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宋哲元，我们就会联想到抗战史上的经典战役〝喜峰口之战〞，十九路军的大刀队以血肉之躯，多次夜袭日军，造成日军的重大伤亡，第一次打出中国军队的威风。指挥喜峰口战役的赵登禹烈士，也成为国共两党共同推祟的民族英雄。作为19路军军长的李哲元，亦收获巨大声望。
但放在西北军的角度，这场战役又似乎非打不可。因为西北军在中原大战中，被中央军打得灰头灰脸，西北军的领袖冯玉祥也因此通电下野，西北军的建制，其实己经取消。
被其他军阀收编的西北军，这次特别被蒋介石放出来，以宋哲元为29军军长，率领西北军旧部，驻守在抗日前沿的京津翼一带，其实是西北军翻盘的最后一次机会。
如果在抗日战争中能打出成绩，西北军的建制，自然可以继续。如果打得窝窝囊囊，那么，不仅西北军的建制会彻底取消，宋哲元的政治生命，亦可能走向尽头。所以对宋哲元而言，喜峰口之战，是一场不得不打的遭遇战。
宋哲元的旧军阀观念，亦相当的浓厚。因为中原大战的积怨，他对中央军的提防，竟然超过日军。宋哲元认为，日军只不过要点小便宜，中央军却是要吞并你，要你的全部地盘。
强烈的地盘意识，使宋哲元喜峰口之战后，不断地向日本苟且，签订了多个卖国条约，其目的就是为了维护京津翼地区的半独立地位。按宋哲元的话讲，就是〝给西北军留最后一点底子〞。
但这些卖国协议的签订，让舆论沸腾。当时的民国媒体，竟把宋哲元称为〝民国的张邦昌〞。
放在整个民国史上，宋哲元无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人物。既有振奋人心的登峰口大捷，又有同日本的暖昧。尤其是平津的丢失，宋哲元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早年的宋哲元，替冯玉祥卖命，也做了许多伤害人民的事，有些事还十分恶劣。历史当然不会忘记。
（图：19路军大刀队）
一：凤翔屠俘：民国最大最惨烈的屠俘现场。
辛亥革命前后，趁民国建制未稳，中国大地出现了无数大大小小的军阀。许多民间枭雄拉起武装，〝呼啦〞一下占领一座城池，然后被国民军收编。打上国军的旗号，继续占山为王，作威作福，亦兵亦匪。在弱肉强食的法则下，有愿接受大军阀调动的，是为〝兵〞，不愿接受大军阀调动的，是为〝匪〞。
占领凤翔的党玉琨，就是这样一个小军阀。他不接受冯玉祥西北军的调度，自然被划入〝匪〞的行列。1928年，冯玉祥令宋哲元带兵对唐玉琨进行围剿。
党玉琨早年做土匪，因为被清兵打伤了脚，走路不大利索，所以人称〝党拐子〞。
党拐子靠盗墓起家。和孙殿英、勒云鄂并称为民国三大盗墓贼。但他盗墓的广度和深度，远非前两者可比。对宝鸡一带的古墓群，造成不可逆转的巨大破坏。
因为早年在平津一带做过古董店的学徒，又得到一本鉴定古董的专业书藉《西清古鉴》，使党玉琨对古董颇有心得。他甚至有专门的盗墓旅，类似于曹操的〝摸金校尉〞，日夜协迫地方百姓在斗鸡台一带作业，征用的人手，经常上千人，影响极坏。
党玉琨用这些古董，同南阳军阀岳维峻换取了大量军火，从而有了据关自雄的底气，决定和宋哲元决一死战。
（图：宋哲元将军）
凤翔城城高池深。守哲元费尽了吃奶的力气，从春天打到夏天，耗时半年，除了造成五千人的伤亡外，一无所获，全无进展。
