

首先，掌控民力。这是国家掌控人力资源的举措，是贯彻“利出一孔”方针的前提。编制户口，可以掌控每个人的状态，控制人们的活动。在籍的成年男子，随时有征召入伍作战的义务，战事完毕，解甲归田，为国家从事农业生产，保证兵役和赋税收入；强迫成年的兄弟分户，实行小家庭制，分散民力，防止形成与国家对抗的家族势力；禁止私斗，减少民力内耗，以备国家征用。

其次，管控地方。这是国家掌控地方资源的举措，辅助于掌控民力。郡县制起源于春秋时期，大约在周庄王７年（公元前690年）之前，楚国在中国历史上创制了第一个县。春秋时期，楚国把新兼并得来的土地设为“县”。

这些新兼并得来的土地大都在边境地区。古代的“县”和“悬”通用，比喻为孤悬在最外面的地区。为了加强边地防守，中央直接控制这些地区为宜。因此，这种新出现的县与卿大夫的封邑不同，它直属于中央政府，某种程度上类似于今天的“直辖市”或者“特区”。郡比县出现得晚一些。起初，郡的行政级别要低于县。

“克敌者，上大夫授县，下大夫授郡。”随着土地私有制的发展和世卿世禄制的没落，采邑制已经不利于国家征战时调度全国的人力和物力，县制不再是边疆地区的防御举措，而是逐步引进到核心区域，演变为比较定型的地方行政制度。

实行郡县制，意味着国家在管控方式上实行中央集权和官僚化统治。郡县制，虽非秦国创立，但是由商鞅变法在秦国普遍推广。郡县制的确立，增强了王权调配全国资源的能力，使得秦国战斗力远胜于其他六国。秦统一全国以后，郡县制就成为了中国的地方行政制度，绵延至今。

再次，培育“农战型民力”。商鞅认为：“人众兵强，此帝王之大资也。”（《商君书·弱民》）种植土地、增加税负、扩充军队等，需要有众多的人口来实现。人口众多是赢得胜利、统一中国的重要前提。假如人口数量少，作战时，没有足够的人口耕种土地，确保后勤；

如果不发动战争，就不能骚扰敌人，打乱敌人的发展进程。所以，要想富国强兵，统一中国，首先应根本改变秦国“人不称土”的局面，迅速增加本国人口数量。为此，商鞅采取“ 徕民”政策。秦国地广人稀，而邻国人多地少，采取这样的政策既可以短期内吸引大量邻国的人口，增加本国人口数量，同时又使敌国兵源枯竭，削弱邻国实力，以便于蚕食战略。有了众多的人口，还要把这些人口改造成耕战之民，以资国家之用。

奖励耕织，打击“疲民（懒汉）”，重农抑商，“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等都是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农业社会，不仅一切产出都来自于土地，而且也是一国用来维持国家运行的财政来源。商鞅主要是全力培育农民、培植农业；同时厘清户口土地，以强化国家税收。这样就把民力源源不断地集中到国家手中，迅速使秦国国力大增。

最后，集中民力。力量只有在瞬间集中在一点上，才能发挥巨大的威力。民力天然就有一种蓬勃扩张的活力，具有一定的能量。

经过前面变法措施的修剪，人们已经按照国家需要的方向转变为耕战之民。如果不能把民力聚拢起来，而是任其涌动，四处泛滥，仍然不能形成强大的势能。就像把有一定的活水高度压缩在一个封闭的管道里，压缩的越紧，集聚爆发的势能就越大。

这时，如果把密闭的管道稍微打开一个小出口，水流就会激射而出，方向之准、力量之大、距离之远都超乎寻常。“利出一孔”的“一孔”，就是为集中爆发民力打开的小出口，在现实中体现为实行军功爵制。军功爵制，即“ 战斩首一者，赐爵一级”，“官爵之迁与斩首之功相称也”。

商鞅的军功爵制核心思想是“利禄官爵，抟出于兵”，“富贵之门，必出于兵”（《商君书·赏刑》），除此之外，别无出路。国家爵位的授予和晋升，必须根据其在战争中斩杀的敌人数量来评判。因此，秦国被当时六国之人称为“上首功之国”。

赢得胜利，最终还是要靠战争。只有为国家立军功，才能获得社会地位的晋升。对于广大底层人们来说，若要出人头地，突破原有身份、血缘的阶层固化限制，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杀敌立功。这就把底层人们渴望翻身的动力纳入国家需要的道路上来，使人们争先恐后地为战争效力。

