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在中国历史由“分”而“合”的历史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在一统理念的影响下，出现了秦汉时期的“天下为一”，而秦汉的政治实践又反作用于一统观，促使其逐渐丰满与完善。公元 6 世纪末，在经历了南北朝的动荡与分裂后，由杨氏再次统之为一，建立隋朝。隋之国祚虽然短促，但无论是在思想层面对“大一统”观的完善，还是政治实体方面承前启后的一统实践，其现实意义与历史意义皆值得关注。

“大一统”思想的内涵及特质

“大一统”正式提出于战国，但追溯其思想渊源，则要上溯至西周。长久的积淀形成了适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导向性思想。即使古代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魏晋南北朝等大分裂时期，但更出现了秦汉、隋唐、元明清的统一王朝。“一统”的形成，要归结于“一统”思想千年的积淀。

1.先秦时期“大一统”思想的内涵

“大一统”一词始见于《公羊传》，是解释《春秋》隐公元年所纪“元年，春，王正月”句。其为：“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岁之始也、王者孰谓？谓文王也。曷为先言王而后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72这是“大一统”三字首次连用，成为一个名词而存在，后人在使用“大一统”这个概念时，也都是依据这一词衍生而来，如董仲舒曾两次在阐述自己的“大一统”观时，提及“《春秋》大一统”。在公羊家的解释中，“大一统”的本义在于推崇“立元正始”、以“一统”为大，即《管子》中说的“总持其本，以统万物”。“元”即“大一统”思想中的核心，“大一统”思想形成的初始阶段，《春秋公羊传》曾起过重大作用。纵观历代学者对“大一统”的解释，大致包含三个“一元”：道统一元，即万法归宗，天命归一；时间一元，即万世一系；空间一元，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因而，所谓“大一统”所含所指的就是思想、政统以及疆域的一体性，三者缺一不可。

对于统治者来说，只有拥有高度集中的最高权力，四海之内都为之所有，国家内部各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保持一致，内无异心，外无强敌，其统治方针才能贯彻，政权才能稳固，故而源自《公羊传》中的“大一统”三个字对中国历代王朝构建意义重大且影响深远。

春秋战国时期是“大一统”思想的发蒙时期。由于礼乐崩殂，天下秩序缺失，导致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政治局势错综复杂，军事斗争层出不穷，“民无所错手足”，居于乱世之中的诸子百家祈望太平与统一，在各自的著作中反映这一诉求。老子主张“侯王得壹为天下正”；墨子认为“天子唯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也”；韩非子提倡“要在四方，事在中央”；孔子希望应借由礼乐制度来恢复天下秩序：“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孔子身后，孟子和荀子也都继承了孔子的精神，孟子为天下“定于一”而发声；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的概念。诸子的众多主张纷纭不同，但对于“天下一统”的渴望却令人关注的一致，其背后深意令人不能忽视。春秋战国时期对于“大一统”传承和发展的重要性在于：它承上启下地连接了中国两个“大一统”时代：诸子百家所怀念的西周“大一统”时代，以及其后具有高度统一性的秦王朝，成为了两个重要的统一王朝的连接点，并提供了极为丰富的“大一统”理论基础。

2.秦汉“大一统”思想的发展与实践

伴随着秦朝“一统”国家的建立，“大一统”已不再是策士们纸上勾勒的蓝图和口中纵横的阔论，而是成为了现实存在的统一王朝，完美了“大一统”的概念，正如秦丞相李斯所说：“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秦始皇扫清六合统一中国之后，也统一了文字的字形和度量衡，不仅在外显的政治上统一中国，也在内隐的文化上统一了中国，自此之后“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天下归一。

汉朝是继秦之后又一个“海内一统”8的王朝。儒生们将儒家思想中有关“大一统”的要义提炼出来，对其内涵和外延都做了升华，其中以西汉董仲舒、东汉何休为代表。董仲舒说：“《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同贯也。”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也将提倡“大一统”思想放在重要位置：“一国之始政,莫大于正始。故《春秋》以元之气，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境内之治。”“统者，始也，总系之辞。夫王者始受命改制，布政施教于天下。自公侯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一一系于正月，故云政教之始。”据《汉书》记载，汉武帝自己对“大一统”的阐释有“汉为天下宗，操杀生之柄，以制海内之命，危者望安，乱者卬治”一句，明确了汉代统治者的天下观念，对于汉朝构筑天下秩序有着强烈的理论指导作用。

理论建构的跃进，使汉代的“大一统”现实也随之快速推进。西汉初期，经过汉高祖至汉景帝时期的经营，西汉王朝通过册封、和亲乃至订约等多种方式确立起了由郡县、藩臣、外臣构成的“天下”统治体系。自“七王之乱”后，汉景帝大幅度削弱了封国，主要改变有三：其一，对于参加叛乱的七国，除了保存楚国并另立楚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掉；其二，继续推行贾谊“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政策，先后加封了十三个皇子为诸侯，同时收回诸侯王任免官吏和征收赋税的权利，剥夺其对封国的管理权，改由皇帝任命的官吏进行管辖；其三，诸侯王不能自治其国，无权过问封国的政事，只能按朝廷规定的数额收取租税作为俸禄，失去了政治实权。自此，中央政权权利大大增强，诸侯王的力量则相应地被大幅度削弱。诸侯国虽仍然存在，由于诸侯王失去了统治权，其实际地位已与汉郡无异，已经不再具有同中央对抗的物质条件，丧失了从根本上挑战皇权地位的实力。

