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以后中原王朝的战斗力下降了，以至于中原两次被少数民族入主。众多历史爱好者对此耿耿于怀。
中原王朝战斗力下降，最直观的体现是军事能力变弱，屡屡打败仗。军事能力实际是一个政权综合力量的外在表现。而实际上在宋初和明初，王朝的战斗力还是相对强的，只是到了王朝中后期战斗力才开始严重下降。
那么，究竟是哪些因素导致了这种情况发生呢？
一个现象的形成，一般有多种原因，不能一概而论，本文对此进行分析，试图找到原因。
下面以宋朝和明朝的情况，具体展开来讨论。
一、宋朝兵制的特点及其影响。
唐朝早期实行的是府兵制，在征兵制和募兵制两种办法中，府兵制属于征兵制。这个制度是以大唐实行的均田制为基础的。唐初均田制下，每丁可领田80亩，这算很多了。因此各家都很富庶。此时六户中等以上人家供养一个正兵、一个府兵，能力是绰绰有余的。士气昂扬、盔明甲亮、战斗力强是这个时期的特点。
但凡事就怕时移世易。当均田制被土地兼并等原因破坏以后，府兵制也就不行了，唐朝改行募兵制。
不是说募兵制不好，而是在古代的情况下，士兵容易对招募他并给他发兵饷的将官形成个人效忠。果不其然，安史之乱后，那些藩镇将领就在效忠的士兵们拥戴或者迫使之下，开始割据。
这种将官专兵的局面，一直贯穿了整个晚唐和五代，直到后周时期才初步终结。但还是被赵匡胤抓住了最后的机会，夺位成功。
宋朝对兵制进行了彻底改革，但是目的不是提升战斗力，而是为了巩固皇权
宋朝建立之后，将官专兵的制度被改了。
宋朝采取强干弱枝的做法，大大加强中央禁军，弱化地方驻军。
首先，禁军不再由专门的固定将领掌握，而是由"三衙"分掌。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三个机构掌管，称为"三衙"。"三衙"的长官称为"三帅"，分统禁兵，互不统属。"三衙"的主帅和主要禁军将领都由皇帝任免，都只对皇帝负责。
其次，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三衙"虽然分别统率着禁军，但无调兵权和发兵权。调兵权和发兵权在枢密院，而枢密院只有发兵、调兵权，并不直接掌握军队。枢密院要发一兵一卒都要通过皇帝下旨才能实现。也就是说，没有皇帝的命令，任何部门、将帅都无法调动军队。
第三，使京城驻军与外地驻军保持均衡，称之为"内外相维"。
宋朝都城开封是无险可守之地。宋朝为了实现其"强干弱枝"、"由中制外"的政策，就把重兵屯聚在京畿。宋初有禁军二十二三万，宋太祖把十万余部署在京城，十万余分散到各路驻扎，使京城驻军有足够的兵力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能使外地驻军联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的内变。这样叫做"内外相维"，相互牵制，确保大宋朝廷平安无事。而驻军的大多数就在京城附近，就便于皇帝对军队直接控制。
第四，兵将分离。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京城的禁军轮番派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是为了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大约就是宋朝的上山下乡；实际上是借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消除对皇权的威胁。
宋朝在招募士兵时，通常要给士兵脸上刺字。这让当兵的人没有社会地位，处处被人歧视。士兵被歧视，武将也好不到哪里去。武将遇到同级的文官自动低半级，要给文官行礼。
在直接打压武人的同时，宋朝还大兴科举制度，大肆鼓励人们做文官。逢年过节的赏赐，朝廷给文官的赏赐也比给武官的多。
整个宋朝，人们的勇武之气被严重扼杀，社会以从军为耻，官僚集团也歧视武将。
这样，从政治地位、经济地位到社会地位，武人、士兵等等均是低下的。
小结一下，宋朝对兵制的改革，其目的不是为了加强战斗力，而是为了确保皇权安稳。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宋朝喜欢花钱买平安了：只要皇权在，其他都无所谓，不在乎；反正钱由众多百姓出，赵宋皇权存在就行。军人的社会地位低下，难以吸引到优秀的人才。
二、明朝的兵制又有所不同，明朝实行卫所与军户结合制度
卫所制可以说是明代兵制的特色之处。