废除世卿世禄，是为了配合军功爵制的实施，旨在把封闭的管道打牢，不留任何死角，把包括广大底层百姓和贵族在内的所有人，都纳入到国家战争的需要当中。

“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明尊卑爵秩等级，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显荣，无功者虽富无所芬华。”只有不断努力为国家战争需要出力的贵族，才能享有荣华富贵，否则，就要面临被淘汰的危机。

“利出一孔”，虽不是商鞅首创，但是，只有商鞅贯彻得最为彻底。相比之下，李悝在魏国变法，废除官爵世袭制。根据血缘，可以把当时社会上层划分为两大类，与国君有血缘关系的，是宗室贵族，另一是无血缘关系的官员阶层。

李悝变法之前，无论是宗室贵族，还是官员阶层，官位可以世袭。李悝变法后，官员的位置不能世袭了，但是，宗室贵族的后代可以接着做宗室贵族。并且，皇亲贵胄还占据了大量官员职位，耗费国家财政。而在秦国，自商鞅变法后，宗室贵族不能世袭，后来的将相没有一个是皇亲贵胄出身，全部是军功卓著之人。

唯有如此，奖惩制度才能更加有效，广大底层百姓才能更加为国家慷慨赴死，“ 利出一孔”的集中民力效果才能最佳。

在“利出一孔”指引下，商鞅变法把社会生产和生活纳入军事化轨道，使国家变成一个军事战斗组织，它可以汲取国家上下每一个细胞的力量和营养。这使秦国在短短十几年时间就迅速催生为一个军事战斗强国，终于成就了“秦朝暴兴”。

“暴”，有两层含义，既指时间短，又指暴力性。在短短的一二十年里，商鞅变法就已经初见成效，先后几次打败宿敌魏国，让秦国初尝硕果。杀敌晋爵，决定了秦国的兴起必然暴力血腥。“公元前331年，败魏，斩首八万；

前312年，破楚师于丹阳，斩首八万；前293年，大败韩魏联军于伊阙，斩首二十四万；前274年，击魏于华阳破之，斩首十五万；前260年，大破赵军于长平，坑卒四十五万；前234年，攻赵平阳，斩首十万……”这个统计当然也只能是一部分。

“计秦及山东六国，戎卒尚有五百余万，推民口数，当尚千余万。及秦兼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杀伤三分居二。”商鞅死后不到百年，秦国便横扫六国，结束了春秋战国500多年的纷争局面，一统天下，威震四海。秦国的暴兴，足以可见商鞅变法的速效和“利出一孔”的威力。

二、“利出一孔”的副作用：秦朝暴亡

对中国历史有深刻影响的强大秦朝，也是中国历史上比较短命的王朝，只存在了15年。西汉桓宽说：“商鞅以重刑峭法为秦国基，故二世而夺……知其为秦开帝业，不知其为秦致亡道也。”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反差？ 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改革的速效性，必然要有速效的手段作为保证。这个手段就是严刑峻法。没有严刑峻法，就不能逼迫百姓乖乖顺从，高度封闭的国家容器就不能锻造出来，广大的民力也就不能集中统一到国家需要的孔道上来。

为了保证“利出一孔”的最大效用，商鞅采取严罚、重刑和无赦。严法，是指编织严密的法网，不留死角。“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商君书·开塞》）国家监督百姓的力量毕竟有限，商鞅推行“连坐制”。“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

只有这样，“ 其势难匿者，虽跖不为非焉”（ 《商君书·禁使》）。严法还指严酷的刑罚。据刘向《新序》记载，商鞅１天之内在渭水河边处决700多人，“渭水尽赤，号哭之声动于天地”。秦朝的死刑，现在能知道的有以下十几种：戮、磔、定杀、囊扑、车裂、剖腹、坑、绞、弃市、腰斩、射杀、枭首、灭族、体解、镬烹等等；

重刑，是指加重刑罚，让人倍加恐惧，不敢犯法。“重罚轻赏，则上爱民，民死上；重赏轻罚，则上不爱民，民不死上”，“以刑去刑，国治。”（《商君书·去强》）盗窃牛马者死罪，弃灰于道路判死刑；无赦，即绝不留情。

商鞅说：“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行王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商君书·赏刑》）功必赏，罪必罚；功不掩过，善不抵恶。另外，私自删改中央的法令者，“罪死不赦”，随意曲解法律条文者，也要严惩。