汉武帝时期，出兵南越，北击匈奴，东灭朝鲜，张骞出使西域等，都是汉武帝实施“大一统”思想计划的组成部分，而这些行动的借口也都是汉武帝积极创造的，显示出汉武帝构建“大一统”王朝的不懈努力。李大龙认为，汉武帝构建的“大一统”王朝，不仅为其后昭、宣二帝进一步拓展有效管辖区域、完善西汉王朝的“大一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成为其后历代皇帝努力维持有效统治的区域，汉代郡县区域之内的民族或政权不可以不臣也成为隋唐两代君臣的共识，进而影响着隋唐“大一统”王朝的构建。96一以贯之的持续沿袭，促使中国在“一统”的道路上越走越扎实，越走越远。

“大一统”思想起始于先秦，实践于秦汉，并在此两朝成为了主流认识，对后世有深刻影响。秦汉二朝国家高度统一，君主权力高度集中，是后世“大一统”王朝的范本，对后世的多民族融合、“大一统”国家秩序构建等方面起到了促进作用。

3.“大一统”的界定

“大一统”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最高理想和终极目标，也是中华民族久已达成的共识。正如《民国纪事本末》所总结的：“凡弱民散沙临乱世，必无自治能力，非待霸者以威凌下始得止乱。……必欲唯持大一统，则不得不仰仗集权中央削除各省参差，以落后为基准。华人之恶专制而恋大一统者，实无异于爱苗条而不舍甜食。”从文明的进化来看，“大一统”是人口增长、文明快速发展的温床。五千年的历史发展沿袭至今，中华民族已从偏居晋南豫北向四方开疆扩土，熔铸四方之民，广播中华文化之种，终成今日之国家。中国政治在“大一统”思想指导下，积淀了数千年不曾间断的文明，是国家的幸运，也是世界的契机。

何谓“大一统”？笔者认为，“大一统”是基于思想和文化统一基础上的政治一体。有学者认为，“以皇帝为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对国家进行高度集权的统治，使国家政治整齐划一，经济制度和思想文化高度集中，是中国历史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有学者指出，“大一统”包含“天子之上的政治认同、华夷之辨的民族认同、尊尚礼乐的文化认同”三个层面。但简单理解，所谓“一统”，必要条件是：“中国之于夷狄，犹如太阳之对列星，理无降尊”，是所谓“天无二日”，即天下只有一个天子。其次要求是“四海归一”，即版图统一；权力集中，即中央集权；有同一的国家官方哲学和制度，即为“大一统”。

在国家形成的过程中，理论形态的导向作用是不能忽视的。比如在世界历史上，不同区域之内的势力，有的越分越小，有的越聚越大，分者无魂，聚者有神。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分分合合是曾经，统一是常态，有常态演化成恒定。这其中，“大一统”作为灵魂，其作用向来是不能忽视的。塞维斯（Elman R.Service）认为，人类发展是一个从一盘散沙到聚成国家的历程，要分四步：游团（band）－部落（tribe）－酋邦（chiefdom）－国家（state），最后一环是国家。苏秉琦认为中国古代，有三阶段：古国－方国－帝国，如果需要套用西方的概念，古国是 chiefdom，方国是 kingdom，帝国是 empire，帝国最大。中国的发展经过正是印证了上述两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的理论，可见“大一统”政治形态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自然选择之一，是历史发展进程及演变规律的必然结果。而在“大一统”思想的影响下，政体上的“大一统”就是一种必然结局。

“大一统”思想与隋朝的统一

1. 顺应“分久必合”而出现的隋朝

自两晋这一“皇帝垂拱，士族当权，流民出力”的“低质量的统一”终结，中原地区再度分崩离析起，至隋建国止，古代中国又经历了近三百年的分裂乱世。先是西晋的“八王之乱”致使中央的控制力大幅降低，五胡趁虚而入侵占北方，大量汉人“衣冠南渡”，刘渊之子刘聪灭西晋后，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史为东晋，自此南北两朝划江而治。南朝主要政权更迭依次为东晋、宋、齐、梁、陈，北方先后有成汉、前赵、后赵、前凉、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凉、南凉、西凉、北凉、南燕、北燕、胡夏、冉魏、翟魏、西燕等政权。公元 439 年，北魏太武帝统一北方，至公元 534 年，北魏分裂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在公元 550 年为北齐篡，西魏于公元 557 年被北周篡。长期的分散动荡使各势力集团的首领纷纷起独占中原之心，也使百姓因饱受战乱之苦而渴望安定，所以对于“一统”的向往具有普遍性，是民众与领导集体共同的诉求与梦想。

近三百年的动乱，致使山河破碎，百姓状极苦，史书中多有描写，此处仅摘录几条为例：太祖幼而宽仁，入纂大业，及难兴陕方，六戎薄伐，命将动师，经略司、兖，费由府实，役不及民。自此区宇宴安，方内无事，三十年间，氓庶蕃息，奉上供傜，止于岁赋，晨出莫归，自事而已。守宰之职，以六期为断，虽没世不徙，未及曩时，而民有所系，吏无苟得。家给人足，即事虽难，转死沟渠，于时可免。凡百户之乡，有市之邑，歌谣舞蹈，触处成群，盖宋世之极盛也。暨元嘉二十七年，北狄南侵，戎役大起，倾资扫蓄，犹有未供，于是深赋厚敛，天下骚动。自兹至于孝建，兵连不息，以区区之江东，地方不至数千里，户不盈百万，荐之以师旅，因之以凶荒，宋氏之盛，自此衰矣。

