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明朝中期瓦剌对于明朝的威胁逐渐增强,明英宗在王振等人的建议下采取了主动出击的策略,但是却遭遇了大败,不仅损失了大部分的明军精锐,而且明英宗朱祁镇也被蒙古人俘虏。堪称明朝建国之后最严重的失利,而且当时明朝政府面临着十分严峻的挑战。当时的北京城损失了大量的精锐部队,并且国家的朝政十分混乱,不仅缺少了最高领导者,而且王振的党羽依然没有被彻底铲除,国家的中央行政陷入一片混乱。
就在这个万分危急的时刻,当时的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帮助明朝度过了最大的难关。他先是力主迎战敌人,否定了部分大臣迁都南京的提议。之后又拥立景泰帝,铲除了王振的党羽,稳定了朝堂之上的局势。最后就是积极备战,在极短的时间内改善了北京城以及周边地区的军备,为打赢之后的北京保卫战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土木堡城墙遗址
坚决主战,提拔文武官员加强军备
在正统十四年的中秋节当天,明英宗朱祁镇被瓦剌军俘虏,并被识出身份。也先得知明英宗被俘之后十分兴奋,认为这是征服明朝的最好机会。在伯颜帖木儿等人的建议之下,也先没有杀死朱祁镇而是把他当作人质,用来要挟明朝政府,并积极筹备之后对于明朝都城北京的进攻。
两天之后,明英宗被俘的消息传到了皇宫之中,皇宫中立马充满了惊惶地气氛。当时的皇太后孙氏以及皇后钱氏马上开始搜刮皇宫中的金宝文绮等珍贵财物,打算用这些物资将明英宗换回来。但是这样的想法无疑是十分幼稚的,朱祁镇作为筹码也被也先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
明英宗朱祁镇
皇室人员为了安抚朝局,因此将明英宗被俘的消息封锁了起来,没有向朝臣们公布。但是从前线败退下来的士兵不断进入北京城,其悲惨的境遇让人们很容易就能看出前线已经大败,而向他们询问明英宗的下落时,又没有人能够给出确切的答复。百官们于是开始变得十分紧张,十七日他们集于阙下。"私相告语,愁叹惊惧"。
在第二天的朝会之上,皇太后就向百官宣布了由朱祁钰监国的消息,并让大臣们讨论如何整备防务,以防守瓦剌的进攻。但是这个时候宣布由朱祁钰监国的决定无疑是向群臣宣布明英宗已经身陷敌营的事实,瞬间引起朝堂震动,据史料记载一时间:"群臣聚哭于朝,不知所为"。在这个混乱的时刻,翰林侍讲徐珵迅速站了出来,向人们宣扬天命论,他说:"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
之所以徐珵会提出南迁的建议,主要是在此之前,京城的许多大官富户已经看出了明军大败,为了保全自己的身家性命,便纷纷南逃。徐珵更是很早就预料到了明军的失败,看到明军边防形势紧张,便开始在同僚中传播失败情绪,并把自己的亲属送回了苏州老家,因此这次迁都的建议,也是他在自己的利益立场上做出的选择。
但是他的建议却受到了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以南宋南渡后所面临的困境为例,力主固守北京城。于谦的意见得到了朝中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的支持,当时朝堂上的太监金英甚至直接将徐珵轰了出去。在于谦等人的坚持下,朱祁钰和皇太后才下定了抗战的决心,并且任命于谦负责战务。此事在《明史》中有如下记载:
"侍讲徐珵言星象有变,当南迁。谦厉声曰:'言南迁者,可斩也。京师天下根本,一动则大事去矣,独不见宋南渡事乎!'王是其言,守议乃定。"
当时的北京城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三个,第一是北京城在土木堡之变后已经没有足够的守军了,其次是军粮的储备不是十分充足,第三则是朝堂之中缺乏善战的文武官员。在掌握大权之后,于谦迅速采用了多种手段来巩固北京的军备。
他先是立即奏请朱祁钰调动南北两京及河南的备操军(类似于今天的预备役军队),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和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赶赴京师守卫。如此以来就缓解了北京城兵备不足的问题。很好地稳定了军心,此事在《明史》中有如下记载:
"时京师劲甲精骑皆陷没,所余疲卒不及十万,人心震恐,上下无固志。谦请王檄取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军,亟赴京师。以次经画部署,人心稍安。"
北京保卫战功臣于谦
之后要解决的就是军粮的储备问题,于谦又命令将通州粮食运到京城。在此之前,有人担心瓦剌会劫掠通州的粮食,曾经建议焚毁这些粮食,但是于谦否定了这个建议,并要求士兵们将这些粮草紧急运到京城,并且用银两,布匹等物资奖励京城内的人士都参与到运粮的队伍中,终于在很短时间内将通州粮草都运到了京城,解决了粮草储备的问题。
而于谦最重要的改变是在朝堂之内整顿风气,整治内政,提拔了不少文武官员来负责关隘的防守,这些人中不乏想杨洪,郭登等人都在日后的战争中立下了汗马功劳。而内政的整治则提升了守军的士气,是明军后来打赢北京守卫战的重要原因。
铲除王振奸党,拥立景泰帝
在土木堡之变中,虽然明英宗的昏庸也是造成明军失利的重要原因,但是宦官王振极其党羽的专权才是失利的直接原因。而在王振战死之后,其朝中的党羽却没有被彻底铲除干净,在之前的一段时间中,朝中文人备受宦官欺凌,因此他们在朝堂之上向朱祁钰建议诛杀王振族人以安人心。
但是朱祁钰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此时王振的党羽锦衣卫指挥马顺则站出来叱骂群臣,激起了大臣的极度不满。给事中王竑奋起抓住了马顺的头发,并咬他脸上的肉,其余大臣紧跟着一哄而上,竟在朝堂之上将马顺活活打死。
乱政的宦官王振
群臣们此时还是不满意,他们开始向朱祁钰索要王振的党羽毛贵和王长随,金英看到事态紧急,就把两人推了出来,也立即被群臣打死。此时朝堂已经大乱,朱祁钰看到堂前血迹斑斑,十分害怕,想躲起来。但是被于谦拦了下来,要求朱祁钰宣布王振党羽罪当死,并免去动手参与杀人大臣的罪名。
朱祁钰接受了于谦的建议,下令处死王振的族人,并免去了堂前杀人大臣的罪名,稳定了朝中秩序,清洗了王振的党羽,让主战派的士气为之一振。此事在《明史》中有如下记载:
"郕王方摄朝,廷臣请族诛王振。而振党马顺者,辄叱言官。于是给事中王竑廷击顺,众随之。朝班大乱,卫卒声汹汹。王惧欲起,谦排众直前掖王止,且启王宣谕曰:'顺等罪当死,勿论。'众乃定。谦袍袖为之尽裂。退出左掖门,吏部尚书王直执谦手叹曰'国家正赖公耳。今日虽百王直何能为!'"
