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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皇权不下县”的问题真的存在吗?

从《康熙微服私访记》说起

电视剧《康熙微服私访记》很多人都不陌生,剧中通过讲述康熙微服出巡、体察民情的几个小故事,深刻而又不失幽默地反映出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状况,皇帝与百姓之间难以达成有效沟通,只有皇帝微服私访的时候,仿佛才恍然大悟,原来这江山跟自己想的不一样,原来基层社会中的官僚、乡绅才是百姓头上的“土皇帝”。正如片尾曲唱的那样:“金瓦金銮殿,皇上看不见。一朝出了午门口,一个鼻子两只手。”

无论是在青州“要饭”,还是在渤海“挖矿”,赤裸裸的现实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康熙,什么叫做“天高皇帝远”,这种现象的另一种提法就是“皇权不下县”。但是江山无限,诺大的疆土不可能仅仅依靠皇帝偶尔的出巡来实现长治久安,必定需要更加有效的治理体系。

“皇权不下县”的由来

“皇权不下县”是学术领域里颇具影响力的一种观点,用来解释中国传统社会的治理架构。“皇权不下县”所论及的时代,是针对自秦汉至明清的郡县制而言的。在封建社会,皇权不下封国,到了郡县制的时代以后,皇权才进一步下沉至县一级,而对于县以下的乡村治理,则由宗族、乡绅自发构建的另一套体系来实现。

费孝通曾经对中国古代的社会结构提出“双轨制”的论述,与“皇权不下县”的观点是一致的。皇帝掌握权力,并且不希望与他人分享,但是又必须让渡一定的治理权限,来保障皇权意志的充分表达,在这种情况下,有着委托代理性质的官僚制便是皇权的象征。但是,通过自上而下逐层派遣的官员仅到县级,无论行政层级怎样变迁,县级是千年稳固的行政层级,也是官僚体系中基础的构成。

在县以下,虽然有一定的基层行政组织和职员,但是尚不具备完备的行政体系,在治理效能上也不如地方宗族、乡绅等自治团体更加有效,他们承担的是从衙门口到家门口这最后一公里的桥梁和纽带的作用。由此,两条不同方式的治理模式,清晰地在县乡这个节点交汇,两者对接得越融洽,则社会结构越稳固。

“皇权不下县”再辨析

关于“皇权不下县”的问题,人们对于近古之前的讨论要少些,或是因为越到郡县制后期(明清时期),皇权越发集中,皇权向基层渗透的趋势越明显,于是在这个问题上的讨论便多一些。那么,就明清时期而言,“皇权不下县”的现象究竟是否真的存在?

倘以康乾时期为考察对象,我们会发现这个时候的行政体系仍未延伸至县级以下,所以《康熙微服私访记》中反映的这个现象从某种程度来说是存在的。但是,并不是说“皇权不下县”,就意味着基层社会的无序,在看到宗族、乡绅构建基层治理体系出现问题的同时,也必须承认这种体系深厚植根于传统的文化土壤,是有其合理性的。

到了清末时期,这种状况发生着明显的变化,州县佐贰杂官不再单单承担松散的、事务性的职责,而是开始实际分管乡村,通过划分辖区对基础实施治理,并逐渐尝试构建低于县一级的完备行政体系。这是清朝主动开始注重基层治理的实践,这意味着清朝试图打破县乡的“隔断”,使皇权直接与乡村相连通。这想必有着清朝前期治理的经验总结,也有着顺应近代化潮流的自我革新。

然而,清朝试图打破宗族、乡绅体系的尝试并没有顺利实现,在中国向近代社会的变迁过程中,地方势力反而发展成为了一种消解皇权的力量,并推动了中国社会走向新的时代。

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关键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县级是古代社会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同时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环。

首先,县级居于国家行政体系的神经末梢,而皇权的传导是逐级削弱的,越到基层作用力越弱,此外,由于县以下实行的是另外一套治理体系,所以对朝廷的“芝麻官”、百姓的“父母官”来说,需要有能够处理复杂问题的治理能力。

其次,县乡社会有着相对稳定的社会关系,从官僚到胥吏,从宗族到乡绅,他们在充当基层社会治理者角色的同时,也与民间百姓形成一种特殊的人际关系,这些人情、伦理、地域的因素在基层社会秩序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容易衍生出固化的利益共同体。

最后,官僚体系与基层秩序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必然有着能否彼此相融的问题,这涉及到社会能否平稳转型,两者要实现无缝对接,最根本的还是要彻底贯通、实现并轨,只是贯通的途径有所不同。

千年的探索,是进步的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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