魏人凡破南兖、徐、兖、豫、青、冀六州，杀伤不可胜计，丁壮者即加斩截，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所过郡县，赤地无馀，春燕归，巢于林木。

强者为转尸，弱者为系虏，自江、淮至于清、济，户口数十万，自免湖泽者，百不一焉。村井空荒，无复鸣鸡吠犬。

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破国则积尸竟邑，屠将则覆军满野，海内遗生、盖不余半。自丧乱巳来，六十余年，苍生殄灭，百不遗一，河洛丘虚，函夏萧条，井堙木刊，阡陌夷灭，生理茫茫，永无依归。

至于永嘉，丧乱弥甚。雍州以东，人多饥乏，更相鬻卖，奔迸流移，不可胜数。幽、并、司、冀、秦、雍六州大蝗，草木及牛马毛皆尽。又大疾疫，兼以饥馑，流尸满河，白骨蔽野。

贼盗蜂起，司、冀大饥，人相食。自季龙末年而闵尽散仓库以树私恩。与羌胡相攻，无月不战。青、雍、幽、荆州徙户及诸氐、羌、胡、蛮数百余万，各还本土，道路交错，互相杀掠，且饥疫死亡，其能达者十有二三。诸夏纷乱，无复农者。

可以看出，积年的战乱严重破坏了社会的安定，消耗了劳动力，在非“大一统”的时代里，天下秩序混乱注定了各个政权的掌控者无法不互相侵犯，难以和平共存，这样的“华、夷争杀，戎、夏竞威”直接导致“无复农者”、“阡陌夷灭”。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大一统”式国家意味着还给他们渴望的耕织生活，保障他们安稳度日，对“大一统”的追求即是居于乱世之中人们的求生欲。而隋文帝利用了人们的这一需要，借用这一推力，成为天下共主。

梳理自西晋至隋建国前的历史可知，晋灭亡后，由于中央王朝的崩溃，中国再次陷入长期的混战和分裂中，这三百年间中“五胡十六国”政权兴替之频繁，疆域变动之复杂，远超晋以前的三国时期，也超过此后分裂的五代十国时代。而隋文帝杨坚以外戚的身份，结束了长期的分裂，既顺应了“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又顺应了民众祈望太平的愿望，成为了历史的出口。

2. 新生的隋朝对于天下格局的构筑

公元 581 年，北周外戚杨坚占北周江山，改国号为隋，废西梁，灭南陈，平岭南，一统天下。终结了自东晋南迁（公元 317 年）至隋文帝平定岭南（公元 590 年）彻底统一中原地区，共 273 年的南北分裂状态。

隋朝应“分久必合”的天下大势而生，作为新生政权自有其一番气象，但此时政权初立，人心尚不安稳，社会还不安定，强敌环伺，南有陈、梁两国，北有突厥，东北有高句丽虎视眈眈，北周旧部也多有不忿。在这种情况下，隋文帝在三个方面进行隋朝天下秩序的构筑，为整个隋唐时期的“大一统”格局奠定了基调。

首先，积极清除北周残留的势力。隋文帝以外戚身份，篡北周政权自立为帝，立国以来，北周后主宇文阐及其旧部遗臣依然存在，北周的势力在境外也有策应，如嫁与突厥的宗室女千金公主，在国破之后“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请求突厥可汗为她报国仇家恨，依靠对突厥沙钵略的影响力，引“控弦之士四十万”南下侵隋，引得“天子震怒”。虽其时年仅九岁的宇文阐已被贬为“介国公”，再无国君风采，但“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隋文帝于公元 581 年差人将年幼的昔日北周静帝宇文阐杀害。隋文帝此举将北周复辟的潜在可能彻底扼杀，巩固了自己的统治。

其次，通过分化、离间、削弱了突厥诸部，获得了东亚世界中的主导地位。开皇二年（公元 582 年）沙钵略一部遭遇天灾，“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尽烧，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加上千金公主的煽动以及沙钵略可汗与隋廷交恶失去“岁贡”，沙钵略出兵“控弦之士四十万”南下。但此次战争，先是隋方的“上柱国李充破突厥于马邑”，“子干阻川为营，贼军不得水，数日，人马甚敝。纵击，大破之”，后有“达“达头可汗前攻酒泉，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俱叛”，被迫撤兵西救。“利稽”被高丽、靺鞨暴动击败，被迫撤军漠北，沙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加之长孙晟唆使启民可汗以铁勒叛乱骗沙钵略可汗，使之“惧而退兵”，隋军在艰苦的作战后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沙钵略可汗再次攻隋。此次对抗中，史万岁“追斩首虏二千余人”，大败达头可汗；阿波可汗被长孙晟说服，与隋约和退兵；卫王杨爽大破大可汗沙钵略，沙钵略可汗丢弃金甲遁走；李晃阻断“摩那渡口”，“邀击突厥，复大杀获”。这次打击使突厥各部分崩离析，互相难以支援。同时，隋扶持北面的突利可汗和启民可汗，共计三次护送启民可汗北上，将与隋廷作对的达头可汗驱逐出漠南。仁寿三年（公元 603 年），“思结、伏利具、浑、斜萨、阿跌、仆固等十余铁勒部暴动，尽背达头，请来降附启民”，而僭主达头可汗垮台，“众大溃”，自此达头可汗完全失去了与隋廷对抗的实力，西逃吐谷浑，从中国史书中消失。启民可汗尊隋文帝为“圣人可汗”，他治下的突厥“实质上是隋朝下属的边疆民族自治政权, 强固的宗蕃纽带连结着两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关系”，启民可汗个人也对隋极为顺服，甘愿“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