明朝最初的兵来源有三个途径，一是从征，即跟随朱元璋起兵征战的；二是归附，即归降的被征讨之兵；三是谪发，即有罪臣民被判罪充军的。这些军丁一旦成为军人后，便不可随便改变身份，世代为军，称做军户。当兵成了军户的专职，兵士死后其家人后代则要有顶替，如若逃脱缺额，官府则要百般勾取。
军人编入各个卫所，其家属也随军人居住，每个军人都拥有一份土地，根据当地军事活动的多少，他们轮番战守或耕种。这是另一种形式的寓兵于农，类似于魏晋时期的世兵制。但它的直接来源是元朝的军户制。
军户所种之田，称为军屯，军屯解决了很大一部分军饷。朱元璋曾经吹嘘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原因就在这。
卫所分布于各地，所辖之地凡与府州县相同，这又与宋朝的屯驻军有类似之处。卫所军除了担任地方戍守外，还有轮番到京师操练的任务，称为班军番上。番上的班军，在京师编入三大营。所谓三大营，指五军营、三千营、神机营，称为京营。三大营是作战时的编制，后因战事少，设武臣一人总理营政，称总督京营戎政，开设戎政府。
但还是那句话，时间的推移就改变了一切。
卫所京营制度到永乐末年已出现衰败迹象，军屯破坏，军士流失，京营也失掉战斗力。正统十四年（1449年），明英宗带50万京军亲征，在土木堡大败于也先之两万骑兵，迫使京营制度做出改变。
于谦主持军务，从三大营中抽取胜兵组成团营加以训练，以使兵将相习，训练有素。成化年间（1465-1487年），又曾增至12团营。但自此之后，京营士兵常常被权贵抽调营建工役，操练几乎废而不行，到正德时（1506-1521年），京营数量不足应用，而被占役如故。京营兵士被用做工役的情况日益严重。
说几个数字：永乐年间，京营劲旅不少于七八十万，到武宗死时，京营原额当38万，存者不及14万，堪用者仅2万余而已。世宗时，京营定额10.7万余人而仅存一半，后补充至14万，但操练者不过五六万。支粮则有，调遣则无。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带兵南侵，兵部尚书驱军出城抵抗，军士都“流涕不敢前”，诸将也“相顾变色”，只能坐视蒙古骑兵饱掠而去。
当时入伍之兵，都是老弱疲惫、市井游贩（有募兵）之徒，衣甲器械都是临时取给，各级将领又多世胄纨袴，平时占役营军，以空名支饷，临操则肆集市人呼舞博笑而已。
小结一下，明初的常胜之师，是跟随朱元璋起家的士兵；朱棣的幽燕之兵，也是常练常战，因而能保持战斗力。但卫所军屯制的代价是士兵的身份世袭，脱离军人身份几乎成为不可能。随着政治腐败和土地兼并，军屯区的土地被侵夺，军人被权贵拉去做杂活，几乎成为奴隶，社会地位极低。因此，卫所士兵逃亡严重，剩下的都是老弱病残。
三、王朝的政治是清明还是腐败，影响了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
战争中人的作用非常重要。毛主席作为带领弱小力量战胜强敌的军事家、哲学家，他指出了战争胜负与人的关系。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 战争是双方力量的竞赛，人是战争力量的主要构成因素之一，也是战争力量的主宰者；
- 强大的物质力量只是胜利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要想实现胜利还必须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人是综合力量的运用者，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是取胜的重要条件。
- 战争不只是军力的比赛，更是人心的较量；
- 对待战争的态度和战斗精神，是夺取胜利的重要保证，对于强大的敌人要有必胜的信念，认识到勇敢是在战争中取胜的重要条件。
可以进一步概括上述思想为一句话：人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关键。
要想取得战争胜利，人的因素必须具备以下几点：
- 人心要齐。齐心合力，统一号令，令行禁止；
- 人要有强大的战斗意志。有必胜的信心、坚强的战斗意志；
- 人要有不怕死的精神，勇敢战斗才能取胜。
中国古代王朝，一般都是这样：最开始时政治清明，对待百姓公平公正，大家只要努力，都能过上好日子。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社会逐渐富裕了，统治者开始松懈下来，大小官员也开始腐败。社会上的土地兼并严重，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社会开始动荡。
