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民给人们的印象往往是十分勤劳的，而欧洲农民则是耐力比较高，但是如果仔细研究欧洲和中国两边的农民起义，就会发现欧洲的农民起义比中国的农民起义弱的完全不是一星半点，两边农品起义无论是哪一方面都完全不在同一个等级上。
在中国，秦末以陈胜吴广起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战争、西汉的绿林赤眉、东汉的黄巾起义、隋末的各类农民起义战争、唐末的黄巢起义，以及后面好几个时代的红巾军起义、李自成起义，太平天国战争等等能让中国陷入巨大动乱甚至让中国改朝换代的大型农民起义，一般都能持续几年甚至几十年，并且这些农民起义的出现甚至会带来大规模的人口下跌，曹操《蒿里行》中所描绘的“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肠人”的情况层出不穷甚至可以说是极为频繁。
而在公元九世纪到十六世纪的中世纪欧洲“核心区”，较大的农民起义满打满算也就十二次，主要零散分布于英国、法国、德国、西班牙、比利时、荷兰、瑞士、意大利，而农民武装人数过万的农民起义则只有五次，过两万人的也只有三次，而能打上两年的也只有三次，并且没有一次是像中国那样引起什么改朝换代的。
两边起义一边是狂风暴雨动不动就是“中原大换血”，而另一边基本上都是小打小闹聚众斗殴，那么两边的区别为什么这么大呢？笔者今天就来带大家好好梳理一下，历史上的农民起义欧洲比中国弱那么多的具体原因。
一、天灾
因为农业发展和运行的特殊性，各种天灾往往会直接影响农业状况，甚至使农民失去生计，如果政府或地方领导者不能进行有效的补救，往往就会引起各种农民起义，所以说，天灾往往是引起农民起义的直接原因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观察欧洲与中国的话，欧洲因为存在北大西洋暖流，所以在天气方面一般不会出现什么问题，可以说得上是风调雨顺，欧洲相对于中国来说，雨水更加均匀，气候更加适宜，一年中的温度变化幅度相对较小，在十四世纪的时候，欧洲曾经进入过一个“小冰期”，欧洲进入了这个“小冰期”之后，“起义”事件开始逐渐增多，而在此之前的三百年里欧洲“较大”的起义事件一次都没有。
而在另一边的中国境况就悲惨了一些，中国自古以来的每个朝代都有两件非常重要的大事，也就是“御外敌”和“治黄河”，黄河虽然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但是这条河对自己的儿女并不算特别温柔，黄河因为泥沙过多，直接导致了黄河“随时都会泛滥”的特性，据不完全统计，公元602年到公元1938年的黄河至少曾经决口过1590次之多，并且发生了二十六次大改道，在黄河西边的村落三十年后就有可能因为黄河大改道而变成了黄河东边，这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出处来源，黄河所带来的灾难往往也会伴随一系列的动乱，农民起义也会应运而生。不仅是黄河方面的问题，中国本身就刚好处在北半球中纬度自然灾害带和环太平洋自然灾害带的交汇点上，整个二十世纪百分之八十的自然灾害都发生在这两个地带，中国在“天灾”方面的压力可想而知，这也直接导致中国旱灾、洪灾，地震、瘟疫等灾害又多又厉害，而逃灾逃荒的流民随时都可能进行农民起义，所以中国古代起义的次数明显多于欧洲的核心地区。
二、人祸
除了“天灾”方面的原因，“人祸”的成分也同样不容小视，这一点较为直观的体现在欧洲和中国两边起义攻击目标的不同。欧洲中世纪长期处于领主分封的状态，地方主要还是以自治的形态进行节制，如果出现地方上的领主或地主作恶，农民起义只需要把当地作恶的领主或地主干掉就可以了，而事实也正是如此，在所有的欧洲中世纪农民起义之中也只有一次约翰、威廉梅福德起义明确提出来说要把国王干掉从而让农民当家做主，其他的起义都是将矛头指向当地的领主和地主，完全做不到改朝换代而一般也就是在地方进行，一般上升不到国家层面。
而中国古代长期实行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 ，政策都是中央定的，地方官员一般都是处于“打工”状态，即使出现地方官员贪污作恶，但是由于官员存在任期具有流动性，并且官员在人们的印象中是由皇帝任命的，所以无论是政策出问题还是地方官员作恶，农民起义往往都会把矛头指向皇帝，进而提出“打倒皇帝”的口号，所以皇帝成为了农民起义的最大“背锅侠”——皇帝实在太难了。
两边攻击目标的差异直接导致中世纪欧洲闹不起来，打到地方领主就算完，而同时期中国闹得很大，动不动就是大规模动乱甚至改朝换代。
三、“农民”起义
如果说“农民”起义，欧洲和中国起义的“纯度”也差了一大截，欧洲中世纪的农民起义真的就只是单纯的“农民”起义。中国的秦始皇曾经进行过语言和文字的统一，而欧洲没有，中国在二世纪就有了造纸术，欧洲八百年之后才有，中国在十世纪的时候已经发明了活字印刷，而欧洲四百年之后才有，再加上欧中中世纪大量的学术、宗教领域的主要通用语言是拉丁语，所以中世纪的欧洲人想要成为知识分子往往都需要先学会拉丁语，这就直接导致欧洲文化教育很难得到普及，中世纪欧洲核心区的知识普及速度和效率也变得极为低下，远远没有中国好，也就是欧洲最能撑得起门面的三十万德国农民战争这种起义才出现了希普利、盖尔、穆勒、闵采尔这种的知识分子领袖。
而中国秦末的萧何、韩信，又或者汉末的张角张梁，再或者隋末的魏征、徐世勋等知识分子要么是农民起义的领袖人物，要么是农民起义领袖的左膀右臂，这也直接影响到中国农民起义的纯度和欧洲截然不同，导致两边农民起义的政治性和组织性差了一大截，欧洲起义又弱目标又低，还没什么知识分子领导，而中国大部分人民主要依靠农业维持生计，种田的人多比例又大，导致中国农民起义规模大，闹得又凶，再加上中国“基础教育”较好，民间知识分子又多，容易成为农民起义知识分子领袖，所以——“基础教育”反而更容易出问题了？
结语：大部分农民起义都是反抗当权者压迫的正义战争，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但是相较于农民起义所引发的历史推进，我们更应该从人类的政治体系中加以深究和反思，毕竟以史为鉴，才可知兴替。
参考文献：《九十五条论纲》《实际》《后汉书》《资治通鉴》《明史》《元史》《宋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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