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七国之乱是发生在西汉景帝时期的一次诸侯国叛乱，参与叛乱的是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王：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淄川王刘贤、胶西王刘昂、胶东王刘雄渠，故又称七王之乱。
汉初推崇“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出现一些不利中央集权的问题：匈奴的威胁、诸侯王势力的膨胀、缺乏统一的思想观念，诱发七国之乱。七国之乱平定后西汉统治政策的变革。
来看看七国之乱前后，西汉统治政策“无为”向“有为”变革的重要意义。
汉朝初期统治政策下的问题
秦朝时期暴虐苛刻政策和亡国后的连年战争，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汉王朝建立后吸取秦的教训，地方管理上采用郡国并行政策：“在政治上分封诸侯王拱卫王室，经济上采用休养生息的自由放任政策，轻徭薄赋、奖励耕织”。分封刘氏子弟为各诸侯王，以藩屏国。
“惩戒亡秦孤立之败，于是剖裂疆土”《汉书・诸侯王表》
“约法省禁， 轻田租，十五而税一。”班固：《汉书・食货志上》
汉朝初期采取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西汉社会经济在“无为而治”的环境中得到恢复，发展出现文景治世。但“无为而治”同样存在着一些对中央集权不利的问题：
匈奴的威胁
西汉建立之初不断受到来自草原匈奴的侵犯和威胁。汉朝初期经济和军事力量羸弱，同还要与各诸侯王周旋，很难调动和集结军队对抗匈奴。然而受“无为而治”思想的影响，西汉初期对待匈奴的侵犯和威胁采用妥协和退让的政策。
“西边北边之郡，虽有长爵不轻得复，五尺以上不轻得息，斥候望烽燧不得卧，将吏被介胄而睡。”《汉书・贾谊传》
但是妥协、退让的政策并没有换来边疆的安定，反而助长了匈奴更大的贪欲，匈奴勾结西汉内部诸侯王，意图颠覆汉朝，肆无忌惮的侵扰西汉边疆，严重威胁了西汉边疆的安全和的西汉王朝的统治。
郡国并行政策下诸侯王势力膨胀
刘邦时期，将政治权利下放给同姓诸侯王，希望利用同姓子弟的血缘凝聚力来拱卫王室。郡国在政治上拥有治理郡国的权利和任命官吏的权力，诸侯王在郡国地位特权与天子无异，贾谊的《新书・等齐》中描述了诸侯王与天子无异的特权，如等级、势力、衣服、号令等。如天子称陛下，诸侯亦称陛下；天子亲号太后，诸侯亲亦号太后； 天子相号丞相，黄金印，诸侯亦同等。诸侯王在地方政治与实力的膨胀，有了自为天子的意愿，出现了“僭于天子”的行为。
“自以为于天子为昆弟，而不论君臣之义”《汉书・贾谊传》
各诸侯王凭借封地的广阔，人口和资源的富足，以及汉王朝赋予的经济特权，在封国自行征收赋税、征调徭役，并且垄断盐和铁，大力发展封国经济，王国势力日益膨胀，拥有“富埒天子”的雄厚实力。
“十万户，市租干金，人众殷富，巨于长安”《史记・齐悼惠王世家》
“有海盐章山之铜，三江五湖之利”《汉书・地理志下》
“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史记・梁孝王世家》
汉朝初期实施无为而治的政策，为诸侯王势力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条件。随着时间的推移，同姓诸侯王在血亲关系上与中央逐渐疏远，随着诸侯国经济实力的雄厚，诸侯王开始不甘受命于人，自为天子的意识也越来越强。由于郡国制诸侯王势力膨胀，成为威胁中央集权的割据势力。
无为而治下文化的不统一
汉朝初期采取无为而治的治国理念，对汉初经济恢复与政治重建有着积极的作用。各诸侯王在无为思想的宽松文化环境下，招揽四方人才为己所用、网罗党羽、僭礼越制。形成了以各诸侯王为政治核心的势力，并运用理论体系来合理化郡国的政治行为。
汉初无为思想强调，构建和谐的君臣关系，以仁义为出发点，实行无为之政，给臣民留有自由发展的空间，垂拱而治。这种文化环境使得诸子百家，各执一端，实际上分化并削弱了中央集权，这种文化上的分裂或者说不统一又反作用于政治、经济，为诸侯王林立与犬牙交错提供了理论依据。
到文景时期，无为思想文化环境下滋生的社会矛盾，君与臣、中央与地方矛走向白热化，威胁着封建等级制，尤其是君臣之间尊卑关系的稳定。
“无为”向“有为”的政策变革
文景时期天下刚刚稳定，诸侯王势力强大，诸侯王问题就成为汉初皇帝的心腹大患。吴楚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削弱了诸侯王国狂妄的气焰，另诸侯王心有余悸诚惶诚恐，不敢再和中央政府分庭抗礼，这为西汉统治政策开始由“无为”向“有为”的变革提供了有利的政治环境。
削藩诱发七国之乱