来源于社会的士兵，绝大多数是社会底层人民，他在社会上的遭遇，直接决定了他的战斗意愿、士气和战斗意志。
当社会对这个士兵个人、家庭、亲朋是尊重的、公平公正的、通情达理的，那么这位士兵会对这个王朝就会有感情，就愿意卖力地为王朝打仗作战。
反之，如果这位士兵及其家庭在平时遭遇的都是白眼、不公正、欺压盘剥、推诿，那么他在作战时就不愿意为这样的王朝卖命。丢失的民心，首先体现在士兵身上，历代王朝的政治腐败都会导致这个结果。
士兵在军营里的遭遇也具有同样的效果。
士气是否高昂、作战是不是勇敢等这些在战场上特别重要的因素，也就是战争中“人”的因素，就取决于这位士兵在社会上和军营里感受到的一切。
所以，我们看到，宋初和明初因为政治和社会还算清明，因此军队的战斗力也相对较强。到了中后期，随着政治的腐败，军队的战斗力直线下降。这就是战争中“人”的因素发生了改变，军队由士气高昂、作战勇敢变成了士气低落、畏缩不前。
而不幸的是，在面对金帝国、蒙古帝国和满清时，中原王朝的北宋、南宋和明朝，因为政治的腐败几乎把人心丢尽了。所以，中原王朝只能迎来战争的失败。
四、中原王朝与草原对手此消彼长，一经碰撞则显现出差别
宋初，宋对辽作战以失败居多，因此宋的战斗力增长显得不是很明显。这与宋朝军事制度设计的初衷---保皇权稳固---直接相关。
随着时间推移，宋军事力量下降，而恰在此时，金朝和蒙元先后崛起。
明初的军事力量是明显强大的，无论是骑兵还是步兵，不管是在中原还是追击到北方草原，明军对蒙元的战斗可以说是吊打。
但正如前文论述，随着明朝的延续，政治衰败，军事体制败坏，军队没有了战斗力，此时，内部爆发农民起义，又恰逢满清强势崛起。
此消彼长，衰败的中原王朝遇上了崛起的草原力量，因此最后归于失败。
五、大气候周期的变化，促使中原王朝由盛转衰
从唐朝中后期开始，中国的整体气候进入了持续1000年的降温期。
（中国五千年温度变化，竺可桢《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考古学报》1972年第1期，第36页
如上图所示，北宋末年、南宋末年、明朝末年又是其中三个温度特别低的时期。温度低，就导致农业减产、欠收甚至饥荒，天灾加剧了王朝的衰败。中原王朝不幸赶上了这冰期的低点。
其中明末更是祸不单行，还发生了旱灾和鼠疫。这些都加速瓦解了中原王朝的力量。
结束语
唐朝以后，中原王朝的战斗力并不是一直处于下降的状态，在宋初、明初，军事力量相对以前有提升，战斗力是较强的。
但是，时间改变了一切。王朝到了中后期之后，因为政治腐败，瓦解了战斗力中“人”的因素之积极面，战斗力开始急剧下降。
概括为以下几点：
- 兵制的影响：以保皇权为目标的兵将分离（宋体制）导致军队战斗力无法正常发挥，兵将一体（明初体制）能提升战斗力，但最终制度败坏，战斗力丧失；
- 中原王朝政治的影响：政治从清明向腐败方向演变，这导致战争中人的主观能动性逐步下降，因此中原王朝的战斗力从王朝中后期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
- 制度导向就是贬抑武人：一切为了巩固皇权。
- 草原对手逐步崛起的影响：中原王朝的腐朽衰败，恰逢草原力量崛起；
- 中国气候变化大周期的影响：这降低了中原王朝的社会动员能力，也就降低了战斗力。
结尾再稍作延伸。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原王朝的战斗力的确是呈现下降趋势的。比如，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少数民族政权至多能统治北中国而已；而到了唐朝之后，草原力量一步步从统治北中国演化为统治全中国。
这一方面是本文分析的原因，另一方面是中华文明红利期结束的标志。
中华文明从秦汉开始，对于中华文明圈内的其他力量都是一个超级存在。中原用大一统的力量，打击处于部落和部落联盟阶段的草原力量，中原可能会偶有失败，但最终因为文化力量和物质力量的绝对领先，最终必能战胜草原力量。秦汉以后直到唐朝，一直都在吃这个红利。这个红利阶段直到唐朝达到了顶峰。
但从唐朝之后，中原王朝为了巩固皇权而一步步走向内敛，在政治、经济、军事、对外交流等方面趋于保守。此消彼长。中原在保守并原地踏步的时候，周边的力量却在迅速崛起、迭代，他们随着东西方交流的增加而在文明上和力量上显得并不比中原落后。所以才有了少数民族政权入主整个中国的情况发生。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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