当隋朝打败实力大、雄踞漠北的突厥后，整个东亚形势为之改观，没有任何势力能够正面阻挡隋朝成为东亚的主导力量，对于隋而言，重构以自己为中心的关系原则，将保障国内的统一，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积极开拓与世界各地的交往与贸易，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最后，收服后梁，踏平南陈，完成了南北的统一。为拉拢后梁，不仅对后梁明帝萧岿“甚敬焉，诏岿位在王公之上”，还试图与之结亲，“炀帝为晋王时，高祖将为王选妃于梁”，特意在梁国为杨广选妃，并“欲以其子瑒尚兰陵公主”，以求稳固两国关系；后梁明帝去世、其子萧琮即位时，隋文帝还特下诏书教诲尚且年幼的萧琮，要求他不得倒向南陈：

负荷堂构，其事甚重，虽穷忧劳，常须自力。辑谐内外，亲任才良，聿遵世业，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陈人，水潦之时，特宜警备。陈氏比日虽复朝聘相寻，疆埸之间犹未清肃，唯当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轻人而不设备。朕与梁国，积世相知，重以亲姻，情义弥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轻，为国为民，深宜抑割，恒加饘粥，以礼自存。

然而，在交好的同时，隋文帝也始终不放松对梁的警惕，先是“征琮叔父岑入朝，拜为大将军，封怀义公，因留不遣”，继而又“复置江陵总管以监之”，既在朝中留萧梁的贵族做人质，又派遣官员去当地进行监督，但这些举措没有彻底巩固隋对梁的控制，由于局势复杂，萧琮的亲族“引陈人至城下，虏居民而叛”，倒戈向陈，致使隋文帝“废梁国”。

终结后梁意味着扫除了统一南方的最后障碍，于是隋文帝开始着手实施平南陈的计划。为出师有名，隋文帝先下诏列陈后主“二十条罪状”，而后贺若弼、韩擒虎等人分别率先锋部队渡江南下，时为晋王的杨广带领大军跟进，迅速攻破几大军事重镇，直至完全收复南陈旧地，生擒陈后主，遂使“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由于南北方实现了完全的统一，自此“太平之法，方可流行”。

除了对外的经略，隋文帝对国家的治理也有显著成效。他自言“一日万机，留心亲览”，勤政若厮；颁布了《开皇律》，“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轘裂之法”，改用“笞杖徒流死”五刑，且“其流徒之罪皆减纵轻”，减轻了量刑；推行均田制以促农耕：“自诸王以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身死事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减地”；不时减免各类赋税，以减轻农民之苦：开皇三年（公元 583 年）“减调绢一匹为二丈”、开皇九年（公元589 年）“以江表初定，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赋”、开皇十二年（公元 592 年）“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种种政治、经济上的政策对国家的良性发展起到了极大地推动作用。

在隋文帝的经营下，杨广登基时，隋王朝的财政实力居历代之冠，史称“七德既敷，九歌已洽，要荒咸暨，尉候无警。于是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晏如也。考之先王，足以参踪盛烈”。王夫之说：“隋之富，汉唐之盛，未之逮也。”《 通典》也记载了文帝时天下富足情况：“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12到隋文帝末年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钱穆赞叹：“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如此充盈的国库给杨广以足够的资本开拓自己设想的帝国版图。

隋炀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在大政方针上，气贺泽保规认为隋代两帝的政治方针是一脉相承的：“从文帝时代到炀帝时代的发展推移并非政治路线的断裂，而应该说是隋王朝的一条必经之路。”①《隋书》中多处记载了隋炀帝对父母的追思，如大业五年（公元 609 年）“上御崇德殿之西院，愀然不怡，顾谓左右曰：‘此先帝之所居，实用增感，情所未安，宜於此院之西別营一殿。’”大业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谓侍臣曰：‘朕昔从先朝周旋于此，年甫八岁，日月不居，倏经三纪，追惟平昔，不可复希！’言未卒，流涕呜咽，侍卫者皆泣下沾襟。”隋炀帝上述诸多举动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对先朝“二圣”追思之情。感情上的亲近对隋炀帝沿袭文帝大政方针、思想有重要的影响，因为继承和发展的本质，必然要求纯粹的归附式认同，所以由亲情维系的纽带是确立一脉相承的“大一统”秩序的最彻底方式，由此形成了一套“子承父业”的完整体系。

1. 隋文帝时期的“大一统”思想

经历南北朝时期三百年经济、文化全方面的停滞和倒退后，“大一统”盛世随着隋朝建国而重新开始，中国重新崛起，隋文帝在建国的新气象中重构以自己为中心的天下格局，对国家内部发展和外部交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的天下格局的构筑对后世的影响也至为深远，隋炀帝在其父的基础上成就了自己的“大一统”之业，唐则全面筑基于隋上，唐一朝的制度文化以及对四夷的经略也都承袭借鉴自隋。

早在北周时期，武帝宇文邕就已有“志清四海”的抱负，力图实现国家的“一统”局面，为统一全国，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包举六合，混同文轨”，并于公元 577 年灭北齐，统一了北方。后隋文帝篡北周政权而代之，他“以妇翁之亲,值周宣帝早殂,结郑译等矫诏入辅政,遂安坐而攘帝位”，北周不仅国体被隋文帝全面继承，对于“一统”国家的追求也成为隋文帝天下观的一部分，并在前人基础上，致力于“大一统”式天下秩序的构建。

