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间，云雾飘荡，水呀，清澈流淌，雄鹰在空中翱翔，阿妈的笑声在古道间回响……”
韩红的歌带我们回到了古老的茶马古道，我们仿佛听到了在那条悠远的古径上，马蹄踏在雪莲花旁，发出沧桑的低吟。
在我国西南地区，横亘着数条修建于古代，连接了中原与西南部地区的陆地通道，这就是我们熟知的“茶马古道”。在古代，其主要用于对中原王朝和西南少数民族都非常重要的“茶马贸易”。中原汉族与西部少数民族以茶换马，渐渐的的，“茶马贸易”就成为了中原与西南地区最主要的贸易形式，而且这种最初单纯的贸易行为，在一步步发展中也深深影响到了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制度。
目前对于茶马古道的起源有三种学说。第一种学说认为，唐开元十九年，有唐蕃在赤岭互市的记载，也就是在那时唐朝与吐蕃已经开始进行茶马贸易，由此可见，最早的茶马古道应是起源于唐朝。第二种说法的依据正是《新唐书·陆羽传》中所记载的“时回纥入朝，始驱马互市”，这种观点认为茶马互市并不是起源于唐朝与吐蕃的贸易，而是起源于唐朝与回纥之间的茶马贸易。而第三种说法就有些另类了，此观点认为，真正的茶马古道并非起源于唐朝，而是开始于宋。这种说法的依据是史料《长编》中的记载。宋初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盐铁使王明奏: “沿边岁运铜钱五千贯于灵州市马，七百里沙碛无邮传，冬夏水少，负担者甚以为劳。戎人得铜钱，悉铸造为器，郡国岁铸钱不能充其用，望罢去。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马。”也就是最后这句“自今以布帛、茶及他物市马”，成为了持此观点者的重要依据。
虽是都有理有据，但是一般看来，普罗大众都广泛接受的是，茶马古道源于唐，兴于宋，盛于明，末于清。茶马贸易是唐朝汉族官方与边界少数民族进行互换茶、马的一种传统贸易方式。到了宋朝，农业迅速发展，也极大地促进了茶叶的产量。据《宋史·食货志》中记载，宋朝东南地区年产茶叶量至少在两千万斤以上，而且这还不包括四川的茶叶。可以说，宋时期茶叶产量的极速增长，也为中原与西南少数民族进行茶马贸易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那么茶马古道是怎么形成的呢？可以借用著名经济学家拉尔夫·瓦尔多·爱默生的名言:大海的表面很难保持平静，社会价值的均衡更是如此。古道之所以能够形成，就正是因为“茶叶”和“马匹”的均衡，造就了茶马古道独一无二的社会价值。
首先，我们来看茶叶对于西域诸部的价值。从饮食来看，以畜牧业为主的西域诸部日常饮食多肉、奶等油腻、性热且不易消化的食物，而茶叶本身就具备可以助消化、除油腻、祛湿热的药理作用。明代大学士丘浚称: “盖虏人多嗜乳酪滞膈，而茶性通利，能涤荡油腻故也。”徐珂也在《清稗类钞》中说道: “西北游牧诸部，咸视茶为第二之生命。盖以其日食羶酪，甚肥腻，非此无以清营卫助消化也。”现代医学也同样证明，茶叶中富含的茶碱、单宁酸以及维生素，能够为游牧民族补充其饮食结构中缺少的营养素，并且茶叶中的芳香油对溶解动物油肪具有明显功效。难怪明代学者王廷这样感叹: “茶之为物，西戎吐蕃，古今皆仰给之。”也就是说，对于西域少数民族来说，茶叶就如同粮食一样成为了生活中的必需品，并且族人皆对此产生了生理依赖。遗憾的是，西北地区干燥少雨的自然环境，又完全不适宜茶树的种植和生长。
同样，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个问题，虽然中原王朝占据着万里沃土，极大促进了农耕文明的发展。但是天生热爱驰骋的马匹却不适应在中原地区成长。但马匹在当时又是必不可少的军需战略物资，就像弘治末年督理陕西马政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杨一清说的:“惟国之大事，莫急于兵。兵事之要，莫先于马”。