在严刑峻法的高压下，人们动辄得罪，战战兢兢，苟且偷生，完全听命并效力于统治者的需要。秦国顺利集中控制每个国家细胞的力量，从而保障“利出一孔”效用。轻罪而重刑，“网密而刑虐”，恐怖遍布天下。人的尊严和自由荡然无存。尽管商鞅美化说这是“以刑去刑”，实际上，人虽有怨，却不敢怒、不敢言，“天下苦秦久矣”。

“利出一孔”效用越大，严刑峻法程度越深，副作用也就越大。这个副作用就是“ 必逆人情”。高压之下，必有祸患。长时间的必逆人情，或使人就范，或使人不畏死，铤而走险。“利出一孔”，使秦国保持了战争机器的最佳状态。

同时，国家必须不断保持超负荷状态，唯有如此，才能压榨出更多的民力与物力来满足国家的强大和稳定。压榨民力程度与兼并战争激烈程度以及国家的疆域扩张成正比。随着国家疆域的不断扩大，尚能以掠夺更多的土地和民力来维持。

当完成统一后，国家要用更大的力气维护稳定，需要更多的成本，压制不断累积的必逆人情作用。在一定时空条件下，民力终归有限，可榨取的资源在递减，难以满足维稳的巨额成本和需要。而不断积累的必逆人情作用在递增，国家管控民力的“孔道”时间久了也需要改进或者维修，这时，秦朝就感到力不从心了。

因此，“利出一孔”可以产生速效，但也有非常高的风险。国家要始终能保持高压态势，才能较好地发挥“利出一孔”作用。这需要各种刚性配套制度作为支撑。时间长了，也容易造成国家制度死板僵化。但是，适时动态掌控所有生存资源，并确保国家打造的生存孔道畅通，又需要制度有一定的弹性。

所谓制度弹性，就是制度适时地收缩与扩容。商鞅变法后，秦制变成了单纯的战时体制、军事化组织，非战时的活力体制荡然无存。从理想的制度设计上，一个国家要国力与民力两条腿走路，而秦制存在着先天不足。

统一天下后，秦朝的战时集中体制不但没有收缩，反而变本加厉，“任刑法不变”。只打通国家与个人之间的通道，让个人感恩于国家，而切断个人与个人之间的感情和联系。例如，秦国强迫百姓分家，经过一番动员，使其成为风俗，则“民忘六亲，而父子相亲，兄弟相爱，患难相保之风亡矣！”秦朝的统一，得益于不讲人情，严格按章办事。在统一全国的战略上，贯彻执行彻底，效果极其明显；然而也因为这种僵化的体制，在遇到新变化时，便难以应对，导致崩溃。

而且，秦朝是军事化组织，非常强调纪律和服从。只要颁布实行的制度措施，必须要一丝不苟地执行。陈胜、吴广被逼造反就是典型的例子。《史记》记载，秦二世元年（公元前209年）七月，朝廷征发闾左900多人屯戍渔阳。

陈胜、吴广为屯长。他们行至大泽乡，被大雨耽误了行程，不能按时到达屯戍地点。依照秦法，逾期是死罪。陈胜、吴广便鼓动随行人员造反。秦代的戍边，起源于西周时代。戍边称为屯戍，是指诸侯国的农民每年轮流去本国边境戍守3日。春秋战国时的诸侯国，国土面积较小，很多都是“百里侯国”，路途较近，戍守服役3日，加上来回时间，最多1个星期便可以完成。百姓尚能承受。

然而秦统一全国以后，统治者不顾领土面积的空前扩大，边境距离已不是过去诸侯国时的概念，农民为了戍边3日往往要奔波千里。统治者没有进行适当的政策调整，但是严刑峻法的精神却被不折不扣地继承下来。“利出一孔”随时随地被用到了极致，副作用也就发挥到极致，秦朝暴亡也就不可避免。

就像一个人很难改变自己的习惯一样，一个国家也很难突破自己的历史惯性。无论是国家理念，还是国家制度，都是如此。否则，就不会有“百代都行秦政治”了。

三、对变法速效的反思

商鞅变法及秦国身影已经远去，但是，给人的启示却经久不衰。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的局限，商鞅变法毕竟是那个时代的选择。战国时期的各国，纷纷都在变法，虽不及秦国来得彻底和有效，性质也是相同的。秦能完成统一大业，无非是商鞅变法的速效性使秦国在军事扩张能力上强于六国。今人不能苛求古人，但是，要警醒古人的遗产。