从南北朝乱世之中蚕蜕出来的隋朝，在实现南北统一、国家相对稳定之后，“大一统”思想开始随着隋文帝由内而外的天下秩序构建过程不断丰满而渐趋成熟，其主要特点有二：

其一，隋文帝认为自己受命于天，天然带有将天下土地与民族收归为隋的崇高使命，故而他认为自己所谋划和践行的都出于天命和王道，行事皆占天理，出师皆有名。在隋文帝为南下平陈做准备时，有人谏言应暗中秘密集结大军以攻其不备，但他自认为“吾将显行天诛，何密之有”，拒绝此秘密筹备；他对吐谷浑使者曾说：“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在给高句丽平原王的诏书中，他说：“朕受天命，爱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扬朝化，欲使圆首方足各遂心。”隋炀帝也肯定其父一生所为皆“受天明命”，才有“恢夷宇宙，混壹车书”的传世功绩。在这种思维之下，文帝认为，自己应该顺应天意、领受天命的情形下，有担当地维持天下一体。面对天下之内四夷离心离德的具体情况，他理应竭力维持四海归一，以“除既往之弊”。

其二，隋文帝认为自己统治的核心意义是“子育万方”，也就是像对待子孙一样对待天下之民。隋文帝既自认为所行皆出于天命，则天下之民都是他的臣民，受他管教，由他统治。早在扫平南陈前，他就多次在诏书及与臣下的对话中表露此意，备战过程中，他曾说：我为民父母，岂可限一衣带水不拯之乎。”讨伐南陈皇帝陈叔宝檄文中有“天之所覆，无非朕臣”一句。可以看出，隋文帝自比为天，认为“天之所覆”，无论南北方，都属隋之领土；天下百姓，必然都是其子民，理应尊其为父为皇。但南陈政权作为独立政权，据有中国南方旧地，却非隋朝之臣，故隋文帝起兵攻之。经此一役，分裂三百年的南北朝结束了隔江对峙的局面，重新融合成一体，因此隋文帝颁诏，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

而南北一统后，隋文帝致力于构筑以隋为天下中心的秩序，要求四夷宾服，他认为自己是天下之主，有教化四夷和蛮服的责任，在对前来朝贡的四方之民都曾表达此意。他对吐浑使者曾说：“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对前来朝贡的靺鞨使臣说：“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突厥沙钵略可汗自隋以千金公主妻之后，则“请为一子之例”，上奏隋文帝：“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出生，彼有缯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隋文帝回复他说：“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钵略妇翁，彼此有何异也。”基于这种天下共主的认识，隋文帝以自己为百姓之父、以天下臣民为自己之子、以天下之土地为自己所有，这是他“大一统”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积极推动四夷严守藩礼、称臣纳贡的重要原因。

四夷严守藩礼、称臣纳贡的重要原因。 其三，隋文帝认为各民族和政权应该共同努力以维持天下清和，主张恩威并施，“有降者纳，有违者死”。隋文帝对四夷并无征讨的执念，希望隋与周边民族能够和平相处，“卧鼓息烽”、“无劳兵革”；但同时，他也威而不怒地对时时欲望自强的边疆民族政权提出警告，不允许他们觊觎中原繁华、有不臣之心，主张“广辟边境，严治关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

综上两诏，可以看出，首先，隋文帝格外重视边疆经略，认为“远人内向，乃事关天”，使距离中原地区遥远的边疆民族服从隋朝管理、恪守藩国之礼，对营造和平稳定的国家外部环境，和完成隋文帝追求的“普天之下，皆为朕臣”之理想有重要的辅助作用。其次，在具体的管理中，隋文帝主张“有善必赏，有恶必罚”，对已表达臣服之意的民族既恩赏有加，又多加掣肘，要求其首领“遣子入侍”作人质，以防止出现犯上叛乱之事，而对于深怀不臣之心的民族，隋文帝强调一切其土地与王爵都来自于隋的恩赐，若窃居中国领土而拒不臣服，则必然兵指其国，“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最后，隋文帝提倡“虽衣冠轨物，未能顿行，而禀训承风，方当从夏”，号召边疆民族奉行中原的礼仪文化，使之慢慢汉化，如此，“远人”虽远，心却应属隋王朝，为后世的隋与边疆民族关系奠定了良好的文化基础。可以看出隋文帝不仅追求国家的“一统”，更极力构建以中原地区为核心、大范围地向四方辐射的隋王朝天下秩序。

隋炀帝曾在诏书中定义隋文帝的功绩：“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可以说，这是隋炀帝对隋文帝一生“大一统”思想和实践的认识与总结。

2. 隋文帝时期朝臣对“大一统”的认识

隋文帝一朝实现了疆域和制度的双重统一，“天下”唯隋文帝一个天子。受国家一统格局影响，隋文帝的朝臣也思考如何认识“天下”、如何构建“天下秩序”，经过思考和实践，隋朝文帝时期的朝臣初步形成了“大一统”思想。