然而，虽然中原历代统治者也都尝试过在中原地区圈养马匹，但是不论从繁殖率还是精良程度，都要逊色于西部良驹。我们看契丹族的发源地“呼伦贝尔草原”，本身就是一个天然的优质牧场，水草丰美极为适合养马。还有西夏族，这个占据着河西走廊的游牧民族，所产的马匹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极好。更何况像吐蕃、回纥自古就是产良马的民族，所以西部地区无论是从天然的地域环境还是千百年来养马的经验上来说，都是中原王朝所不具备的。
正是因为中原地区产茶，西南少数民族产马，两方一商量，干脆大家手拉手，我们都是好朋友，你送茶，我运马，世界多美妙。于是乎，一条中原和西南地区互通有无的通道就这样形成了，这便是茶马古道。
那么这条古道为什么会盛于明呢？归根结底，是由于明朝政府《茶马政策》的制定与落实，将“官营茶马贸易”推向了发展的最高峰，也书写了官营茶马贸易的辉煌历史。
官营茶马贸易，最早出现于唐。但那时只是雏形，官方并没有过多干预民间的茶马贸易。直到宋朝神宗年间，朝廷才专设官营茶马贸易机构，兴修茶马交通道路。宋元丰五年，自秦州至熙州设置驿站性质的“车铺”二十八个。到了元朝，为了加强对西藏的统治，朝廷在藏区建立了庞大的驿站系统，从算木多到萨迦共有27个大驿站。至明朝初年，官方对于茶马贸易的控制更为加强，国家专设茶马司，监控马匹的运输交易、官茶的收集贮存和收纳给散等事务。为了便于官营茶马贸易的开展，国家广修栈道驿馆，规定了众多茶马集散地，进一步为官营茶马贸易提供了极为便捷的条件。《明太祖实录》中就提到:“碉门至岩州道路宜令缮修开拓，以便往来人马，仍量地里远近，均立邮传，与黎、雅烽火相应，庶可以防遏乱略，边境无虞。”
到了明孝宗时期，规定由巡茶御史监管茶马市，正式确立了御史巡督茶马制，这也为官营茶马贸易的兴盛提供了有力的制度保障。就这样，绵延长达五千余里的茶马运输道路最终形成。而明政府除了延续宋代对于官营茶马贸易的很多规制外，其独创的脑洞奇大的茶马政策，也成为了茶马贸易史上的一大“壮举”。
首先，为了保证马源供应，明太祖洪武5 年，河州正式推行“金牌信符制”。金牌乃铜铸鎏金，正面用楷书刻写“信符”，背面则用篆文刻写“皇帝圣旨”。“金牌信符”一分为二，右边分发给各部族首领，作为与官方开展贸易的凭据，左边则藏于官方内府。每过三年，明朝政府召集各部族首领合符交马，同时强制规定，各部必须上纳一定数量的马匹，如果交不齐，明年必须补上。金牌信符制的最早记载于《明史·食货志》:“又制金牌信符，命曹国公李景 隆资入番。”
金牌制度一出，明朝茶马官营不仅垄断了茶马贸易，禁断了私茶贩卖的途径。而且用一种强制的手段，确保各部落有一定数量的马匹上纳给朝廷。同时也直接把各民族纳入明王朝统治之下，变成隶属关系，加强了对各少数民族的统治权。后因明朝与蒙古各部战事频繁，番民徙居无常，故而全牌遗散殆尽，所以在明正统年间，金牌信符制度被迫废除。
其次，西域诸族内部一直缺乏统一稳定的权力核心，因而，官营茶马贸易也逐渐变成了明朝统治西域诸部的有效手段，这也就是著名的“以茶驭番”。梁材在《议茶马事宜疏》中提到: “收茶易马，虽所以供边军征战之用，实所以系番人归向之心。”通过抓住西南地区人们不可一日无茶的生理依赖，明朝利用独有的“茶资源”使“外夷皆志向中国，不敢背叛。”在朱元璋时期，“以茶驭番”成为了他统治茶马贸易的根本之道。明政府更是通过抬高茶价压低马价，从中获得暴利的同时，来进行对各部的压迫与统治，“茶贵马贱”也是朱元璋“内中华而外夷狄”思想的体现，明朝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戎狄的壮大，防范了外部祸乱。
可以说，“金牌信符制”和“以茶驭番”政策，其根本目的是控制各族。在明朝时期，茶叶只有官方才可以出售，茶叶的生产与交易也是由政府一手掌控的。但是经是好经，却被歪嘴和尚念歪了。官方制度制定得容易，但是真正执行起来却极为困难。为了牟取互市中蕴藏的巨大利益，许多茶商不惜铤而走险，私贩茶叶。他们敢于如此肆无忌惮，一方面应归结于明代政府官员的贪污逐利，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明政府官营茶马贸易的相关制度，导致本属于贸易性质的茶马交换，在官方的强制干涉下成为了强制性交换，引来西南少数民族的不满。
