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时期，它特殊之处就在于既不是外族入侵，也不是内部诸侯王争权夺位导致内乱，而是自身纯内部因素导致的分裂。
基本上历史上大部分的王朝更迭往深了都或多或少和制度变革有关系，甚至是有最直接最核心的关系，因为制度变化才能导致一系列的经济、权利、关系上的变化：
比如秦朝商鞅变法让秦国强大了却也最终激起了民变;
唐朝府兵制转向摹兵制导致了安禄山叛乱，藩镇割据，最后走向了衰亡；
宋朝王安石变法最后也导致了宋朝的灭亡；
明朝的土地兼并和吏治腐败导致了明朝衰败；
东汉也不例外，东汉时期四个最明显的制度变化：党锢之争 、改刺史为州牧、察举制、允许地方摹兵，这几个制度上的变化直接为东汉的分裂埋下的深深的隐患。
东汉的党锢之争
汉朝本是一个长期统一的时代，但东汉和西汉却是一个分水岭，东汉时期地主豪强政治还没有达到强盛，西汉的皇后也基本出自草根，所以外戚和和宦官这两个皇权的“敌人”还没有滋生的土壤。
东汉开国皇帝汉光武帝刘秀
但是到了东汉，刘秀建立的东汉政权，其政治核心层基本全部是士家大族，地主豪强，皇后也全部身份显贵，比如阴丽华、郭圣通等。本身显贵的人做了皇后太后之后更会利用手中的权利为家族进一步谋取权和利，把持朝政，加上东汉的皇帝又本身短命（准确说是自西汉武帝之后皇帝都短命），就造成了即位的皇帝年幼，太后把持朝政，小皇帝长大了想夺回权力呀，他只能依靠宦官，所以东汉时期宦官的地位被提到了空前高的位置，曹操的爷爷曹腾便是因为迎立和拥戴汉恒帝的有功，被封为费亭侯。曹操的父亲曹嵩是他的养子，所以这就能解释为啥曹操非要讨董卓杀袁绍了。
曹操的爷爷曹腾
在这样的背景下东汉一直处于外戚和宦官交替专权，东汉处于混乱腐败之中。这时候卖官鬻爵现在象也开始盛行，甚至连三公（相当于宰相）都可以通过贿赂获得，这自然招至有识之士的强烈不满，所以他们就会批评议论朝政，当时称之为“清议”。
清议的产生形成了两个派别：敢于反对宦官或者德行高尚的“清流”和宦官以及依附于他们的“浊流”，能成为“清流”中的一员被视为一种荣耀
什么叫党锢呢？由一个偶然事件引起：一个叫张成的的，依附于宦官，故意纵容他儿子杀人，而当时的河南尹李膺逮捕了他之后，不顾赦免的命令仍然将他正法。然后张成的弟子就控告李膺“结党”，诽谤朝政，朝庭下达的逮捕党人的诏书。被列入党人名单的人，都是像李膺这样有声望受人景仰的人，“锢”意思是不许做官（相当于现在的剥夺政治权力）
宦官像小皇帝告状污蔑“党人”
《资治通鉴 》关于牢修上书诬陷李膺的记载：
“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
所以“党锢之锅”相当于是破坏了人们原有的汉朝一直认可的儒家学识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天子认可和提拔的人被视为“浊流”，被士大夫所鄙夷;而大家广泛景仰爱戴的人反而要受到追捕、处罚、禁锢，这就造成了朝庭跟人民，跟士大夫离心离德，即使后面解除了 对“党人”的禁锢，这种思想上的伤害和毁灭也是不可逆的。
东汉察举制和州牧的设置为地方割据创造 了条件
秦汉时期，天下都是以郡、县来划分的，全国有100多个郡，每个郡都是一个小单元，没有造反的实力。皇帝会派刺史监察去定期考核郡守，刺史虽然官阶不大却掌握着郡守的奖惩升迁大权，类似于现代的HR吧，时间久了，刺史经常凌驾于郡守之上，刚开始是没有固定驻所的，后来慢慢有相对固定 的巡查区域了，到了黄巾起义的时候，宗室刘焉上奏建议把刺史改成州牧，州牧管理多个郡，正是这个改变，为一些有野心的人创造了割据一方的条件。
《三国志》中的部分记载:
“刺史、太守行贿买官，盘剥百姓，招致众叛亲离。应该挑选那些清廉的朝中要员去担任地方州郡长官，借以镇守安定天下。”
刘璋的父亲刘焉
刘焉请奏在郡上设置州当然不是为了天下百姓，而是为自己有一席安身之地，这个奏章被批准之后他就自请任命为益州牧，后来这职位又传给了他儿子刘璋，对了，益州就是刘备集团后来的根据地，刘焉干这个事的时候大概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行为会为刘备做了嫁衣。
察举制是汉代选官的一种形式，每个郡守都可以根据本郡人口推荐若干人才到中央任职，当然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推荐的，被推荐的人必须是学过儒家经典的，要经过考试的，也就是考试加推荐的模式，但那时候有条件好好学习儒家经典的又基本都是世家大族，所以这些“推荐指标”基本都到不了平民手里，这些被推荐上去的人（后面称为故吏）一方面会回报自己的推荐人（后面称为府主），另一方面又会继续推荐自己的亲族，于是手里越是权利大的人可推荐的名额越多，他故吏越多也意味着他的势力范围越大。
察举制最常见的举孝廉
所以察举制在和平时代看不出什么问题或者缺陷，但一旦某个有野心的人，在任的时候推荐的了无数故吏，后面想搞事情这些故吏就会都成为他的资源，这对中央政权是巨大的威胁。在汉代非常注重人伦关系，府主和故吏的关系就和君臣关系一样是并重的，并不像我们现在当官的时候一堆人巴结，一旦卸任就人走茶凉，汉代这种府主和故吏的关系是终身的，故吏终生都有报答府主的义务。
袁绍能作为汉末最强的割据势力，就是因为他出身显赫，袁家“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布天下，这些故吏全都有义务回报袁家，成为袁家可利用的力量。袁绍起兵讨伐董卓的第一桶子弹冀州便是他家的故吏韩馥给他的，冀州当时是天下最富饶的土地，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相比起刘备和曹操要从零开始积累袁绍的可谓的一出场便直接到了人家的“中点”。
为了镇压起义允许地方摹兵
上面说了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混乱，汉室已经是名存实亡的傀儡政权，边疆战事不断，加上自然灾害，农民困苦不堪最终在各地发起了起义，史称“黄巾起义”，朝庭为了镇压这些起义，允许各地自行摹兵，曹操、孙权、刘备也就是在镇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招摹军队，积聚了各自的军事势力。黄巾起义是被镇压下来了，但是这些已经坐大的军事集团却不会就此消失，名存实亡的东汉朝庭已经控制不了他们了。
以上四个制度上的变革为东汉走向分裂创造了条件，人都有贪欲、权利欲，而任何的制度都有缺陷，制度的缺陷在特定的条件下又会勾起人的贪欲和权利欲，所以分裂和统一是历史永恒的话题和规律。任何一次朝代的更叠底层的逻辑都是制度已经不合时宜了，制度就像CPU，要么它旧了需要更新了，要么就是换了新制度不够匹配。
参考文献：
《后汉书·党锢列传·李膺传》
《资治通鉴·卷第五十五【汉纪四十七】·孝桓皇帝中延熹九年》
《三国志·卷三十一·蜀书一·刘二牧传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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