平陈之后，中国三百年的南北就此终结，重归统一，从这时开始，史书中开始使用“一统”一词：“其九年，平陈，天下一统”；“其后南平汉、沔，东定河朔，讫于有隋，四海一统，采荆南之杞梓，收会稽之箭竹，辞人才士，总萃京师。”西方中国历史学家 Timothy Brook 在著作 The Trouble Empire：China in Yuan and Ming Dynasties 中有对“一统”和“大一统”区别的论述：以元代编修的地理总志《大元大一统志》和明朝地理总志《大明一统志》的书名区别为例，依作者之见，元代统治者开疆扩土，疆域之辽阔为历代之最，“其地北逾阴山，西极流沙，东尽辽左，南越海表”，而明初朱元璋治下疆域基本只有中原旧土，远不及元代，所以相应的书名不叫“大一统”，而叫“一统”。由此可见，“大一统”某种程度上代表了辖下疆域广大、有多民族共存的多元一体政权，是一个跨民族与华夷的概念。

为了国家“大一统”构筑，将周边民族纳入“天下秩序”也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在这一过程中，隋臣在经略中所提出的理论和策略为“大一统”构筑提供了理论基础。

首先，隋朝的“大一统”思想奠基人是薛道衡。开皇四年（公元 584 年），薛道衡向隋文帝提出了“平一九州”和“责以称藩”的观点：“江东蕞尔一隅，僭擅遂久，实由永嘉已后，华夏分崩。刘、石、符、姚、慕容、赫连之辈，妄窃名号，寻亦灭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远略。周、齐两立，务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诛，积有年祀。陛下圣德天挺，光膺宝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岂容使区区之陈久在天网之外。”认为《禹贡》中所提及的“九州”都是中原故土，由于天下大乱多年“战争不息”，才出现“永嘉南迁，重此分割”的局面，但是若隋文帝出兵灭陈，则“江东偏王三百年，还与中国合”。薛道衡对隋朝“大一统”思想的最大启示在于，他从历史循环的规律看到天下统一的时机，并敏锐找出平陈的各种有利条件。虽受当时朝局影响，江东“与中国合”的构想不能短期内实现，但是说明隋臣已经开始思考国家一统的实现基础和理论依据，并且有所创获。

其次，梁睿就国家疆域观和对少数民族作战策略两个问题上，提出“拓土开疆、王者所务”和“辟土服远”两个理论。在平定西川时，梁睿上奏隋文帝，指出：“拓土开疆，王者所务”，启发隋文帝作为一代开国之君，应尽力拓土开疆，文帝心中对此“深纳之”。梁睿不仅希望统治者有扩大国家疆域领土并长治久安的雄心，更根据实际作战时“夷、獠归附，唯南宁酋帅爨震恃远不宾”的情况，制定了“辟土服远”的战略，他认为“匡赞圣朝，宁济区宇，绝前光后，方垂万代，辟土服远，今正其时”，主张在征服偏僻地区的蛮夷部落时，应当就近征兵、粮、税，以图灵活调动兵马，“裨益军国”节约用度。虽然这一主张在隋立国之初时由于“民心不安”，隋文帝难以将这一主张彻底施行，但是日后时机成熟时，他派遣史万岁再征南宁时，“并因睿之策”，使用了梁睿的“辟土服远”之策，大败南宁爨震一部，使得“诸夷大惧，遣使请降，献明珠径寸，于是勒石颂美隋德”。隋朝由此成功地接管了西南地区，将“汉代牂牁之郡”重新收归隋的版图。

最后，隋文帝所任用的官员多为良臣名士，他们的才干不仅在隋一朝施展，更有入仕唐朝者，为盛唐气象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开皇初年，高祖就有“阴有并江南之志”，为使师出有名，皇甫绩贡献了三条伐陈理由：“大吞小；以有道伐无道；纳叛臣。”为使隋统一南方名正言顺，杨素又向隋文帝进取陈之计“上方图江表，先是，素数进取陈之计”，使平陈一事顺利进行。北安突厥的过程中，先以长孙晟“远交近攻、离强合弱”谋略分裂打击强大的突厥，分化和削弱突厥诸多部落；又凭杨素、史万岁、高熲、虞庆则、窦荣定等人的骁勇北驱突厥。尤其在对抗突厥铁骑时，隋之武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杀伤不可胜计，群虏号哭而去”，使得“摧骁骑于龙庭，匈奴远遁”，从此突厥遥遥远遁，大漠之南无复虏庭，东突厥可汗最终俯首称臣，表示：“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宋的武经博士曾评价杨素带兵之法：“所谓君子者，其选锋也。素之所使以陷阵者，其选锋之谓欤。然至有不克而还不免於诛者，疑其非选之特精，而养之素厚之士也。”《隋书》评价长孙晟：“体资英武，兼包奇略，因机制变，怀彼戎夷。倾巢尽落，屈膝稽颡，塞垣绝鸣镝之旅，渭桥有单于之拜”。可见隋文帝一朝，在管理四夷、构筑天下秩序的过程中，有以长孙晟为代表的长于处理隋与周边民族关系的外交型能臣，也有以杨素、史万岁等人为代表的统帅，文治武功合而为一，保证了隋朝边疆地区整体上的和平。

隋文帝时期，隋王朝上下对构筑超越“一统”的“大一统”格局有强烈的使命感，君与臣都立足于现实条件，积极思考和践行“大一统”思想。这些隋朝文臣武将消弭了南北互不统属、北方游牧民族频繁南下等多重影响国家一统、四海归附的阻碍因素，最终使隋的“天下”体系初成，影响和启发了隋炀帝的“大一统”思想形成与实践，故隋炀帝能筑基于其上，致力于开疆扩土，广纳四方之民，成“大一统”之事。