明朝政治腐败、官员执政能力下降导致茶政腐败，有些官员甚至直接参与了茶叶的走私。《明太祖实录》中记载，永乐三年，明太宗“闻近时守边头目人等，多用恶谬茶欺之，甚至侵损其财物。”
洪武年间驸马都尉欧阳伦，仗势公开贩卖私茶，上下皆畏其权势不敢言说。连皇亲国戚都不堪诱惑，走私茶叶的利润之巨可见一斑。官营茶马经营不善，官员寻私舞弊，致使官营茶马贸易衰败。私营茶马贸易的屡禁不止，其实也是大明王朝政治灰暗的一种体现。
另一方面，也应该认识到，明代的茶马贸易，对于中原地区和西南少数民族来说也存在有利的一面。
首先，贸易的巨大利益吸引了内地商人迁居到商路上，于是就有了“有汉户百姓将带妻口等投熟户蕃族内居住者”这样的现象。
反之，也有各少数民族商人为久居内地，这也就是“河西回鹘多缘互市家秦、陇间，请悉遣出境，戒守臣使讥察之。”
其次，中原商人进入藏区贩卖货物，藏语的学习就成为了他们的必修课。相反，藏族商人来到内地做生意，汉语同样也是他们必须掌握的语言。就这样，语言的互相学习又进一步密切了民族感情，促进了两族间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同时，明代繁盛的茶马贸易也同样促进了人口的流动，商业移民促进了民族融合，也奠定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共同杂居的格局。
正是因为这种杂居，使得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所载的唐中原人士的烹茶之法，到了明代已经几乎不在少数民族地区沿袭了。经过杂居后各族文化的整合、演进，西南各族包括藏族的烹茶之法，早已不是对中原地区茶道的单纯模仿，而是已经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符号。
这种文化符号对于少数民族更是一种精神象征。如茶叶在藏族生活已突破了日用品的范畴。茶叶不仅是重要节日、人生重大礼俗中绝对不可或缺礼物，而且茶叶已经与他们本民族的强大信仰联系在了一起。藏族寺院的“茶会”等活动，真正使得茶叶与宗教中的神圣仪式连接在了一起。当虔诚的信徒礼佛时，会献上哈达、茶砖，点上酥油茶灯，以示虔诚和尊敬。茶在这里成了最为圣洁的精神象征。又如布达拉宫珍藏的圣茶，更加赋予了茶叶一种神圣的内涵。
最为重要的，是茶马贸易为明朝时云贵川地区这些农耕生产相对落后的茶农们带来了谋生的手段和经济收益，与此同时，明代朝廷也能够增加财政收入。根据《明太祖实录》记载，当时朝廷对于茶园的政策是“每十株，官取其一，民所收茶，官给直买之。”这是一种统购统销的制度，通过官方对茶叶的收购和征税，使得明朝廷在对茶税和茶叶贸易的全权垄断中获得了巨额的利润。紧接着，明朝廷又使出上文说过的“以茶驭番”提高茶价的手段压低马价，在整个官营茶马贸易中收获颇丰。据记载，明朝政府“捐山泽之毛收马来牝之种，不费重资而实军壮。”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明政府赚了个盘满砵满。
总之，茶马贸易到了明代这里，由于国家对于官营茶马贸易的绝对强权控制，茶马贸易更进一步成为了“驭蕃”的工具，除了巨大的经济利润外，我们还应该看到，在明政府制订的一系列“茶马政策”来看，官方所期待的，绝对不仅仅是“不费重资而实军壮”，明王朝想要的，更是维系与各部落的关系，而且使之顺从中原王朝。而对于诸少数民族部落来说，接受茶叶回报马匹是他们应尽的义务，虽然明政府在茶马贸易的利润差额上对他们有所打压，但是他们大多数时间里也还是愿意与中原王朝维系已有的关系，除了茶叶是必需品外，还有各部落首领对于庞大的明王朝政治上的天然依赖。从某种意义上说，明代的官营茶马贸易成为了中原和西南各族的政治一体化的纽带，并起到了积极作用。正如著名民族学者吴从众总结的那样：“可以说明代出现了两个世纪的相对稳定，带来了农牧业的上升，给藏汉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更多的机会和渠道，而所有这些都与茶马互市的交往是密不可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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