暗流涌动的政治局势下，贾谊、晁错等改革家提出了由“无为”向“有为”政策的变革，正好迎合了统治者需要。而诸侯王问题是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变革过程中最大阻挡， 严重阻碍着统治政策变革的进程。
贾谊察觉到诸侯王对中央集权潜在的巨大威胁，诸侯国势力太强必成危害，必须实行控藩政策争取主动权。
“数上疏陈政事，多所欲匡建”；“天下之势方病大肿” 《汉书・贾谊传》
贾谊提出了两个方面的措施：一是定礼制就是针对诸侯王在礼制上的僭越，强调必须严格区分君臣等级，要求诸侯王遵循君臣之礼行事，维护天子的绝对威严；
二是定地制即“割地定制”，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方针：在诸侯王原有的封地上再分封更多的诸侯，达到分散削弱诸侯我的力量。诸侯王的力量随着代代分割也就愈来愈削弱。
晁错建议削减郡国的封地了限制他们的发展空间，逐渐加大中央直接管辖的范围，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劳永逸解决诸侯王问题。
“削之， 其反亟， 祸小； 不削之， 其反迟，祸大”《汉书・荆燕吴传》
景帝采纳晁错的削藩政策，不断下令削减诸侯王封域：削夺赵王的常山郡；胶西王的六个县；楚王的东海郡和薛郡；吴王的豫章郡和会稽郡。因景帝采取晁错的削藩之策，强行进行削藩，态度坚决，从而加大激化了中央政府与郡国诸侯王之间的矛盾，引诱爆发了西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诸侯王叛乱——七国之乱。
平定七国之乱
采用晁错的“削藩”主张， 严重触犯了诸侯王的利益，引起各诸侯王的强烈不满， 吴、 楚、 赵、 胶西、 胶东、 淄川、 济南七国开始相互串联，秘密策划谋反。
“吴王濞恐削地无已， 因以此发谋，欲举事”。《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吴王刘濞为首起兵，并以“清君侧”为由，联合楚王、胶西王、赵王、济南王、淄川王、胶东王一起出兵发动叛乱，要求杀掉主张削弱郡国的晁错。
汉景帝虽然杀了晁错，可是吴楚七国仍然没有撤兵而是继续进犯，汉景帝派太尉周亚夫去平乱，在周亚夫的率领下大军成功截断吴楚联军的粮食供应。联军的粮食供应不足，由于饥饿士兵只能陆续逃散。周亚夫抓住战机发起猛烈攻势，吴楚七国联军被周亚夫打败。吴楚七国之乱仅仅三个月左右，就被平定了。
重新确立封建皇权
七国之乱平定之后，叛乱七国中除楚国之外其余六国皆被废除。诸侯王的威胁基本解除后， 借此机会采取了一系列削弱、控制诸侯王国势力发展的措施，重新确立了封建皇权。
“立平陆侯刘礼为楚王， 续元王后”《汉书・景帝纪》
景帝在七国之乱后未受封的八子陆续被封为王，占了了一半的诸侯王国。诸侯王国地少势弱， 同时新添的亲子之国又可以分化非亲子之国，使他们无法勾结叛乱。达到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目的。
“令诸侯王不得复治国”《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七国之乱镇压后，景帝剥夺诸侯王的政治地位，。剥夺诸侯王在封国内的实际统治权力，削弱诸侯王分权势力。剥夺诸侯王任官之权，改由皇帝任免，有效防治了诸侯王垄断地方仕途， 结党营私。
“诸侯独得食租税， 夺之权。 其后诸侯贫者或乘牛车也”《史记・五宗世家》
“大国不过十余城， 小侯不过数十里”《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
七国之乱镇压后，诸侯王只能获得封地租税，其他经济特权被中央政府收回。不仅削减封地连同租税同样被削减，从而控制诸侯王国的经济，失去了割据一方的物质基础，并且各诸侯王国之间的被汉郡隔开制衡，维护封建等级制。封建皇权重新得到确立。
统治政策变革的实现
平定七国之乱后，景帝对诸侯王政治打压，经济限制，解除了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时的隐患。汉武帝时，在加强中央集权时游刃有余，统治政策由“无为”向“有为”变革也顺利进行。
郡国制变革郡县制
汉武帝即位后，继续削弱地方诸侯王国势力与地位，使诸侯国向郡县变革，受中央政府的直属领导。规定诸侯王除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其他诸子在原封国内封侯，新封侯国脱离王国在受诸侯王管辖，而是由各郡管理，地位等同于县，以达到“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的目的。
“余虽骨肉，无尺寸地封，则仁孝之道不宣。愿陛下令诸侯得推恩分子弟，以地侯之。彼人人喜得所愿，上以德施，实分其国，不削而稍弱矣。”《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