1928年夏，西北军调来张维玺的部队共3万人，接力攻城。张维玺献计，不再强攻，采用挖地道的方法。从城外一家民房内开始，掘地至凤翔墙根下，埋上大量炸药，一边士兵火力全开。随着一声巨响，凤翔城被炸开了一道二十丈的口子，国民军一拥而入。
党玉棍的七千人，被打死二千个，活捉5千，党玉琨在乱军中被击毙。
对被活捉的五千战俘，宋哲元恨得咬牙切齿，决定把他们悉数处决。张维玺觉得这样有些残忍，但在宋哲元的决断下，他也只好同意。
于是在古城凤翔，有了民国最大的杀俘现场。关于杀俘的全部记录，张宣武的《宋哲元杀戮陕西俘虏五千人目击记》一文，有详细记载。
因为张宣武曾任冯玉祥部十三军坑道营营长，时任手枪营代营长。不仅直接参加了凤翔围城，更是凤翔屠俘的行刑指挥官和现场负责人，所以此事的可信度，基本是没问题的。
宋哲元把五百俘虏带到凤翔城东的一家关帝庙，关帝庙前有一口深不可测的枯井。俘虏被两个彪形大汉扭着胎膊，一个个带到枯井口边沿，喝令跪下。五十个刽子手站立旁边，轮番作业。
（图：民国杀俘）
俘虏跪下后，刽子手猛喝一声，手起刀落，头颅直接掉进井里。后面的跟着补上一脚，把尸身踢进井内。
行刑现场严正以待，戒备森严，但宋哲元并不阻止百姓观看，现场围观者人山人海。宋哲元和张维玺坐在不远处的关帝庙下，一边品茶，一边淡笑风生，监察着行刑现场的动向。
五百个俘虏就这样一个个带上来，很快刽子手就溅得满身血污，手酸的换另一个继续来。有的下手偏了，砍到了肩膀上，痛得俘虏大声嚎叫；有的俘虏吓瘫了，缩成一团，刽子手不好下手，就直接一脚把俘虏踢进井里，半死不活的俘虏在井里哀嚎不己；还有的俘虏为了减轻自己的痛苦，纵身一跃直接跳进井里…
其间，也有个插曲。
一个白发老头突然从人群中冲出，牢牢抱住一个俘虏，大声哭喊着说，他的儿是在赶集时被党玉琨抓壮丁抓来当土匪的，他的儿在十里八村名声好，勤劳孝敬善良。你要杀我儿，就先杀我吧。
刽子手不好下手，就请示宋哲元。
士兵把父子俩带到宋哲元他们面前，宋哲元刚要开口，张维玺把大手一挥，冲那父子说，你们去吧！
老头一把拉过儿子，头也不回地快步离开。据记载，这是现场五百名俘虏中，唯一活下来的。
杀完这五百人后，宋哲元下令各部，当夜必须把另外的四千五百人全部处死，不得留一个活口。据载，除了十三军十七师的赵凤祥部外，所有俘虏都被虐杀。
赵凤祥放走了一千青壮，杀了一百个老弱病残向宋哲元交差。
（图：墓葬）
三：私吞文物和盗掘古墓，造成文物流失！
杀俘之后，宋哲元在党玉琨的府第里搜得数百箱古董。除了部分交给冯部换购枪支外，其余均被他和张维玺等人私分。
宋哲元到底私吞了多少古董，这些古董后来又流落到何方？我们先来看看党玉琨留有哪些古董。
党玉琨盗掘的这些古董，共一万五千多件，蔚为壮观。包括大量的玉器、鼎、簋、酒具等等，其中，最珍贵的是铜禁。
铜禁有多珍贵？这么说吧，目前为止，全国共出土的铜禁八件。其中，建国后出土了四件，另外四件，都由党玉琨掘取，后被宋哲元掌控。
被宋哲元掌控的四个铜禁，有两个不知所踪，有一个在美国博物馆被发现。剩下的一件，它的发现既离奇又偶然。
原来在建国后，宋哲元弟弟的后人，因为生活窘迫，就把家藏的铜禁锤掉一块拿去卖钱。收铜的人左瞅瞅又瞧瞧，觉得不对劲，这块铜有点不大一样。他不想惹上官司，于是叫来文物部门的人，一鉴定，发现竟是传说中的铜禁。
于是公安和文物部门直赴宋家，把这块铜禁抢救下来。经过细心修复，这块国宝又重新焕发出光彩。
宋家后来受到了什么处罚，或者有关部门有没有从他家得到更多古董，这里没有更多信息。宋哲元家族留下的古董，到底去了何方，遂成不解之迷。
（图：国宝铜禁）