但是当时的明朝政府依然处在领导人缺失的状态之下,于是群臣便劝皇太后立朱祁钰为新君。鉴于当时的太子朱见深年仅三岁,在国家危难之际,宜立长君,皇太后便同意了他们的请求。但是朱祁钰本人却没有做好即位的准备,他躲回了自己的王府,不愿登基。于是于谦又前往其府宅,劝说朱祁钰登基,他这才遵从了皇太后的旨意,正式登基,是为景泰帝。
明代宗朱祁钰
在翦除了王振党羽,并拥立新君之后,明朝的中央政治情况终于稳定了下来,大臣们基本上统一了想法,都坚定的持有主战的意见。而且国家再次拥有了最高领导者,这对于战争来说都是必要的条件,可以说在混乱之际于谦等人的正确政治判断让明朝政府重新焕发了生机。
边城自强,拱卫北京城
前面提到,在掌握了军事大权之后,于谦提拔了不少新晋的文武官员,并且将有能力的将领们调动到了前线的重要关隘进行防守,其中最重要的两名官员就是昌平侯杨洪和郭登。
当时的宣府城在土木堡之败后变成了一座孤城,有人建议放弃宣府城,官吏军民纷纷争先逃离城池。此时杨洪的下属罗亨信仗剑坐在城下,下达了"出城者斩"的命令,稳定了军心。之后也先前后三次率军进攻宣府,但都无功而返,即使也先挟持朱祁镇前来攻城,也不能动摇守军的军心,宣府城的成功防守为北京防守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而郭登在土木堡之变后奉命镇守大同,朱祁镇再次被带到了大同城前,但是郭登依然闭门不出,坚持与瓦剌大军作战。郭登在担任总兵的时候积极修整军备,在他上任的时候,大同城内不过只有数百士兵,马匹也刚刚过百。但是经过郭登的整备之后,大同城内已经有了一万五千余匹战马,精兵数万,成为天下兵力最为强盛的军镇。作为北京城的重要门户,大同城的强大也是北京之战能够取胜的重要条件。郭登的战绩在《明史》中有如下记载:
"四月,寇骑数千奄至,登出东门战。佯北,诱之入士城。伏起,敌败走。登度敌且复至,令军士赍毒酒、羊豕、楮钱,伪为祭冢者,见寇即弃走。寇至,争饮食之,死者甚众。六月,也先复以二千骑入寇,登再击却之。"
而之所以在土木堡之变后,这些军镇甚至孤城依然能够保持高昂的士气,坚持战斗,主要是因为于谦等人的知人善任,这些守军将领都是他们精心选拔出来的,这些将领的出色表现也是明朝得以保全的重要原因。
大同总兵郭登塑像
结语
土木堡之变作为明朝建国之后最为惨痛的对外战争失利,极大地消耗了明朝在之前几朝积累的资源,也极大地影响了明军的士气。明英宗朱祁镇的被俘更是让明朝政府陷入了混乱的状态,在这个存亡危机之际,正是于谦等大臣的挺身而出才完成了挽救明王朝的壮举。
在土木堡之变后,于谦等人明确知道瓦剌大军会很快进犯都城北京,因此留给明朝政府的时间实际十分有限。于是于谦等人先是在朝堂之上据理力争,确定了主战的政治方向,之后便积极整修军备,让北京城在短时间内就积聚了明朝的大部分军力,有了与瓦剌大军决战的资本。
而且于谦等人还清理了朝中的王振余党,并且拥立景泰帝登基,让中央政治恢复了稳定的秩序,为之后的交战做好了准备。而于谦提拔的众多将领也在其职位上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北京外围干扰了瓦剌大军。这些都是明朝政府在极短时间内所能做出的最好处理了,大明王朝得以保全与这些人的不懈努力是分不开的。
参考文献
1《明史》
2《明通鉴》
3《明史纪事本末》
4《明英宗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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