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越南和中国可谓渊源颇深：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嬴政在统一六国后派遣将领任嚣征服了岭南地区的百越部族，随后秦王朝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三郡进行管辖。这其中的象郡所辖之地已延伸到如今越南北部地区。公元前203年秦朝的南海尉赵佗趁秦末天下大乱之机自立为南越武王（后改称南越武帝），由此建立了包括今天中国两广和越南北部地区在内的南越国。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刘彻以路博德、杨仆、郑严、田甲、何遗五路大军攻灭南越国，随后汉武帝刘彻在如今越南北部和中部地区设置了交趾、九真、日南三郡。公元192年位于今天越南中部的占族人区连杀死汉朝的日南郡象林县令，占据了原日南郡的部分地区，由此建立了林邑国（后称占婆国），与东汉以顺化为界，此后中原王朝在越南的统治范围只及顺化以北。林邑国尽管位于如今的越南境内，不过林邑国的主体民族占族和今天越南的主体民族越族其实是两个不同的民族，事实上林邑国恰恰是因为被越族征服才被纳入今天的越南版图之中。林邑独立后作为现代越南民族发源地的交趾地区在此后的千余年间历经汉朝、东吴、晋朝、南朝、隋朝、唐朝、南汉等朝代一直是隶属于中国各朝代的直属领土，中原王朝在这里设置郡县进行直接管辖。
越南历史上尽管有长达千余年属于中国郡县管辖的时期，但实际上这里一直是中原王朝统治的薄弱环节。中华文明是发源于北方的黄河流域的：夏、商、周这几个早期王朝都发端于黄河流域，直到秦汉时期形成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帝国后仍是以黄河流域作为统治重心的，相比之下日后被誉为渔民之乡的江南地区这时还是山越部族出没的蛮荒之地。直到三国时期东吴政权才首次对江南地区进行大规模开发，而地理上更为偏远的岭南地区直到唐宋时期还基本被作为贬官流放之地。如今的越南北部地区在当时就是这样一块远离中原王朝的核心地域的地区，同时地狭人稠的越南北部地区也极易形成自给自足的社会，民族的独立意识也容易形成。长期以来交趾及相邻地区的汉人数量极少，当地的贵族和平民具备较强的自立为王倾向。自东汉以来交趾叛乱不断：公元40年征侧、征贰姐妹举兵反汉；公元248年交趾、九真民众起兵反吴；刘宋末年至南齐初年交州人李长仁专制一方；公元544年交州人李贲自立为帝；唐朝统治交趾的二百多年间当地曾发生过四次被正史明确记载的大规模反唐暴乱......对中原王朝而言：交趾之地山长路远、瘴厉横行，所以后来索性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利用当地越族部落牵制彼此。地理上的原因使朝廷政令往往难以下达各地，汉人移民只有随同官员前来的少数工匠等。虽然汉字得以在越南推广，但是汉文化难以影响越南平民社会，事实上汉文化在越南仅仅只限于贵族精英阶层而难以在民间推广，所以实际上当地人同中原内地的心理距离其实很遥远。
古代中原王朝对交趾（今越南北部地区）控制力度弱、开发程度低不假，但这也要看和哪些地方比。和中原内地比当然显得控制力度弱、开发程度低，不过要和周边地区比起来还真不一定。我们不妨以如今邻近越南的广西、云南两省区作为对比：广西、云南也是在秦汉时期开拓南越、西南夷的过程中被纳入中原王朝的郡县管辖体系之下，在时间上与交趾差不多处于同一时期，而中原王朝对广西、云南的开发其实也是相对比较晚的。事实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交趾的开化程度甚至是超过广西、云南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古代农耕经济条件下一个地区的开化程度首先就得看当地适不适合发展农业。事实上在古代技术条件下越南红河三角洲比广西、云南地区更适合发展农业：越南红河三角洲是河流下游冲积平原地区，而广西、云南相比之下则是以山地地形为主。从汉武帝灭南越起红河三角洲就长期是岭南地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汉代十三州中将包括如今的广东、广西以及越南北部在内的广大地区划为交州，而交趾在交州占据着至关重要的地位。交趾郡大体上就是如今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迄今为止这里还是越南的主要产粮区。在当时这里由于可观的粮食产量得以供养大量人口，以致于其户口数量达到了交州全部户籍数量的一半左右，长期以来被视为交州首郡。这也就是说交趾当时的开发程度尽管不足以与中原内地相比，可实际上是高于同时期的广东、广西的。汉末三国时期割据交州的士燮就是以交趾为根据地在短时间内迅速席卷交州，从而成为岭南霸主，这也足以见得交趾农业发达、人口众多、兵源赋税充足。事实上直到唐代中原王朝对如今越南北部地区的控制力度和开发程度仍是高于如今的广西地区的。