3. 隋炀帝的“大一统”思想

隋炀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有三个重要的基础：

其一，隋文帝留下的“丁口之蕃息与仓廪府库之盛”为隋炀帝的“大一统”构想提供了充足的国力保障。经隋文帝一朝，隋之国力远超前代，《通典》对文帝时天下富足的记载为：“隋氏西京太仓，东京含嘉仓、洛口仓，华州永丰仓，陕州太原仓，储米粟多者千万石，少者不减数百万石。天下义仓，又皆充满。京都及并州库布帛各数千万。而赐赉勋庸，并出丰厚，亦魏、晋以降之未有。”到隋文帝末年时，“计天下储积，得供五六十年”。《隋书》也肯定隋文帝所积累下来的财富：“炀帝即位，是时户口益多，府库盈溢。”充盈的国库给杨广以足够的资本开拓自己设想的帝国版图，不受经济条件制约。尽管隋炀帝在位期间始终“土木之功不息”，但他辖下的帝国依然靠着之前的积淀而良性发展，直至大业四年，隋朝共有“大凡郡一百九十，县一千二百五十五，户八百九十万七千五百四十六，口四千六百一万九千九百五十六。垦田五千五百八十五万四千四十一顷”，《隋书》评价说：“隋氏之盛，极于此矣。”②国力的强盛为隋炀帝施行“大一统”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正是因为“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马全盛”，才能孕育了隋炀帝“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的雄图大志。

其二，更加复杂的外敌环伺局面触发了隋炀帝不同于其父“息烽收戈”以求安稳的统治政策。虽然经过隋文帝的治理，隋国力昌盛，国家重新统一，政治清明，“法令清简，天下之”，但隋炀帝即位之初外部环境依然不安稳，四方之民不能做到完全的臣服：

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弥缝，内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槃，其部内薄孤、束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娑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

可以看出，隋文帝时期的外患没有完全消除，而是随着时间推移，在隋炀帝时期衍生出了新的内容，这些应时而生的新问题是触发隋炀帝“大一统”思想形成的基础。北方边疆民族的骚动和摇摆使隋王朝始终存在潜在的威胁，隋边疆地区始终暗流涌动。为营造一个对隋王朝发展有利的边疆环境，隋炀帝时期对边疆民族的管制需要更加强硬且注重各方势力的平衡，形成了有别于隋文帝的边疆民族管理思想。不同于隋文帝“用夏变夷”、“使其迁善”的政策，隋炀帝所认同的民族政策更为宏大，即为：“无隔华夷”、“混一戎夏”。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隋炀帝认为，“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⑦只有兴兵镇压，才能彻底改变这种“四海交争”的局面。因此他震慑已归降的启民突厥，联络西迁的西突厥，安抚在隋、高句丽和突厥中左右摇摆的契丹，举国兴兵征讨有不臣之心的高句丽、吐谷浑，遣使向东南地区进行探索，力图全面压制周边民族政权，保障隋王朝的东亚中心地位。

其三，隋炀帝自矜才智过人，喜好独断专行，意欲成为千古一帝，作为一个兼具雄心和才干的帝王，势必行“大一统”之事。隋文帝的性格中有强烈的自矜自傲成分：“高祖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视内外，有小过失，则加以重罪。……每于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且，一意孤行，不听谏言：“帝尝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 ：‘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 。’帝报曰 ：‘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我则天而行，有何不可 ！’遂杀之。”在他的积威之下，“公卿股栗，不敢措言”。杨广生长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中, 得以较早地领略了战场厮杀的残酷惨烈和政治斗争的惊涛骇浪,父亲精警、猜忌的性格无疑也给童年的杨广在心理上留下深深的印记,并对他性格的形成和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隋炀帝同其父一样，自矜才智过人，他曾说：“天下皆谓朕承藉绪余而有四海耶? 设令朕与士大夫高选, 亦当为天子矣。”并且也是一样的无法做到从善如流：“我性不欲人谏。若位望显而来谏我，以求当世之名者，弥所不耐。至于卑贱之士，虽少宽假，然卒不置之于地。”

司马迁对商纣王的评价是“知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这一评语也同样适用于隋炀帝。《资治通鉴》中唐太宗与魏征君臣间也曾探讨过隋炀帝其人：“上谓侍臣曰：‘朕亲观隋炀帝集，文辞奥博，亦知是尧、舜而非桀、纣，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征对曰：‘人君虽圣哲，犹当虚己以受人，故智者献其谋，勇者竭其力。炀帝恃其俊才，骄矜自用，故口诵尧、舜之言而身为桀、纣之行’。”《隋书》也不饰其性格上的缺陷：“恃才矜己，傲狠明德，除谏官以掩其过。”这一君主性格的特征是虽非传统意义上贤明之君应有的品德，但却是构筑“大一统”国家的重要支撑。能成就“大一统”式的皇帝必然要同时拥有雄心和才干，既要明确自己有能力开创并控制“大一统”的局面，又要性格中对权力有强烈追求，不甘于被其他势力束缚和控制，若性格中无此特点，终究只能成为守成庸常之君。

基于上面三个主要的成因，隋炀帝的“大一统”思想有四个主要特征：

其一，由于隋疆域辽阔、人口众多，隋炀帝将四方巡游、亲自检阅各地视为巩固国家一统的重要手段。隋炀帝曾对给事郎蔡征有一问：“自古天子有巡狩之礼，而江东诸帝多傅脂粉，坐深宫，不与百姓相见，此何理也？”答曰：“此其所以不能长世。”通过这段君臣问答，可以看出隋炀帝认为若不能亲自体察民情，仅“坐深宫”靠大臣上书了解自己的国家，注定难以维系长久的统治，因此他一直注重四方巡视，把“巡狩”当成自己控制庞大帝国的手段之一，并一直身体力行，故而《隋书》称其“东巡西幸，靡有定居”。大业元年（公元 605 年），他即位之初便连颁两诏书，明确提出要亲自巡视各地以确保国家安定：

