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唐易老，李广难封”，出自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名篇《秋日登洪府滕王阁饯别序》，冯唐和李广，皆是汉武帝时期的人物。两人同样壮志难酬的宿命，使得诗人不禁感慨命运对于一个人巨大的影响。

而这两人中，又以“飞将军”李广的际遇更加曲折。汉文帝时期就已经崭露头角的李广，曾经为文帝亲口称赞，称他“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但在之后的几十年间，李广虽曾先后为大汉镇守陇西、北地、上郡等七郡，甚至因武艺高强、作战勇敢而被匈奴人称为“飞将军”，但直到汉匈漠北之战前，这位名扬域外的将军，却依旧未能真正“封万户侯”。

更加具有悲剧色彩的，则是其六十余岁时所参加的漠北之战，在这次与匈奴的大决战中，李广虽被汉武帝封为前将军，却并不为卫青所重，其主动请缨的前锋之职被公孙敖所获得。

也正因此，在卫青所率大军与匈奴决战之际，李广所部却因为迷路而毫无所获。

在任何朝代，贻误军机都是重罪。《史记》记载，面对前来询问的官员，李广悲愤莫名，只好对左右说到：

“广结发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今幸从大将军出接单于兵，而大将军又徙广部行回远，而又迷失道，岂非天哉！且广年六十余矣，终不能复对刀笔之吏。”遂引刀自刭。

这位曾经“与匈奴大小七十余战”的飞将军，并未战死沙场，却在战后因悲愤而自戕。这一幕，也成了太史公笔下最具悲剧性的段落。

在许多人看来，李广的壮志难酬并非是其本人的才能无法与卫青、霍去病等名将媲美，相反，他的悲剧正是因为卫青对公孙敖的偏私。若非漠北之战中卫青属意与自己交好的公孙敖，李广也不会被前者充作策应，最终迷失于滚滚黄沙中。

但这种看法，其实有失偏颇。在漠北之战前，李广其实已经多次参与对匈奴的战略性攻势，尤其是汉武帝元光六年，李广率军自雁门出兵，征讨匈奴，却被匈奴击溃，自身更是为匈奴所活捉，最后还是凭借自身武艺夺取匈奴战马，这才逃回中原。

与漠北之战相比，元光六年的这次战役，李广独领一军，更是无丝毫掣肘和阻遏，却依然不敌匈奴。相反，这一时期资历尚浅的卫青却直捣匈奴祭天的龙城圣地，俘虏七百余人，而这也是汉匈之战中大汉第一次占据主动地位。

当然，这样的说法在网上同样也有许多，一些人因此指责李广有勇无谋。甚至认为，曾经因小事迁怒一霸陵尉的李广，气量太过狭窄，本身就难以成事。

两种说辞，无论哪种听上去都有着真实可信的例证，同样，这两种说法也都有着难以自圆其说的地方。而在披澜君看来，“李广难封”的真实原因，其实与西汉尤其是汉武帝时期骑兵战术的变革有关。

想要厘清其中的脉络，还要从骑兵这一兵种的地位变化谈起。

一、从战国到西汉，从战车到骑兵：军事地位逐渐强化的骑兵部队，究竟是如何练成的？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中，骑兵作为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之王，一直以来就以一种强势的状态存在。但这种看法，其实并不完全正确。

骑兵的地位，在一开始其实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般重要。尤其是在中原地区，骑兵军事地位和作用的演化，互为表里并彼此影响，却是以一种极其缓慢的速度进行的。

骑兵是从战国末期才真正开始作为一种主战兵种存在。在此之前，真正统治中原战场的，是自夏商时期就已然存在的战车。

考古学家普遍认为，古代战车的出现要追溯到公元前三千年前，两河流域的苏美尔和阿卡德的闪族人在日趋激烈的战争过程中，发明了战车。而我国，则是从夏朝开始有了关于战车的记载。

《尚书·甘誓》中是我国最早记载车战的文献，所谓的“甘誓”，指的是夏后氏在与宿敌有扈氏作战前，在一个叫做“甘”的地方进行的盟誓。其中“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便是夏后氏对于战车士兵作战时的要求。

