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1年3月11日，恭亲王奕䜣派员前往礼部将铸好的“钦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牌子领回，并照会英法各国公使，机构正式投入运作，这标志着总理衙门的正式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成立，虽然是应对当时外交形势的不得已，但这一机构的成立，既是对传统闭关锁国、盲目排外政策的抛弃，也是对国家通过这样一个机构解决争端，走向国际外交准则的过程。随着这一机构在日后外交事务的发挥作用，清王朝想恢复旧制，撤销这一机构已经变得不可能了。
总理衙门六条章程中有“认识外国文字、通解外国语言之人，请饬广东、上海各派二人来京差委”。这是清廷首次提出学习外国语言的设想。为什么要学习外国语言呢？
被称为万园之园的圆明园西洋楼。铜版画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横亘在中外之间的语言障碍，我们知道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前的中国鲜有会使用外国语的人，所以在交涉中也造成外国人滥施淫威。说起来还有一段尴尬的故事。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当英法联军攻破天津，逼近京师之际，受命主持和局的恭亲王奕䜣不得已只好硬着头皮出面与列强交涉，此外，咸丰帝还让怡亲王载垣为钦差大臣与英法公使交涉。
1860年9月，载垣被派出之时，英法联军已经兵进通州。在通州，载垣等人奉旨屈从英、法两国提出的赔偿兵费、公使进京等要求，战事眼看就要结束。谁知9月18日，时任英国使团中文秘书的巴夏礼，却提出了换约时须亲见皇帝面递国书、皇帝盖玺的条约批准书亦须当场交给英国使节的要求。
咸丰帝忌讳的事情，载垣、桂良等人自然明白，没有得到允准是不敢答应的。当即表示“关系国体，万难应允”，双方为此争执了一天，没有取得任何结果。载垣等人没办法，上奏章向咸丰帝作了汇报，咸丰帝看了奏章当然也是不能接受，他告谕军机大臣：“如欲亲递国书，必须按照中国礼节，拜跪如仪，方可允行。”咸丰帝又把风行了几千年的中国跪拜礼制抬了出来。为了维护这种体制，他表示“设该夷固执前说，不知悔悟，惟有与之决战。”[1]咸丰帝还让僧格林沁做好战备。如果英法联军兵过张家湾，就应当全力抗击，不再考虑议和之事。
1860年被英法联军攻占的天津大沽炮台
得到这样的谕示，怡亲王载垣立即通知驻守通州东南张家湾的僧格林沁做好战备。可是僧格林沁竟然违反外交原则地扣押了巴夏礼等谈判成员。
原来，僧格林沁接到咸丰帝让他做好战备的谕令后，巴夏礼却向载垣、僧格林沁提出蛮横要求，要求将张家湾的清军全行撤退。张家湾是咸丰帝的底线，他也有谕令，一旦联军到了张家湾就要全力抵抗，不再考虑与敌议和。现在巴夏礼却提出这么无理的要求，载垣怎能答应？僧格林沁吃了败仗，心里正在搓火，自是不肯答应。
巴夏礼在要求清军撤退张家湾的同时，又提出了亲递国书的要求，并且表示要按西方的礼制觐见皇上。巴夏礼甚至还说，如果不让亲递国书就是中国不愿和好。
巴夏礼的狂悖要求，在谈判与战场一线的载垣、僧格林沁都是难以接受的。因此，僧格林沁一生气就将巴夏礼扣押了起来，当时被扣押的英国人还有英国翻译洛奇以及随员26名、法国人13名。
前往中国的英国商人
扣押巴夏礼，怡亲王载垣也十分支持。他上奏咸丰帝说：“该夷巴夏礼善能用兵，各夷均听其指使，现已就擒，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2]
以为捉住了巴夏礼即可在军事上获胜，载垣认为这是“擒贼先擒王”的兵家之道。他想得太简单了，他没料到此后的战事更是一败涂地。无奈之下，他便让关在北京刑部北监的巴夏礼写“退兵书”，而巴夏礼所写的“退兵书”又让他们瞠目，“该书只写英文，不写汉文”。 偌大个北京城，清朝找不出一个懂英文的人。这事情的本身，就能说明大清存在许多问题。
这还不是主要的，僧格林沁不懂外交原则的扣押英国外交官，希望以此要挟英法联军，达到迫使其退兵的目的。但是英法联军却不这么看，认为大清国扣押谈判代表，是对他们极大地羞辱，因而开始了更加疯狂的报复。
参考文献：
[1]徐立亭：《咸丰、同治帝》，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页。
[2]刘华明等著：《慈禧全传》印刷工业出版社2001年版，第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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