宋哲元不仅窃取和私吞古董，他的部队，亦是掘古墓的常客。宋部在平津翼地区，就参予多次盗墓。有两次因为被媒体追踪报道，弄得宋哲元很难看。
1933年冬，宋哲元的部队驻扎在北京西郊期间，瞄上了乾隆曾孙绵恩的墓。绵恩是定安亲王永璜的儿子，做过五十多年的清军火器营统领，家积甚丰。
绵恩的墓在密云地区羊山家族墓群。士兵炸天古墓后，把随葬品洗劫一空，取走了福晋头上的一颗珠翠。
不久，宋哲元部又盯上了清朝和勤亲王永壁长子绵伦的墓。绵伦的墓在北京东直门外。为掩人耳目，宋哲元部先通知百姓回避，谓〝军人路过，小心走火〞云云，然后对绵伦墓进行了扫荡。
可见，宋哲元盗墓，应属惯犯了。
三：同日本苟且，私签卖国条约，想做小版〝汪精卫〞。
宋哲元经过喜峰口之战，成为京津翼地区军阀后，他的基本内外策略，就是〝对日妥协，绝不抵抗；对中央军强硬，绝不充许中央军进入西北军的地盘。〞
他所有的方针，都围绕以上策略运转。
（图：日军在中国）
七·七事变前的1935年6月，宋哲元部和日本签订《秦土协定》。〝秦〞，指29军副军长秦德纯。〝肥〞，指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这是一个卖国条约。
《秦土协定》要求宋哲元的军队从长城以北撒出，从而使察哈尔省的土地悉数丧失。《秦土协定》因为充许日本修建从满洲到华北的铁路，使华北门洞大开，为日本侵略华北打开了方便之门。
国民中央政府对《秦土协定》强烈反对，表示不承认该条约。
宋哲元对中央的指责采取〝软对抗〞的方针。因为〝何梅协定〞规定了中央军和中央机构不得进驻京津翼地区，在日本的作业下，这一地区其实成了宋哲元的半独立地区。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其实对宋哲元也没更多的约束方法。唯指望李哲元的〝民族情怀〞，能抵御日本对华北的进一步渗透。
但蒋介石的愿望又落空了。
1936年，宋哲元为了在日本协助下，巩固西北军在京津翼的地盘，同日本驻屯总司令田代，签订了《中日经济开发协议》。其内容包括日本参予京津翼地区的矿业、水利、港口建设，并修建一条从满洲直通天津的铁路。
蒋介石对这个协定的签订极其怒火，当即去电表示〝中央不会承认〞这个协定。并提醒宋哲元，当年张作霖充许日本在东北修铁路的恶果。
全国舆论大哗，怒骂宋哲元的信函雪片般飞往北平。
（图：日军在长城）
但宋哲元始终对日本有幻想，对蒋介石有戒心。1937年〝7·7事变〞爆发，宋哲元竟然神奇的不在北京，原来他在老家祭祖。匆匆赶回的宋哲元竟然不回北平布防，却直奔天津找日本人谈判。
7月11日，宋哲元对媒体讲话，谓〝此次芦沟桥事变，实乃东亚之不幸〞〝此局部之冲突，事态不会扩大，只要作一点让步，当可随时解决〞云云。
7月15日，宋哲元在天津，亲自接待日本新上任的华北驻军总司令香月清司。
〝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和何应钦给宋哲元的来电非常密集。蒋提醒宋〝勿对日有任何侥幸心理〞，〝倭人不讲道义，别被其谈判所误，此日人缓军之计〞，〝当全民动员，于北平、南苑、宛平诸地严密布防，作好打持久战之准备。〞
宋哲元竟不接电话！
蒋介石电示宋哲元，要求中央军进驻平津，被宋哲元以〝平津苦寒〞为由拒绝。蒋说〝日本侵略己成定局，勿受倭人所欺。〞宋以搪塞应对。
