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的四十年里，在渐进式的改革策略之下，中国经济一直保持着较高的增长率。这种引人注目的成就，尤其是农业和非国有部门的发展，能为下一步的调整提供有利的缓冲。
然而，同样显而易见的是，许多政府官员和经济学家都意识到，国有经济从制度的角度看依然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如何实现市场化仍然是一个难题。
如果不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政府继续在资源配置中发挥主导作用，那么就谈不上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国的经济运行就将继续损失许多效率。
在考虑选择推进改革的策略时，近年报纸的版面上不时出现“激进重组”等字眼。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资产应退出竞争性行业，由其他所有制取代。
他们的观点正是基于这样的背景：一是近几十年来，中国非国有部门呈现出活力旺盛的发展势头；二是学术上，产权理论作为新兴的经济学流派，一度在国内非常流行。
事实和理论都是正确的，但这里是一个不同的问题。
由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一样都存在资本短缺的问题，那么如何形成同样规模的非国有资产，来填补其退出后的真空？
一旦这种观点被转化为政策，就意味着中国准备进行某种私有化。
但这将面临严格的约束：除非不得已，国家不愿意仅仅通过凯恩斯主义或后凯恩斯主义模式来调节其经济。
即使就经济本身而言，俄罗斯和东欧的经验也证明，私有化是一把双刃剑：从积极的一面看，它有助于建立一个快速的市场机制；从消极的一面看，它往往要付出负增长的代价。
当然，循序渐进的方法或许可以避免这么高的费用，但它也延长了成本高昂的过渡过程。
我们认为，目前很难说，进一步改革的困难是因为一部分人在旧经济体制中有重大利益引起的。相反，正是在这种改革停滞的情况下，许多人有机会攫取一些利益。
中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迫切需要寻求进一步的改革战略，——既没有私有化，也没有不彻底——以便缓解转型带来的痛苦，并更好地分享全球化带来的利益。
值得密切关注的是，中国在农业领域取得的进展本来能够给我们足够的启示。
在改革初期，出于慎重，中国通过试错法引入了市场因素，并将其局限于农业领域。众所周知，这项实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果。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农业没有进一步现代化，只是因为其他产业改革的滞后。
在农村没有私有化的情况下，国家一直牢牢控制着关键资源，而农民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热衷于充分发挥市场力量。
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公有制的实现形式需要创新。事实上，农村改革就是一个成功的例子，即：在土地承包责任制下，公有制和私有制一样有效地与市场机制相结合。
但是，农业和其他部门之间表面上的巨大差异，似乎使人们轻易地忽视了基本之处。简单地将承包责任制从农村移植到企业，没有同样令人满意的结果，这并不奇怪。
要在推进未来改革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必须加强农村改革案例研究。
抽象来说，土地承包经营责任制是经济学教科书中对公有制和私有制这种传统产权界定之外的一种新型产权，而不是字面上的承包经营。我们暂把它定义为社会化所有权。
在我看来，非农部门如果也能在改革中应用这种经验，就可以最终完成改革。
在制定整体改革计划时，安排一些高度相关的改革，如国有企业、金融部门、就业、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等的优先顺序，这项任务往往令决策者感到力不从心。现在，一个全面的和可控的解决方案可以从这种新所有权框架中找到。
尽管这是一本大部头经济学著作的任务，以详细阐明如何设计这些复杂战术安排的细节，在这里，我们只要提出一个经济学的基本观点：抽象地说，各种机器与土地共享一种性质，也就是说，它们都被用作一种经济资源——资本。
中国的土地承包制类似于资本所有权与经营权相分离，这在西方也是普遍的做法。有趣的是，两者却有着不同的所有制基础。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过分强调市场效率和所有权性质背后的逻辑。
中共十五大提出的公有制创新具有直觉的号召力，社会化的产权则可以作为公有制创新的基石。当我们按照这一方向制定下一阶段的结构调整战略时，大多数明显的经济约束和隐含的政治约束都可以消除。如果允许一点理想主义的话，使得在中国诞生一个健全的市场机制成为一个无痛分娩过程并非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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