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几个管不住嘴的，又因为一些憨憨（没有地域狗的意思，那些呆在家的武汉人你们棒棒哒）点亮了中国地图，让阖家团圆的春节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坐月子”。医疗人员奔赴前线对抗疫情，虽然现在形式还未明朗，但大家都相信，我们能抗住。不管冬日多漫长，春天总会来的。
我们有这个底气，是因为现代医学已经很发达。但古代可没有那么好的医疗水平，那会的瘟疫，不仅具有极高的传染性，也具有极高的致死率。那么古人，究竟是如何应对疫情的呢？
翻看一下史书，你会发现人类历史上遭遇瘟疫的数据很惊人。中国历史上最严峻的一次，是大明年间的鼠疫。这场鼠疫延续了8年，死伤无数。鼠疫爆发前，山西，直隶和河南三个省的人口有2560万。鼠疫结束后人口不到1300万，几乎死了一半。
除了明朝这一次杀伤力极大的鼠疫以外，从公元前369年的春秋到1902年的清朝，这2271年当中，被记录在册的疫情多达335次。
“疫”这个字，最早出现在先秦时期的《周礼》当中，“遂令始难欧疫”。显然，那会传染病已经开始荼毒人类了。
一开始的时候，大家相信瘟疫的到来是因为人间有人不做人，判错冤案或者天有异象。这个时候官员们就会集体反思，找些案子推翻重审，然后祭天拜神。
光做这些封建迷信的事情，显然是回天乏术。尤其是古代通讯不发达，告诉你疫情的那个人，有很大概率就是从疫区过来的。吃瓜的同时，说不定就已经染上了疫症。
因此，针对这些疫情，还是会有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措施。秦朝出土的竹简就有记录，凡是进入秦国的宾客，不管是骑马还是乘车都要用火熏燎一下进行消毒。
当疫情爆发的时候，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强制隔离。一般会出动军队，直接封锁整个村子，不让村子里面的人出来。这是最有效的阻断疫情源头的方式，但也苦了村里的那些老百姓。如果医药无用的话，村里怕是也没有多少活口了。
当然，也会有一些药方是专门用来对抗病毒的，直接就投到井里，多少会有一点预防的效果。不过在不知道疫情源头的情况下，这些药方的治疗效果就很有限了。
我们都知道，病死的尸体本身也是一大病源体。因此那些因为瘟疫而死亡的尸体，通常都会集中起来火烧或者用生石灰掩埋，避免二次传染。
一次又一次的血肉教训也让大家知道，如果等到疫情发生的时候再去处理，就已经来不及了。因此古人在平常的时候，也会去研发一些类似于现代疫苗的东西。
宋朝的时候，就已经有人发现得过天花本人不会再次感染。那会儿有一个措施叫做“痘苗”，医生从天花患者身上提取脓汁，然后转化成粉末。然后把这些粉末吹到接种者的鼻子里面，患者会有一个轻微的并且短暂的发病过程，痊愈以后就获得了免疫力。
不过这一种接种的方式本身就具有很强的危险性，和直接感染也没什么区别。到了明朝以后，这种种痘方式就进行了升级，通过培育和筛选，让病毒的活性降低。
除了疫苗以外，医术中也会记载一些药方，民间当然也会有不少的偏方。有趣的事很多人都认可，治疗仪正需要以毒攻毒。比如东汉的王充在《论衡》中提到，“夫治风用风，治热用热，治边用密丹”。《黄帝内经》更是认为治病就要用毒，没有毒性的药是治不好病的。
大多数流传下来的治疗疫症的药方，基本上都是中药材。有些效果还不错，但对于一些杀伤力比较大的瘟疫，效果就比较勉强了。
总的来说，古人治疗疫情主要是以预防为主。从宋朝开始就加强个人卫生和社会公德，不随地吐痰，防止病从口入。就像之前所说，平日里也会在井里投一些具有预防效果的药物。没事进行一下大扫除，疫病多发的季节，比如说端午节就会喝雄黄酒，焚烧一些艾叶之类。
人畜分离，保护水源，这些更是从先秦时期就已经做起。到了东汉的时候，再饿也不会吃病死的牲畜。这一点从张仲景的《金匮要略·禽兽鱼虫禁忌并治二十四》中，可以找到相关记载。
古人在医疗水平相对匮乏的情况下，都能做到如此地步。相信在现代医疗技术发达的今天，新型冠状病毒很快就会被人类攻克。武汉加油！中国加油！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sokankan.com/article/240343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