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中国都是一个重视人情往来、重视人脉的社会。要办事，首先想到有没有关系和人脉，礼物承担了很多的社会功能，人们的社交、个人的前途，企业的兴亡，国家的命运，往往都与礼物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官场、情场，商场、名利，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无论私人交际、企业业务往来，国与国之间几乎都离不开送礼，有礼才有关系和人脉，所谓圈子和社会关系，到最后都绕不开一个“礼”字，送礼之微妙，很多时候决定于送礼的技巧，送礼不只是一种简单的礼尚往来，重要的是，通过送礼这种方式把心意传达给对方，从而达到互相了解，增进情谊、互惠互利的目的，有时候，一件小小的礼物，可以改变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命运，甚至决定一个人或一个企业的成败。
随着时代变迁，送礼已经异化为一种敛财的工具。
在清代，凡是进京应聘的官员，都要先拜见吏部官员或总理衙门的有关人员，要先给部门主事送礼，少则几百，多则数千两银子，才可能顺利办成事情，如果过节或过年时来的，孝敬上级官员的红包需要更多，上面的官员如此，下面的官员和大臣也一样收受礼金，根有关史料记载，晚清时四川有个姓丁的总督，想到北京拜见皇上，他先到天津拜见李鸿章，李鸿章对他说，到京城晋见皇上，应酬大于往常数倍，丁某赶到京城，刚好碰到相国生日，丁某一万两银子竟不够用，他又找到李鸿章借了一万两，平常的时候尚且如此，逢年过节，可能花费要更多。
李鸿章（1823年2月—1901年11月），本名章铜，字渐甫，是晚清重臣，安徽合肥人，是清朝北洋水师的创始人和洋务运动的主要领导人，官至文华殿大学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隶总督，世人也称其为“李中堂”。
李鸿章虽然官居两江总督，后来又调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位高权重，在自己管辖的范围内可以发号施令，但到了京城就不同了，哪怕是一个户部主事的小吏，也可以找理由刁难你，让你没有办法顺利报销军费，他与晚清主管户部的翁同龢军机大臣素来不和，对此，李鸿章是吃过不少亏的，京城衙门多，官也多，上有王公亲贵，还有各部主事，送礼既要送得有面子又要能达到目的，那就得讲究点艺术性，在这方面李鸿章就着实花了一番心思。
奕䜣，道光帝时封恭亲王，领班军机大臣，后来慈禧太后猜忌其职权过大，被革除议政王头衔，不被重用，但依旧身处权力中心，为了搞好与奕䜣的关系，李鸿章没少给他送礼，
有一次，李鸿章登门拜访奕訢，虽意在送礼，却先谈了半天有关廉政的话题，临辞行前，李鸿章仿佛才想起一件事，说：“王爷马上要过生日了，作为廉政楷模，鸿章知道王爷低调惯了，但接下来还有太后的生日，王爷不能太寒碜了，所以鸿章预备了一点小心意，说完，李鸿章水到渠成掏出一个小红封袋，双手奉上，经李鸿章这么一说，奕䜣自然是不好拒绝，李鸿章走后，奕訢信封抽出银票一看，竟然是四万两银票，四万两就这么轻松地送出去了。
翁同龢是当时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主管户部，状元出身，两朝皇帝老师，对于这样一位饱读诗书而又自视清高的人，送礼就得另想高招了，李鸿章早年在任湘军幕僚时，曾为曾国藩代写文书，参奏过翁同龢的长兄，翁同龢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为避免翁同龢以后刁难，李鸿章就想送上大礼，以化解双方恩怨，
登门拜访翁同龢，但这次话题不同，主要谈的是文化，得知翁同龢是当年北闱乡试主考官，李鸿章就装出向往和崇拜的样子，说：“翁大人当考官，可谓玉尺量才，鸿章才疏学浅，只怕今生无此荣耀了”，随后，李鸿章又以书法之事请教，翁同龢的字本就很好，又见李鸿章如此谦让，兴致更高了，当场挥毫并赠墨宝，李鸿章就此告辞，并送上一仿古素笺信封，说是一点“润笔费”，翁同龢不便推辞，就收下了，这次，李鸿章送出的是两万两银票。
在清朝时，由于官场腐败，要想办事顺利就得要学会送礼，当时送礼的名堂也多，一年三节送礼，还有寿礼，生日礼，炭敬，冰敬，程仪，别敬、团拜...等，名目繁多，所谓的“敬”不过是贿赂上司比较文雅的说法，官场潜规则可能比现在还要复杂。
在送礼已经制度化的晚清，官场中人不用担心送礼安全问题，大家各得其所，一个人如果要向上级额外表忠心或诚意，只需另加钱就可，按现代人的观点来看，李鸿章在廉政这方面确实有问题，但晚清的腐朽风气是主要原因，官场几乎没有人能跳出这个圈子，李鸿章也不例外。
李鸿章作为清朝末年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他的举动对大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有人说他是一个弱国的外交强手，经济人才，他自己则评价自己是那个“为破屋子修修补补的裱糊匠”，他根本不会想到把那间“破屋子”完全推倒，再建一座新的，这就是他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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