无独有偶，与战车有关的记载，还出现在《尚书》的另一篇《牧誓》中，并与牧野之战有关。牧野之战中，周武王所带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的战车和步兵军队正是其最重要的灭商主力。

古代战车以其强大的冲击力和相对稳定的作战平台，成为了军队中最为可靠的军事力量。到了春秋时期，频繁的战争使得战车的重要性在实践中再次凸显。

春秋时期的历次大战中，都不乏战车在战场上肆意奔驰的身影，城濮之战、长勺之战、鞍之战，皆是战车会战的经典例子。

然而，战争经验的积累造成了军事装备的迭代，而技术的创新和发展更是军队杀人技艺发展的重要助推力。随着铁器的研发，战国时代的战争态势发生了剧烈的转变。

在征兵规模和对象上，以贵族和“国人”为基础的春秋军队被 体量更为庞大，动员力更强的战国士兵所取代，而在武器装备上，更加结实耐用的铁器和更加锋锐的弓弩大规模列装部队，成为战国七雄动辄杀人盈城盈野的助力。

在这种情况下，曾经独霸战场的战车开始因为其笨重、昂贵的缺点开始逐渐衰落。

有的升起，有的降落。战车的衰退，与骑兵的兴起几乎是同时代发生的故事。

在战国时代，兼具灵活性和攻击力的骑兵开始兴起。不过，与这一时期登场作为主角的步兵不同，战国时代的骑兵仍然只是战争中的配角。他们在两军对垒时充当斥候和探马，在胜负已分时成为胜者扩大战果的工具，但是，由于马镫和高桥马鞍尚未出现，这一时期的骑兵，尚未能完全取代步兵和车兵，成为新的战争之王。

二、汉武帝之前，仍被广泛应用的骑兵骑射战法

上文我们提到，骑兵在战国时代，虽然开始崭露头角，但是由于高桥马鞍和马镫尚未出现，这一时期的骑兵在冲击力上远远不能与后世的骑兵相比。甚至可以说，直到南北朝时期，我们印象中那种持长矛、披坚甲的重装骑兵才真正形成——具装骑兵。

而在战国到汉末的这段时间跨度内，中原王朝内部纷争中，骑兵的性价比以及实用性，一直受到技术的限制而无法发挥。

三国时代，刘备在留给刘禅的遗诏中，着重强调了《六韬》这部传自战国时期的兵书。这部兵书中，虽有论骑兵和战车作战的所谓“十胜”、“八胜”之说，但总结下来，如“陷其前骑，击其左右”之类的进攻战术均是建立在敌军指挥混乱或者阵型尚未完全铺陈开来的基础上。

而一旦对手的阵型和指挥无散乱和弱点可寻，那么，这种指挥骑兵和战车直接冲阵的方式往往会演变为进攻方的灾难。

虽然蜀地因为地势的关系骑兵难以发挥作用，但是这种对于骑兵用法的限制却不仅仅只是三国时的蜀国君臣所独有。事实上，这一时期一种类似马镫的“跨蹑”用具（即辅助骑兵上马的工具）已经出现，但在大规模战争中，骑兵的主要作用却是依靠冲锋来造成敌军指挥的散乱或者直接冲击敌方大将（如关羽于官渡之战中斩颜良于其麾盖之下）。

将时间回拨到西汉，骑兵的战术方式就更加单一。

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之后，中原王朝的骑兵规模开始逐步扩大。

但是，所谓“胡服骑射”本身就是中原王朝以草原民族为模板套用骑兵的作战战术，正因如此，从赵武灵王改革到西汉建立，这中间整整一百年的历史中，我们所见到的中原骑兵，一直是以弓箭为主要杀伤性武器进行作战，而近身肉搏，除了极个别情况外，仅仅发生在骑兵具有数量优势的情况下。反之，一旦遭遇步兵和敌方骑兵的强势反击，这种试探性的肉搏便宣告结束。

