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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无耻的禅位诏书

崇元殿,这座可称为五代时期太和殿的宫殿,这座中原王朝至高无上的宫殿,这座只有在最高规格的礼仪中才会使用的宫殿,此刻却没有丝毫“高大上”的帝王范儿,反而吵闹得像个菜市场。召集文武的命令早就发出去了,但百官稀稀拉拉的,直到傍晚,才齐聚崇元殿,乱乱哄哄,毫无规矩。

直到此时,还有人不买赵匡胤的账。比如翰林学士李昉,乃前朝宰相李崧的族子。这半年里,赵匡胤渐得人望,群臣争相攀附者不在少数,连那位吝啬的亚相王溥都下了血本;可是李昉却独不肯依附,甚至不打算来朝见这位新天子。

这次赵匡胤可真觉得委屈了,自古以来,哪有这样拿着皇命当鸡毛的大臣们?但委屈也只能忍着,因为他还不是正牌天子。

所以,皇帝的禅让“转正”,势在必行。

小皇帝最后一次履行国家元首的职责

范质率领百官侍立殿上,小皇帝郭宗训也端坐在御座上。“执行导演”赵普最后一次巡视崇元殿,他正准备宣布仪式正式开始……

等等,禅位诏书!禅位诏书在哪儿?!

赵匡胤无奈地看着赵普,这已经是他进入皇城以来,第三次卡住了。眼看日头西倾,难不成禅让大典要改篝火晚会?

没有禅位诏书,这就好比一个著名作家,要将某部作品的著作权授予影视公司制作电影。两家商量好,一起开个新闻发布会。发布会当天,工作人员与记者各就各位,现场直播全球瞩目。双方却突然发现,授权书还没写!

小皇帝郭宗训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群臣却开始交头接耳,场面极其尴尬。唯独有一个人,挑着眉,撇着嘴,摇头晃脑,慢慢悠悠走出朝班,从袖子里拿出一张黄纸,洋洋得意地说道:“制书已经写好了。”

听见这几个字,赵匡胤就像见了救星。可当他看清此人的眉目时,恨不得当场一脚把他踹出去。

此人是谁?翰林学士承旨陶穀也。

陶穀字秀实,因写得一手好文章,曾深得后晋宰相李崧器重。在李崧的提拔下,陶穀的仕途一路绿灯,文章更是名冠天下。这陶穀不仅文笔好,而且有见识。周世宗问对《平边策》时,他是少数几个提出攻取淮南的文学之士。

可就是这样一位人才,却不招赵匡胤待见,因为赵匡胤觉得他人品太次。后汉时,苏逢吉弄权,李崧受其诬蔑,满门抄斩。陶穀不但很不光彩地参与到诬蔑李崧的活动中,而且还曾跑到李昉面前炫耀此事。然而靠着攀龙附凤,加上才识过硬,陶穀还是坐上翰林学士院的首席,距离宰相,不过一步之遥。

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赵匡胤万事俱备,只欠东风;陶穀一纸制书,既为他送来东风,也为自己送来东风。

只是陶穀想得太美了,他以为赵匡胤既取郭荣天下,乃是个为了前途,不惜以德报怨之人,这实在是自己的同道中人。

赵匡胤有着不能诉说的内疚与痛苦,看到陶穀,他就越发痛苦;所以,也就越发讨厌陶榖。

葛相这话,送给陶穀和他的同道中人们

但不管怎么说,禅位诏书毕竟有了,最后一道政治程序——禅让终于可以开始了。礼官以皇帝的名义,宣读诏书。然后,宣徽南院使昝居润引着赵匡胤走近龙墀,面朝郭宗训,跪拜并接受禅位。郭宗训在礼官的搀扶下,战战兢兢地离开龙椅,下阶而北面称臣。

赵匡胤终于穿上了真龙袍——不仅有龙袍,还有那象征帝王身份的冕冠。当十二串珍珠将赵匡胤的视线与群臣隔开时,他终于领略到唯我独尊之贵。在首相范质的扶持下,赵匡胤登上九五大宝。百官齐刷刷下跪叩拜,万岁之声,响彻开封。

