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介绍苏东坡之前，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生活背景。苏东坡一生的外在境遇和宋朝政治局势紧密相关。他在宋朝为官，是极具影响力的文人和官员，即使屡次被贬谪，离国都东京汴梁千里之遥，他的一句诗词，也会在很短时间内传遍京城。
一肚子不合时宜的苏东坡，常常祸从口出，半生贬谪，锒铛入狱，甚至命悬一线。就是他一生的写照。
重文轻武
公元960年，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代周立宋。在之前的五代十国时期，军士拥立皇帝的事情早已上演三次，分别是：唐明宗李嗣源，后唐李从珂和周太祖郭威。
赵匡胤虽然是兵变的受益者，但是同样也担心武将对皇权的威胁。这份威胁奠定了整个宋朝的机运，赵匡胤用“杯酒释兵权”的方式，解除了节度使把持地方政权的隐患。
但是对文人，宋太祖却表现出极高的期待，他在太祖庙里发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自此，宋朝开始二百年以文治国的历史。
边境威胁
宋太祖统一了中原和江南，周边还有契丹族的辽、党项族的西夏以及大理段式。但是对于北宋威胁最大的“燕云十六州”，也就是北京、天津全境，包括山西、河北北部。这块失地难收，始终是北宋执政者的心病。然而历史的诡谲也在于，北宋最终的覆灭，也与它有关。
燕云十六州所处地势居高临下，易守难攻。大宋自建国以来，统治者就时刻担忧契丹铁骑由燕云十六州长驱直入，攻入大宋。
宋太祖赵匡胤在内府专门设置“封桩库”，打算用金钱赎回失地；宋太宗赵光义试图用武力收复燕云地区，无奈兵败，之后宋辽之间进行长期的战争，北宋却一直未能收复失地。
后来，占领燕云十六州的契丹族，率兵南下中原，攻占汴梁，灭后晋，耶律德光登基，国号为“辽”。
积贫积弱
宋朝的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发展水平，几乎达到了中国古代王朝的巅峰。在宋代，商业税和关税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宋朝形成了从东南沿海到日本和南洋群岛的庞大货币共同体。宋代中央政府的财政状况要远好于唐朝，宋朝在元符三年的财政收入就已经是唐朝最大财政收入数额的三倍。
如果说，积弱是因为北宋重文轻武，无力应对边患，军事上对外不振，那么既然财政收入增加，为什么还会积贫呢？
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冗兵”，中国历史上一个王朝改朝换代后，解除战时状态，通常会施行军队复员，秦、汉、晋、隋、唐都是如此。但宋朝却偏不这样，很任性。宋建国后，军队人数逐年增加，太祖开国只有二十万人，仁宗时，已达到一百多万人，到了神宗年间，百年间全国军队士兵名额增至七八倍。北宋初年给予军职人员极大的特权，可免除差役和赋税；再加上土地兼并日益严重，使得农民转职军装，兵士人数激增。
宋朝的募兵制导致了冗兵之患，军士人数多，军纪却不严明，宋军缺乏锻炼，战斗力不强。募兵制的另一个恶果，是留耕劳作的都是老弱，造成了农村劳动力锐减，生产力低下。
募兵制也是终身制，国家养兵不用，兵士失去战斗力，造成国库开销的巨大负担。宋朝当权者也考虑到兵士戒惰，但出于对军人掌权要迁移，以防止地方上出现拥兵自重的局面。而没三年的军队迁移，又加大了军费的开支。
除了“冗兵”，还有一个弊端是“冗官”。宋代的任官制度有官、职、差遣三个体系。“官”是虚衔，决定俸禄的多少；“职”是荣誉虚职；而“差遣”一般是临时性的，拥有实权。这种分离的制度导致北宋官僚机构的重复设置，导致了北宋“冗官”局面的产生。这也导致俸禄逐年增加，直接加重了国库负担。
党争之祸
苏东坡成长时期，是在北宋仁宗年间。仁宗时期，辽国和西夏的侵略加剧，国内财政到了崩溃边缘。时逢西夏李元昊叛乱，仁宗命令范仲淹和韩琦平定叛乱，在好水川之战中，战事惨烈，宋军兵败。
面对内忧外患，仁宗决定改革，命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为相，力图改革政治。范仲淹在改革过程中，罢黜了很多官吏，触犯了既得利益者，因此遇到很大的阻力。庆历四年，遭到嫉恨朋党的反对，仁宗决定废除新政。
在这一立一废间，北宋时期的朋党之争由此开始。
新旧党争前后有五十多年，对北宋的国运发展影响很深，发展到后期，转为意气之争和权位之争。被卷入党争的苏东坡，不趋炎附势，新政当朝时，他毅然上书变法中不合适的地方；旧党当政，废除新政，他倒好，又来组织，要保留新政中的亮点。
这样的苏东坡，如何合的了时宜？也由此经历了颠沛流离的贬谪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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