那么，骑兵的作战方式究竟从何时开始大规模转型的呢？这就与汉初汉匈冲突的爆发有关。

三、不对称的汉匈战争：西汉骑兵改制，是中原农耕民族对抗游牧民族的必然选择

秦汉迭代之际，中原王朝的军队作战一直是以步兵为主要力量，相反，车兵和骑兵只是帮助步兵达成战术目的的辅助。

但这种战术体系却与中原王朝所面临的另一股军事力量完全不同。这便是在秦朝末年在冒顿单于统治下逐渐崛起的匈奴。

匈奴的强悍程度自不待言。《史记·匈奴列传》中提到，这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几乎全然生活在马背上一般。“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当然，这里所说的“甲骑”仅仅是一种虚称，就如同南北朝时期骑兵无论是否着甲均被概括为铁骑一样）。

恶劣自然环境的残酷淬炼下，游牧族群的战斗力不容小觑，所谓““士力能弯弓”的说法更是没有丝毫水分。早在秦末争霸之际，楼烦（另一支游牧族群）骑兵雇佣军就是各势力麾下最强悍的骑射手。《史记》记载：“项王令壮士出挑战， 汉有善骑射者楼烦，楚挑战三合，楼烦辄射杀之。”在楚汉两军阵前，项羽主动令手下将士要战单挑，却被刘邦麾下的楼烦将连续射杀三人，最后不得不亲自出手，才避免军队士气因此低落，由此足见楼烦人骑射技法的高超。

而崛起于草原的匈奴同样如此，相较于常年求食于土地的中原农耕文明而言，“控弦之士三十余万”的匈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战斗民族。

秦朝的覆灭，致使汉朝得以建立，而这场兵祸，同样让匈奴开始失去了制约其发展壮大的掣肘。除了前文提到的楼烦以外，东胡、林胡等游牧民族逐一被匈奴所吞并，一个在军事实力上足以与汉朝媲美的势力开始形成。

两股势力的碰撞与一名叫做“韩信”的人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此人与秦末汉初军神韩信同名同代，为避免混乱，后世人多以“韩王信”代称。

韩王信在楚汉争霸之际投靠刘邦，最后被刘邦封为韩王。然而不幸的是，在匈奴扩张的势头中，他的封国马邑却被匈奴所围。为保全性命，韩王信不惜投靠匈奴。这次事件，也成了汉匈冲突的肇始。

在这次军事冲突中，汉朝先胜后败，高祖刘邦甚至被匈奴围困至白登山七天七夜。这也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白登之围。

这次大战，冒顿单于将己方的骑兵优势发挥得淋漓尽致，汾河谷一战，匈奴战败后退，在尚未受到根本损失的同时，却通过骑兵的速度优势将入彀的刘邦团团围住。所谓“利则进，不利则退”正是对这种战术的形象描述。这种难以捕捉又难以猜度的骑兵攻势，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汉王朝无法回避的梦魇。

但白登之围的结束同样意味深长。这次围困最终以冒顿撤军告一段落，有人认为这是汉朝采用陈平之计贿赂匈奴大阏氏（单于之妻的称呼，读音通胭脂），才使得白登之围得解。

然而事实上，抛开立场不谈，冒顿单于杀父继位，这样一位冷血的枭雄人物真的会因为自己妻子（而且还不是唯一一位妻子）的劝告就撤军么？答案自然是否定的。

以汉武帝时期李陵故事来看，直到汉武帝时期，匈奴在单兵作战能力上仍然逊色于汉军，李陵领五千步弓手出塞，在遭遇匈奴主力后，“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却得以在且战且退中杀敌万余，最终因弓矢耗尽而不得不降。

而汉高祖刘邦在白登一地虽然遭遇围困，但能抵抗四十万骑兵七天七夜，也足以说明其随行的轻车部队和少数步兵部队并非毫无作为。相反，以骑射起家的匈奴人，却并没有真正敢于冲击汉军营垒。

