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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西夏击溃,宋仁宗陷入恐慌!这2个叛变事件,显示宋军有多混乱

庆历元年(1041)年初,宋军在“好水川一战”被西夏彻底击溃,宋仁宗陷入恐慌,因而开始在各地大规模募兵。

仁宗的行为,不但给民间带来不安,还给宋朝政府带来相当庞大的财政压力。因此,就在这军事与财政双重压力下,宋军之中出现了不安定的“火苗”。

鄂邻叛变

首先起事的是浙东的鄂邻。

鄂邻大约是在康定元年(1040)十一月,伙同同伴杀害他上司温台巡检使张怀信,之后,他们便南向劫掠诸州县,一路往南海方向逃亡。

然而,由于宋廷的两浙转运司竟然9个月以后才向朝廷报告此事,因此鄂邻一行人成功地摆脱了官军的追击,很顺利循着海路逃往海外,最后逃入占城,受到当地国王的庇护。

宋仁宗剧照

只不过,鄂邻没想到他在占城的行踪,竟然会让在当地经商的中国商人得知,因此当商人回国后,便向朝廷报告了他的下落。宋仁宗得以派遣特使到占城,将鄂邻等一群人遣送回国来,最后在广州将他斩首示众。

从鄂邻的行动来看,他成功地跨州越县,穿透各地官军的防线,而逃往海外,并没有被各地的官军所拦截,这正代表宋廷在地方上的防御力量,已经大不如前。

王伦起义

宋军混乱的现象,在接下来的“王伦事件”中更为凸显。

王伦是一位戍守沂州的虎翼卒。庆历三年(1043)五月,他杀害了当地的巡检使朱进,之后率众约50人逃亡。

一开始王伦一行人想要北上进入青州,但不得入,于是只好绕道密州转为南下。谁也没有想到,王伦在南下的途中,如入无人之境,一路顺利劫掠了海、楚、泗、扬等州,而他所带领的群众,也随之成长到两三百人之多!

一直到两个月后,这群人抵达和州附近的历阳县时,才被尾随其后的官军狙击而溃散。

宋仁宗剧照

就结果而言,王伦起义虽然没有对宋朝政府造成太大的实质伤害,但对宋仁宗和满朝大臣来说,这件事却带给他们相当大的震撼。

朝廷议论纷纷

朝中大臣非常讶异——地方武备竟然如此虚弱不堪!而让王伦一行人能在短短两个月内,毫无困难地纵横淮南!

当时担任谏官蔡襄,在王伦尚未被捕以前,便在一篇奏折中写到:

“此贼虽小而其患大何哉!……使草莱奸雄之人潜窥此势,其变不可量也!”

蔡襄撰写此文,无非是想要提醒当时的执政大臣:王伦这件事所透露出来的问题,不在于王伦徒众直接造成的伤害,而是他让过去地方武备的缺陷完全暴露出来!如果这项缺点让有心之人借机利用的话,很有可能造成相当大的危害。

蔡襄剧照

然而,蔡襄所关切的,只在地方如何防范盗贼这层问题上,并未留意到王伦等人的作为,与一般盗贼集团有何差异。

而对于这一点,在谏院任职的欧阳修则有不同的观察,他指出:

“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圣捷指挥字号,其王伦仍衣黄衫。据其所为岂是常贼?骤闻可骇!深思可忧!”

欧阳修特别指出,王伦身披黄衣,附从一行人又自刺军号,这绝非是一般逃亡军士或者盗贼会有的行径,而是意图谋反的迹象。

而且欧阳修还注意到,王伦一行人中成员不是单纯只有亡命军士,他说:

“王伦在沂、密间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髙邮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其驱胁。”

因此,他建议朝廷可以先特赦那些被王伦刺了青胁从之民,并派人安抚他们的家属,并持家书招谕他们,借此分化王伦的势力。

换言之,王伦等人并不是单纯以劫掠为生的盗贼,而是以“自建政权”为目的的起义者。

欧阳修剧照

不过,更令中央的大臣感到惊愕的,是地方官在王伦事件中所表现的态度。根据欧阳修的形容,王伦行经之处的守臣“并不斗敌,却赴王伦茶酒,致被却夺衣甲。”而蔡襄则有更详细的消息,称:

“州县长吏捕盗之官至有敛物资给。屈身迎候,邵先迎贼,彼此聚饮……开城借路,如此之类甚多……”

若光从蔡襄的描述来看,这些地方的守臣,似乎并没有把王伦视为十恶不赦之徒,而认为自己有责任需要负起清剿他们的责任。

欧阳修认为这些坐视不管的守臣,是抱着“见朝廷宽仁,必不深罪,而贼党凶虐,时下可惧,宁是畏贼,不畏朝法”的心态,所以主张对于这些守臣“乞重行朝典、乞不宽恕”。

范仲淹剧照

然而,根据苏轼《龙川别志》的记载,欧阳修等人要求对守臣处以重刑的请求,却不为当时已入宰府、展开新政的范仲淹所接受。

为此,范仲淹与同为执政的韩琦有过一段激烈的争执。

韩琦主张“守臣当不能战、不能守”应当诛之,因为“不诛,则郡县无复肯守者矣。”但范仲淹并不以为然。

范仲淹的意思是:如果国家没有将足够的战力给到守臣,守臣采用其他的方式保障当地居民的安全,是可以理解并原谅的。

由于范仲淹的说法较为合情入理,因此最后打动了生性宽厚的宋仁宗,赦免了江淮守臣的死罪。

韩琦剧照

不过,范仲淹的这套说法,只是他表面上的理由。韩琦被范仲淹反驳后,私下跑去找他理论这件事的曲直。此时,范仲淹的回答却是:

“轻导人主以诛戮臣下,它日手滑,虽吾辈亦未敢自保也。”

换言之,根据《龙川别志》的说法,范仲淹关切的并非是事情的来龙去脉,或是相关人员的是非曲直,而是皇帝手中的生杀大权是否遭到滥用。

虽然这件事成了当时朝廷议论的焦点,但却无人检讨鄂邻或王伦为何要杀帅逃叛,也没有检讨他们的上级为何不采取相应的办法,来化解他们的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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