第二天,即将三十四岁的赵匡胤正式下诏,改国号为宋,建元建隆,大赦天下。许多年前,他在宋州高辛庙占卜时,一定不会想到,自己真的会以归德军节度使 的身份荣登帝位,也不会想到一个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一个华夏文明登峰造极,一个令一千多年后的文化人都羡慕不已的大宋盛世,由此拉开了序幕。

时为建隆元年正月五日,公元960年2月4日。


武人的担当,文人的坚持

紫宸殿的名字改回了万岁殿,可他的主人,再也改不回去了。周逊帝郭宗训被封为郑王,小符太后被封为周太后,迁居到皇宫最西侧的延福宫(西宫)。

赵匡胤接过郭荣生前那柄玉斧,行走在繁华林立的宫殿阁宇之间。眼前这座功臣阁,乃是昔日郭荣所建,里面画的全是当时名臣。

不知是上天有意撩挑,还是清风无心拨弄,紧闭的阁门忽被吹开,一个雄峻的面孔映入眼帘。赵匡胤大惊,连忙整饬衣冠,正立站好,然后弯腰行礼,不敢有半点马虎。

一旁的侍从很疑惑:主上看见了什么,如此这般?一看之下,更是不解——功臣阁内,正正挂着王朴的画像。

王朴要是活着,就没赵匡胤什么事儿了

侍从不解地问道:“陛下您贵为天子,他王朴不过是个前朝臣子,怎么对他行这般大礼?”

赵匡胤用手指了指身上的龙袍说:“这个人要是还活着,朕就穿不上这件袍子咯。”

这是心里话,如果文有王朴,武有韩通,这天下哪还有他赵官家的份儿?

说起韩通,大宋开国第四天,赵匡胤就追封他为中书令(宰相的最高级别),依礼厚葬,以嘉奖他的忠于职守。得到嘉奖的还有在陈桥门自缢的乔、陆二卒长,听说他们自杀后,赵匡胤连连感叹“忠义孩儿”,为他们立了忠义庙,连东第三班也因此获得了“孩儿班”的称号。相反,在封丘门将他放进城的守门军却被全部开刀问斩。

越是誓死反抗的,越要大张旗鼓地表彰;越是胆小依附的,越要不遗余力地惩戒。这是成功者的特权,他可以为了自己的目的,重新评价每个人的功过,对他们予取予夺。但这又是成功者必须做的,因为誓死反抗者往往是秩序的维护者,胆小依附者往往是秩序的破坏者,在五代那个礼崩乐坏的时代,要想恢复昔日的社会秩序,使社会恢复正常运转,赵匡胤也必须通过对他们的评价,向世人表明自己的态度,以教化天下。这是他在全国范围内重建秩序的起点。

作为开国帝王,赵匡胤摆出了自己应有的姿态;但作为普通人,赵匡胤还是迈不过心里的一些坎儿,比如韩通。后来,当他在开宝寺的墙壁上见到韩通父子的画像时,当即暴跳如雷,下令把画像挖去。

有人说,这是赵匡胤对韩通深恶痛绝的证据。

但事情恐怕没那么简单。韩通就像一面镜子,映照出赵匡胤的内心。透过这面镜子,他看到的是韩通对郭荣的忠诚,还有自己对郭荣的愧疚。

赵匡胤不是司马懿,也不是杨坚。他可以耍阴谋玩手段,把别人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无法回避自己的内心。

《新五代史》失之过简,但仍是一部有风骨之作

许多年后,一代文豪欧阳修撰写《五代史记》(即《新五代史》),因未给韩通立传,受到史学大家刘攽的大肆嘲讽。 韩通在当时是个敏感字,或许我们不该嘲笑欧阳修的“胆小”——那不是胆小,而是在不得为之的情况下,坚持不说假话。这样的事在宋朝并非少数。赵匡胤身后,太宗、真宗父子屡次重修《太祖实录》,为自己脸上贴金,可是钱若水等史家坚决不接这活儿——他们不愿睁着眼睛说瞎话。这和那些上杆子求着说假话的御用文人,形成了鲜明对比。

武人有武人的担当,文人也有文人的坚持。正因如此,他们才能受到尊敬。要真正结束乱世,重建太平,赵匡胤必须培养有担当的武人,有坚持的文人。

只是面对险峻的形势,刚刚拿起毛笔的赵匡胤,又被迫披上了铠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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