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爱民乎？既富而教，家给人足，故能风淳俗厚，远至迩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宝历，抚育黎献，夙夜战兢，若临川谷。虽则聿遵先緒，弗敢失坠，永言政术，多有缺然。况以四海之远，兆民之众，未获亲临，问其疾苦。每虑幽仄莫举，冤屈不申，一物失所，乃伤和气，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所以寤寐增叹，而夕惕载怀者也。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淹滞，申达幽枉。

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彝伦有章。而牧宰任称委，苟为徼幸以求考课，虚立殿最，不存治实，纲纪于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谠言，徒繁词翰，而乡校之内，阙尔无闻。恇然夕惕，用忘兴寝。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宜听诣朝堂封奏，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

大业三年（公元 608 年）又诏：

古者帝王观风问俗, 皆所以扰勤兆庶, 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 未逸亲抚, 山东经乱, 须加存恤今欲安辑河北, 巡省赵、魏。

综上三诏，可以明确他对于“巡游”的重视。“四海之远、兆民之众”既是隋炀帝坐享其父君苦心经营的成果，但同时也成为了他统治的难点。隋王朝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国家各方面初见安稳，亟需巩固，隋炀帝认为在此情形下，仅坐在宫殿听朝臣上奏了解自己的子民和国家而“未获亲临，问其疾苦”，难以维持长久的统治，因此他将“躬亲存问”当成统治的重要手段之一，多次四方“巡历”，以期辅助他完成对天下的稳固统治。主政的十四年期间，他共进行了八次大规模巡狩，其中四巡漠北，一次西巡河右，三次南巡江都，是有利于巩固国防、维护“大一统”以及恢复汉朝疆域的深远战略构想。

其二，隋炀帝对历代大有为的帝王有强烈的向往，处处以他们为标杆衡量自己的功绩。他在诏书中屡次提及周朝文王、武王，秦始皇、汉武帝等历史上广有成就的皇帝，并将自己与之并列，如：

朕又闻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礼缛。是以周之文、武，汉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谥号斯重，岂非缘情称述，即崇显之义乎？

昔周王下车，首封唐、虞之胤，汉帝承历，亦命殷、周之后。皆所以褒立先代，宪章在昔。朕嗣膺景业，傍求雅训，有一弘益，钦若令典。以为周兼夏、殷，文质大备，汉有天下，车书混一，魏、晋沿袭，风流未远。并宜立后，以存继绝之义。有司可求其胄绪列闻。

况乎甘野誓师，夏开承大禹之业，商郊问罪，周发成文王之志。永监前战，属当朕躬。

卢芳小盗，汉祖尚且亲戎，隗嚣余烬，光武犹自登陇，岂不欲除暴止戈，劳而后逸者哉！

隋炀帝在诏书中屡屡提及历史上明君，藉由他们的所为来解释自己施政的动机和目的，并且试图将自己与他们并列，可以看出他对名列大有为之君的向往，希望自己能有超过前朝的成就，《隋书》也评价说他“慨然慕秦皇、汉武之事”。经过隋文帝的治理，此时的隋王朝正值“天下兵马全盛”，隋炀帝有雄厚的资本开创属于他的“大一统”天下。

其三，比之隋文帝认为天下即为“四海”，隋炀帝所认定的天下更为宏大。 他频繁使用“宇宙”一词来代替隋文帝常用的“四海”：“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內，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恢夷宇宙，混壹车书”。屡屡称天下为“宇宙”，不仅说明隋炀帝追求超越四海，创建一个天下广为统一的“宇宙”，更显示了他对山河永固，气数绵长的：“畴庸茂赏，开国承家，誓以山河，传之不朽。”

其四，隋炀帝非嫡长子，却通过行阴诡权谋之术上位称帝，故而更希望创造出超越其父的功绩，以期在史书上留芳。隋炀帝自知隋朝由文帝开创和治理，才有“虽复外夷侵叛，而内难不作，修文偃武，四海晏然”的清平治世，正所谓“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自己则通过权谋促使先太子杨勇被废，“本以藩王，谬膺储两，复以庸虚，纂承鸿业”。正因为上位过程已是不光彩，他强烈地希望能够在开创先人未竟的功绩，免得被后世耻笑，因此他“战战兢兢，弗敢失坠，况复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

经由国情触发，依托于富足的国力，受想做“宏放之君”向往的驱使，最终隋炀帝形成了他对天下一统的认识和理解，他希望构建一个超越前代的王朝，天下所有人皆是他的臣民：“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⑩这些思想合为一体，构成了隋炀帝的“大一统”式思想。

总结

无可否认，隋炀帝的帝国构建，在隋朝存续的短短十余年中，曾成功构筑起一个万国来朝、四方臣服的局面，并在此后的王朝构建中，屡屡成为有效的参照对象和统治者寻求对内对外统治方式的有效资源。尽管如此，它也因为这种“大一统”具有操之过急和过分铺张的内构缺陷而引发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以及关陇集团贵族的反叛。如何才能构筑起稳定的多民族共存国家，使国民具有超越民族的国家意识，认同一个只行一套社会制度、只有一个天子，只讲一种官方语言，只存在一种国家官方哲学的秩序社会，这对于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无论是古时还是当代，都是一个不得不认真对待和积极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