这就给我们留下一个疑问：既然中国古代对越南的控制开发力度强于广西，那么为什么如今广西仍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而开发较早的越南却成为了一个独立国家呢？其实越南的独立充满了偶然因素，然而一系列偶然因素的叠加最终造成了越南独立这一客观既成事实。唐末藩镇割据之时交州当地的土豪曲氏家族建立了割据一方的静海军节度使政权，与割据岭南的南汉政权相争。公元930年南汉君主刘龑派李守鄘、梁克贞讨伐交趾（今越南中北部地区），擒静海节度使曲承美而归。但不久曲氏的部将杨廷艺就驱逐了南汉军队，自称静海节度使。937年杨廷艺为牙将矫公羡所杀。938年杨廷艺的女婿吴权在爱州（今清化）起兵，反对矫公羡。矫公羡见吴权势力强大，于是向南汉求救。刘龑早已有吞并交趾的野心，于是趁机任命儿子刘弘操为静海节度使，封交王，以支援矫公羡的名义率水军出兵交趾。然而南汉大军却在938年的白藤江之战中败给了吴权，以此战为标志越南脱离了中国郡县的直接管辖，开始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944年吴权死后其皇后的三哥以外戚身份辅政并趁机架空吴权之子，随后安南各地出现了十二个大封建主割据混战的局面，史称十二使君之乱。在安南割据混战的十二使君中有一个叫陈览，他帐下有一员大将名叫丁部领，在征战过程中他逐渐取得了兵权。968年丁部领在扫平群雄一统安南之后自称“大胜明皇帝”，开启了越南历史上的丁朝。
然而这时中原王朝的政局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丁部领统一安南各部的八年前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开创了北宋王朝，随后赵匡胤先后席卷荆湖、后蜀、南汉、南唐等地，到开宝九年（976年）赵匡胤驾崩时五代十国割据政权大多已被平定。宋太宗赵光义即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王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于太平兴国三年（978年）纳土归附，次年又亲征太原，灭北汉。尽管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朱、李、石、刘、郭,梁、唐、晋、汉、周,都来十五帝,播乱五十秋”的纷乱局面，然而宋朝的统一其实仍是金瓯未满：东北部的燕云十六州自后晋以来就被割让给契丹人，西北部的定难军节度使（西夏国的前身）实际上已形成独立的政权，而在南方唐代的静海军节度使已演化成为独立国家大越国（今越南）。尽管宋朝是一个内敛保守的王朝，并无效法汉唐开拓漠北、西域等地的雄心壮志，但却始终将彻底终结残唐五代乱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在宋朝看来：燕云十六州问题、西夏问题、越南问题都是在唐末五代时期形成的，因此将其视为应当恢复的中华旧疆。就在宋太宗赵光义灭北汉的第二年越南丁朝发生内乱，于是赵光义在大臣的建议下命侯仁宝等将领率兵南征。在宋朝大军压境的形式下时任丁朝十道将军的黎恒以一出越南版的“黄袍加身”篡夺了丁朝的江山，黎恒登基后立即开始着手对抗宋军。公元981年在当初吴权战胜南汉军队的白藤江宋军遭遇越军的伏击，主将侯仁宝战死，宋军被迫撤退。黎恒在战胜宋军后鉴于和宋朝在国力上的巨大差距而主动遣使谢罪、朝贡，恰逢此时宋朝与北方的契丹也正处于激烈对峙的状态，到了公元987年宋朝出于集中精力应对作为主要威胁的契丹这一目的正式册封黎恒为交趾郡王。以此为标志中原王朝正式承认越南不再是中原王朝直接管辖之下的郡县，此后越南作为中国的藩属国存在。
宋朝是一个重文轻武、守内虚外的内敛型王朝。事实上宋朝是不是一个大一统王朝本身就存在争议：尽管宋朝结束了五代十国的纷乱，然而宋朝不仅没能像汉唐一样开拓西域、漠北，甚至连中原王朝的固有领土也失去了不少，被时人誉为“北失燕云、南失交趾、西失陇右”。宋朝的这种内敛性同样表现在云南问题上：唐朝时云南的南诏政权发展壮大，唐末五代时期南诏政权被大长和国取代，此后云南地区又陆续兴起大天兴、大义宁两个政权，直到公元937年大理立国后才结束了频繁改朝换代的乱象。公元966年宋将王全斌平蜀后请示宋太祖是否要跨过大渡河继续南征大理，结果生怕武将做大的宋太祖玉斧一挥说:“大渡河以南非吾有也。”于是大理脱离了中原，若不是元明两代对云南的征服，那么恐怕云南今天的情况也会和越南一样。公元1253年蒙古灭大理后就和越南接壤了，此后蒙古于1257年至1258年、1284年至1285年以及1287年至1288年三次南征越南，不过均因水土不服、粮草不足等问题而失败。公元1407年（明永乐五年、越南胡开大四年）明军俘获了篡夺越南陈朝的胡朝国君并占领越南。一开始朱棣打算册立原来的陈朝宗室后裔为越南国君，然而后来得知陈朝已无后裔在世，于是朱棣转而在越南设置交趾承宣布政使司，将越南重新纳入中国直接管辖的郡县体系。自永乐五年(1407年)布告天下诸国设交趾布政使司以来当地虽屡有叛乱，但当时正处于全盛时期的明朝完全有能力平息这些叛乱。宣德二年（1427年）交趾叛乱首领黎利诈称陈氏有后，明知有诈的朱瞻基仍决定借此息兵，于是他宣布自交趾撤离军民官吏，随即废止交趾布政使司。次年黎利复奏称本不存在的陈氏后人已死，转而请求明朝册封自己。至英宗正统元年(1436年)明朝终于册封黎利之子黎麟为安南国王。今天的越南是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然而在当时的人看来越南本就与中华文明同根同源，即使只从朱棣重新在当地设置郡县管辖算起20年以来该地已承大明教化甚深，事实上在当时的人看来越南与中原内地的文化差异其实比云南、贵州等地还小，可想而知当时的人对这种莫名其妙放弃这样一块疆土是颇为震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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