商鞅变法速效及秦国兴亡，已让世人见证了“利出一孔”在一定历史条件下的能量，但是，它的急功近利作用总让人感到不安。在表层上，商鞅变法解决的是富国强兵的问题。从深层里，它面对的是国家治理中的一个普遍的基础性问题——国力与民力相互转换问题。从某种意义上，一个国家有两个构成因素：民力与国力。

民力是指民众的活力，它是一个国家物质与精神财富的源泉。国力是指调控力，即国家能够根据需要及时调节、调动民力的能力。民力是国力的基础，国力与民力相互倚重和支撑。但是，民力是分散的，内部甚至发生对立冲突；民力与国力也未必相匹配。在征伐吞并日益激烈的春秋战国时期，变法的核心就是迅速打造国家需要的民力，并能把民力转化为国力。解决了这个问题，自然也就实现了富国强兵。

墨子曾经指出：“天下之人异义，是以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其人数兹众，其所谓义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而非人之义，故相交非也。”（ 《墨子·尚同上》）尽管墨子概括得可能有些极端，现实中的确也存在这样的事实。

每个人的自身处境和条件不同，亟需解决的问题不同，个人的偏好和追求也不同，民力的分散和冲突在所难免。怎么解决这一问题？ 墨子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尚同”。人们听里长，里长听乡长，乡长听诸侯国君，诸侯国君听天子。

于是整个天下的判断标准就统一了。为什么天子的评判标准是正确的？ 因为天子是按照天道行事，天子是上天意志的执行者。天下人思想统一，步调一致，都按照天子的意旨去办，于是天下大治。所谓“尚同”，就是崇尚相同，也就是一定要与上面一致。

在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救亡图存的紧迫性，许多人都意识到，要想增强国力，必须要集中民力；若要集中民力，必须要形成整齐划一的局面。墨子“尚同”思想可以说是这种思想的一个典型代表。

在春秋战国时期这种集中民力、增强国力、强化君权的思想环境下，李悝、吴起、商鞅等人是把这些理论变为现实的实践者。“利出一孔”是“尚同”思想的创造性体现，是解决国力与民力相互转换问题的一种思路。它把国力当做全部目的，把民力彻头彻尾当做增强国力的工具。

不仅如此，商鞅还把国力与民力尖锐地对立起来，他说：“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商君书·弱民》）这充分显现了对运用“利出一孔”的偏执。国力与民力的关系，就像是大河与小河的关系。一种理论是，大河有水，小河才不会干涸；另一种理论相反，小河有水，大河才能始终有水。

谁是目的，谁是工具，谁先谁后，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国家治理理念和道路，也是国家治理前现代化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区别。大河理论是以国力为目的，以民力为工具，它常以集体的名义行事，希望集中力量解决问题，但是，不免随意践踏、剥削和束缚民力。

小河理论以民力为目的，以国力为工具，它从人性、人权为出发点，希望在保障个体有活力的基础上，增强国力。两种理论，孰是孰非？ 在自然界中看一看河流的形成过程会有所感悟：万涓成水，汇流成江河。江河要有源源不断的涓涓细流汇聚而成，才能浩浩汤汤。

即使以发展民力为先，也存在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无为而治。就像自然界中万物生长一样，只要不强加干扰，万物生命力和创造力是惊人的。汉初时期采取的休养生息政策，在很短时间内，就治愈了几百年来的战争创伤，恢复了民力，形成了文景之治。

另一是强制而为。不尊重民间智慧，不相信百姓的发展力，或管得过宽过死，或拔苗助长，或与民争利。遏制民力，还是解放民力，让“小河”充分涌流，不仅关系到民力的发展程度，还深刻影响到了民心和国家的凝聚力。

遏制民力式的“利出一孔”，显然是前现代化的国家治理思路，它的强制性、单一性、集中性等特点，极端加重了国力与民力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使两者水火不容，必然缺乏民力的长久支撑。这个历史局限性决定了秦朝的命运，使它开创的中国历史发展脉络，始终走不出历史周期律。

尊重历史，是尊重已经发生的事情，因为，那是古人的选择，即使那是古人无奈的选择。设身处地，如果今天的人们身处其中，为了求生求强，也未必能做到古人达到的高度。但是，尊重历史，不等于盲从历史。

历史发生的一切，未必就是今天和明天人们的选择。如果把“利出一孔”向繁荣壮大民力方向引导，或许能够走出它的局限。这对任何一个正在着力改革、奔向治理现代化的国家来说，不是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