汉武帝又进一步削弱诸侯王的政治地位，并制定了《左官律》、《阿党法》、《附益法》进行约束、制裁、孤立诸侯王。同时武帝还利用各种机会对诸侯王国进行削爵、夺地、除国，诸侯王已经名存实亡，有封地却不治民，与汉郡无异，汉初的郡国并行制已经变革为郡县制。郡国制变革郡县制对加强中央集权起着重要的作用。
经济集中统一调度
七国之乱前，由于中央政府采取“无为”政治思想，对各诸侯王经济上的无为，使其独立发展本国经济，并拥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大汉王朝无法有效操控王朝经济命脉，严重阻碍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统一调度。
七国之乱平定后，沉重打击了诸侯王势力，为武帝集中经济统一调度权提供了政治保障。武帝即位后，国家经济处于非常集中的状态，武帝对财政、赋税、货币金融、资源、市场全面统一控制。改变了以前“无为”的经济政策，调整、规范了中央政府经济统一制度。
大一统＂思想的形成
西汉初期无为而治作为统治政治思想影响下，刘氏政权稳固，经济殷实，但是无为思想所导致的社会问题逐渐暴露，随着郡国与中央政府血缘关系上的日渐疏远，同姓诸侯王逐鹿中原，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不能有效约束和控制社会上产生的多元思想文化，成为这次叛乱的思想根源，凸显出建立“大一统”王朝思想文化的重要性。
汉武帝时已经具备了思想文化“大一统”的条件。“大一统”思想形成的条件有：
政治上，七国之乱的平定，使郡国郡县化，稳定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秩序。对匈奴的和亲政策 换来了边境的暂时和平，为建立“大一统”思想提供了政治保障；经济上，“文景之治”为武帝“大一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思想上，在无为而制思想统治下，各家各派思想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各种文化逐渐融合、吸收的思想环境为“大一统 思想形成提供了思想基础。
汉武帝首创年号纪年，定的第一个年号就是“建元元年”有着尊重天子统一天下的寓意。
“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刘尚慈：《春秋公羊传译注・隐公元年》
为了加强对全国的控制，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命名为十三部（州），每部设刺史一人， 刺史有明确的职权，惩处限制地方大族兼并土地、 横行乡里。 后昭帝时，刺史还可镇压诸侯王谋反。齐孝王的孙子刘泽谋反，企图刺杀青州刺史隽不疑，被隽不疑发觉并上报朝廷，事情暴露后，刘泽被处死。
“强宗豪右田宅逾制， 以强凌弱， 以众暴寡”《汉书・百官公卿表上》
“迁不疑为京兆尹， 赐钱百万”《汉书・昭帝纪》
十三刺史的设置，对皇权的维护起着重要作用，加强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和监督，对防止地方割据有着重要意义。
汉匈关系由和亲向威慑的转变
汉武帝对匈政策由和亲变向征战转变。汉匈关系的转变主要由于双方实力的对比发生了变化。西汉刚刚建立时，社会经济萧条，百姓贫苦，军事力量薄弱。而匈奴正值冒顿单于统治期间不可一世的强盛时期。
“匈奴最强大， 尽服从北夷， 而南与中国为敌国”《史记－匈奴列传》
平定七国之乱后，为北击匈奴提供了政治保障，解除了诸侯势力对中央政府的忧患。武帝时期，匈奴冒顿单于的去世，失去了强大的领导，再加匈奴慑服西域诸国的连年征战，匈奴国势由盛转衰。
武帝时期雄厚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威震匈奴蓄势待发。是否发动对匈战争最重要取决于武帝的态度。自此从汉初对匈和亲阶段变革为威慑阶段。武帝在处理边疆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汉为天下宗”为核心的“大一统”思想。
结语：
七国之乱是西汉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诸侯王叛乱， 它的平定对西汉统治政策转型具有重要影响。汉初推崇“无为而治”治国理念下一些不利于中央集权加强的问题凸现出来，无为而治的统治思想已经不再适应统治者的需求。
七国之乱平定后，中央政府对诸侯王政治打压、经济限制，使诸侯王实权基本被架空。郡国制变革为郡县制、经济实现统一调度、“大一统”思想的形成以及对待匈奴政策的转变，西汉王朝由“无为”向“有为”的统治政策变革得以实现， 进入了全盛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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