这并非是因为匈奴人胆小怯战。我们前文提到，匈奴崛起后，中原与草原两股势力的对峙局面开始形成。

然而，基于统治基础和社会形态的不同，匈奴虽然以武力一统草原，形成了一个“控弦三十万”的草原帝国，但他们的内部，仍然是一个个松散的部落集合。

对于部落领袖而言，他们的权利边界极为有限，草原骑兵之所以采用“利则进，不利则退”的战术，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善于骑射，而是因为作为部落的一员，部落首领既不能在战胜后给与他们足够的奖赏，也不能在其战死后照顾他们的家人。

权利与义务是一对终将平衡的天平，在短期内，部落首领可以依靠个人的威望和严苛的手段促使手下听从于他，但这种强制手段在草原这种松散的社会结构中根本无法长久。一旦部落首领显示出他的不公平性，作为部落的一员，牧人可以快速的投靠另一部落。

相反，中原王朝的军队，往往有着更加巩固的社会结构作为背书。严明的纪律，紧密的阵型是士兵得以对抗和战胜敌人的终极武器。而这，也给了汉武帝改革骑兵战法新的契机。

四、汉武帝时期骑兵的战术改革：以密集冲锋代替松散骑射的尝试

对于汉朝和匈奴而言，双方的战术体系其实存在一个悖论，一方面，汉朝防守周全、纪律森严的步兵乃至步车阵往往难以攻克，而另一方面，对于汉朝而言，来去自由、飘忽不定的匈奴骑兵劫夺粮道、肆虐郡县，更是其难以追踪的敌人。

但汉朝的劣势在于，相较于谙熟骑射之术的游牧族人而言，汉家儿郎中能与之媲美的骑士少之又少。骑兵的来源不仅受马匹数量的影响，更为兵源所限。由于缺乏可以与之对抗的骑兵，辽阔边境成了匈奴骑兵随意驰骋的乐园。这种袭扰对于百废待兴中的汉王朝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转机，则出现在汉武帝时期。在上文中，我们曾经提到一位与军神韩信同名的“韩王信”。韩王信投靠匈奴，是汉匈冲突爆发的直接原因，而他的下场却并不算好，公元前197年，韩王信被汉朝大将柴武斩杀于参合城内。

而他的子孙则在之后再次反叛匈奴，回到汉朝。其中，与本文有所联系的，是他的曾孙韩嫣。司马光之所以在《史记》中，将之归入《佞臣传》，是因为一条隐晦的记载：

“官至上大夫，赏赐拟於邓通”。

这位邓通，其实就是汉文帝的男宠，西汉女相师曾断言邓通会穷困潦倒而死，汉文帝不悦，便赐邓通开采铜矿与铸币之权。而所谓“赏赐拟於邓通”，可见韩嫣在汉武帝一朝究竟是何种身份（不知为何，在与汉朝几乎同一时期建立的罗马，其统治者同样多有此类爱好，如凯撒，就曾被人称为“所有男人的女人，所有女人的男人”）。

但除了这些花边新闻以外，韩嫣的得宠其实与他早年间在匈奴生活的经历有关。汉武帝为征讨匈奴一事，曾经多次向他咨询（“上即位，欲事伐匈奴，而嫣先习胡兵，以故益尊贵”）。

这种依靠归降的草原土著或者汉族向导了解匈奴情况的方式，并不少见，如霍去病麾下赵破奴，早年间流落草原，后从军任霍去病军司马一职，为汉军立下汗马功劳。

在早年间，汉朝对匈的战争失利，往往不是军事实力上技不如人，相反，无法搜寻到敌人所在才是关键。正因如此，早在汉武帝以倾国之力讨伐匈奴之前，一系列的配套措施就已经开始施行。

而从之后的战例来看，除了这些准备措施外，新的战术安排，才是汉匈战争最重要的胜负手。

以元朔五年为例，卫青以三万骑兵征讨匈奴，为避免可能出现的骑射对峙局面，以夜袭战的方式直接将作战由远射拉至肉搏（“汉兵夜至，围右贤王”），这一战即是汉匈之战中汉朝第一次大胜，也是卫青以外戚身份扬威外域的成名之战。而在元狩二年，霍去病几乎是效仿卫青的故智，以短兵交接的方式直接阵斩匈奴折兰、卢胡王、全甲王三个匈奴部落的首领。