宋哲元一边严防中央军进入平津翼，一边加紧在天津和香月清司〝谈判〞，他整整在天津呆了一个星期。之后，中日协定出炉，史称〝香月细目〞。〝香月细目〞要求宋哲元清除京津翼地区所有抗日力量和抗日宣传。
尽管〝香月细目〞的签字人是张自忠，但现在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张自忠不过〝背锅侠〞，因为亲自签字的《日中经济协定》引起了中央的強烈不满，李哲元在以后的协议中，尽量让部属代签，以保持对日本和中央关系的弹性。
（图：张自忠将军）
7月20日，宋哲元坐日本人亲自安排的专列回到北平。他兴致很高，对协定也非常满意。他对媒体发表讲话，谓〝请勿挑抜中日关系，没有什么中日战争，谣言不可信〞云云。
宋哲元立即下令拆除所有防御工事，打开所有城门，连城内用沙袋堆积的简易临时防御工事也一并撤除。并要求城内防御部队尽速撒离，由保安部队代替。严令部队不得随意调动和转移，一律呆在原处，以免日人生疑。一夜之间，北平成为一座不设防的城市。
对于全国各地寄往北平的抗战物资，宋哲元一并谢绝。谓〝没有战争，和平局面己形成，请各地别再送物资来。〞
蒋介石一再去电提醒宋哲元加紧布防，不可松懈，宋哲元置若妄闻。何应钦向宋哲元要北平城防部署图，宋哲元竟然没有！
1937年7月26日，随着日军后继部队的到来，香月清司撕破脸皮，向宋哲元下最后通牒，要求宋哲元部立即撤出北平，退到保定一带。不然，日军将对宋军采取军事行动。
宋哲元闻之呆若木鸡。和平幻象彻底打碎。
但为时己晚！
1937年7月28日，日军对南苑发动突然袭击。没有任何防卸工事的南苑，根本无力阻止日军的长驱直入。中国士兵非常勇敢，躲在墙后放冷枪。赵登禹率领他的大刀队，英勇出击。但大刀队的威力在于出其不意，在准备充分火力强劲的日军面前，大力队发挥不了任何作用，牺性极其惨烈。
很短的一段时间，29军副军长佟麟阁和132师师长赵登禹，都壮烈牺性。
28日下午，宋哲元决定撤离北平，委托张自忠代理北平市长，自率29军主力，撤退到保定一带。日军飞机对撤退的军人进行低空轰炸，无数军用物资被毁，伏尸遍野。
30日，宋哲元向中央请罪，电曰〝此平津失守，俱因本人事前防务不周，应付不当。向中央请求处分。〞
（图：日军在中国）
结语：
史书载宋哲元年轻时在家乡开私塾，从不收穷人孩子的学费，乡人对他评价很高，很尊敬他。宋哲元攻下凤翔等地后，怜民生之艰，从河北，陕西等地筹来60万石粮食，又自筹资金购买十万石，悉数配发给当地居民，百姓三呼万岁。
冯玉祥赞宋哲元〝忠实勤勉〞，〝遇事不苟〞，这大体是对的。宋哲元对冯玉祥的忠心，远远超过其对蒋介石的忠心。以至于对中央军一直有强烈的抵触情绪，想把平津翼地区建成自己的独立王国。
如果宋哲元不同日本苟且，充许中央军进入平津，并加强城防，那么，日军想攻下北平，绝不会那样的轻松。
同时，因为北平的丢失，华东门户大开，致抗战极为被动。
平津失守后的两年，宋哲元因肝病和严重的抑郁症，在郁郁寡欢中去世。死后备受尊荣。国民政府追授其为一级上将。
但如果粗线条地看一历史人物，则难免失真。历史的细节既让人颤栗，也让人着迷。宋哲元的身上，就有两样不同的特质。
他的一生，有三件事绝不可忘记，即凤翔屠俘，长城抗战和丢失平津。这样贯穿起来，有助于我们全面审视这个历史人物。
这就是历史的复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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