如果说，前两次战争的胜利是汉军占据了出其不意的心理优势，那么元狩四年的漠北之战，则几乎是农耕民族以冲击战法碾压游牧部落的典型。这一战中，匈奴以逸待劳，直袭劳师远征尚未休憩的卫霍两军，试图以数量优势和体力优势将汉军斩尽杀绝。

然而，大将军卫青却是以五千精骑与匈奴万余骑兵直接对撞在一起，在军力、体力皆处于劣势的条件下，从黄昏厮杀至第二日清晨，最终“捕斩首虏万余级”。自此，匈奴再无余力袭扰汉朝边境，曾经困扰汉朝五十余年的匈奴威胁，几乎被完全平灭。

值得注意的是，从现有的考古发现来看，汉武帝时期并未发现与骑兵有关的装备迭代和更新，甚至连方便骑兵上下的单边马镫也尚未发现。在毫无装备帮助的情况下，骑兵冲击作战时的反作用力几乎全部由骑手承受，一旦未能夹紧马身，一次冲锋过后，骑士即使获胜，也很容易被反作用力推至马下。

然而，这种危险的对冲动作，也因此成为了汉朝骑兵作战所独有的操作。士兵荣誉感、国家基层的动员力乃至自上而下军队对于怯战者的监督和惩戒，是骑兵冲锋战法尚未成熟之际却得以在西汉奏效的最主要原因。相反，松散的部落联盟体系，天生就缺乏对于士兵令行禁止的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匈奴人体会到冲击作战的意义，也难以效仿。

无需考量骑射能力，只需长期的军事训练来打磨和熔炼。可以说，骑兵冲击战术，是早期农耕民族与游牧侵略者长期对峙中所探索到最佳战术。

五、回归主旨：飞将军李广的悲剧，其实仅是“不合时宜”

在《史记·李将军列传》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量与个人勇武有关的记载。

如他与匈奴精锐骑手“射雕者”之间的对峙和搏杀，以及千钧一发之际“中石没镞”的悍勇，字里行间充斥着太史公对于其武艺的褒奖。然而，个人的武艺强弱真的与军事才能有关么？这可能是初学者在讨论古代战争时最常犯的错误。

当然，这并不是说个人的勇武与战争胜利本身无关。事实上，对于指挥骑兵作战的将领而言，由于骑兵的行动力和行动速度远超步兵，因此以统帅身份甘冒箭矢、冲锋陷阵自然能极大的鼓舞士气并提高军队作战的反应速度。

但对于李将军而言，这种对于勇武的追求已经超过了一个将领应该拥有的极限。从列传中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飞将军李广的军队，显现出的是迥异于卫、霍两军的风气：“李广军极简易，然虏卒犯之，无以禁也。而其士卒亦佚乐，咸乐为之死”。

在个人人格魅力以及对其勇武的充分信任下，披览君相信，李广麾下士兵所谓“咸乐为之死”自然是真。然而李广这种对于军阵态度的轻视，其实也正体现了李广所部自成一体的战术方法和体系。在这种前提下，在追杀“射雕者”时李广仅携几名轻骑便敢于弃全军而去的冲动，其实也正说明，出身边地，与匈奴长期作战的他，在作战方式其实一直受到匈奴的影响和同化。

但是，作为一名将领，征讨匈奴之际，他麾下的士兵并不仅仅只有他在上郡等地一同作战多年的亲信袍泽，还有来自于其余地方骑射技艺远逊于匈奴的普通汉家儿郎。放弃已经逐渐成熟的冲击战法，抱残守缺，只能让军队与将领间的不协更加明显。

追求个人勇武，同时也追求对于骑射技艺的臻于极至，以至于放弃或者说忽略了汉朝骑兵作战战术的变化，才是飞将军个人悲剧的真正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