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天津的西餐厅遍布各处，尤其是“五大道”附近。在成都道上，有一家名叫“苏易士”的西餐厅，它的经营者，是袁世凯的孙女袁家倜。
“苏易士西餐厅”开在一座并不起眼的四层英式洋房的一层，这栋房子是袁氏家族目前在中国大陆唯一的房产。这栋老房子里不仅装着袁家倜的回忆，更是袁氏家族百年兴衰的见证。
袁世凯阴影下的袁府
1924年，袁家倜出生在天津胜利路大营门的一个大院，这个大院里有一座六层高的大楼，袁世凯的大部分姨太太及其子孙，都居住于此。
袁家倜的父亲是袁世凯第四个儿子袁克端，而她的母亲则是天津最有名望的大盐商何仲瑾的女儿。父亲毕业于天津新华书院，字写得相当有水平，古硬质朴，自成风格。然而作为大总统的儿子，袁克端从小养成了吃喝挥霍的习性。他当过张作霖大元帅府的参议，但连班都不会上，之后又在开滦矿务局当挂名董事，每月分300元银元。袁世凯搞帝制时，他还刻了“皇四子”之印，自比雍正。可惜好景不长，1916年袁世凯去世时，这个儿子，一夜间由“皇四子”变成了寻常百姓，他难以接受，大受刺激，从此精神失常。
袁克端的后半生，主要靠典当遗产和股票为生。他们夫妻两人都是烟鬼，有大烟瘾。由于挥霍无度，后来家境很窘迫。1951年袁克端去世。
在袁家倜出生前，祖父袁世凯已经过世。她对于祖父的印象，几乎全部来自于家中其他长辈和下人们口口相传的一些消息，这也使她渐渐了解了在袁世凯阴影笼罩下的袁府到底有着怎样的故事。
父亲袁克端的生母是袁世凯的四姨太吴氏，吴氏本是朝鲜人，当年她本是作为丫鬟，随朝鲜王妃的妹妹金氏陪嫁到袁家的。哪曾想，本以为来做“正室”的金氏，却和她的两个丫头，同被袁世凯收为妾。她们三人都是朝鲜族，嫁到一个陌生的封建家庭，语言不通，又不懂得中国传统的封建礼数，在袁家受尽了凌辱和折磨。
袁世凯喜欢缠足的女人，他所娶的太太和姨太太，除了这三位是“天足”，其余都是裹足的。三位女子来时都已成年，无法裹足，无奈只得仿照从前京剧中的花旦、武旦“踩寸子”的办法，做出缠足的样子，来取悦袁世凯。吴氏还算幸运，死在袁世凯直隶总督任上，少受了一些罪。其他两位直到袁世凯去世，才离开“寸子”，最后连路都不会走了。不仅如此，满怀醋意的大太太还经常趁袁世凯不在家，对她们非打即骂，甚至进行虐待。
袁世凯去世后，他的现金被分为17股，给了他的每个儿子。每人一股，计12万银元。15个女儿，每人分到嫁妆费8000银元。姨太太随各自儿女生活，不分现金。但袁世凯生前的金银细软、玛瑙玉器、绸缎裘皮，各房太太均分了一些。
父亲袁克端非常害怕祖父袁世凯，祖父在世的时候，每天一家上下都要去祖父的屋子里给祖父请安，每天几乎都是公式一样的问答。祖父脾气暴躁，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有时稍不顺意，就会顺手抄起皮鞭或者木棍对儿子们进行抽打。有时候祖父会在晚辈给他请安时，让他们陪同吃饭。据说有一次，二伯袁克文已经吃得很饱，祖父递给他一个热馒头，他不敢说不吃，就偷偷将馒头塞进袖筒，后来竟然烫掉了一层皮。
在袁家，家里的男孩都有小名，但女儿一概不允许起。袁世凯认为女儿是别人的人，同时也是他攀亲家的工具。当时与袁家结亲的多为晚清民初的高官巨户,如长子袁克定娶的是湖南巡抚吴大澂之女、长女袁伯祯嫁的则为两江总督张人骏之子、五子袁克权娶两江总督端方之女,其他亲家还包括孙宝琦(内阁总理)、陆建章(陕西督军)、张百熙(邮传部尚书)、杨士骧(直隶总督)、薛福成(驻外大使)、荫昌(陆军大臣)、陈启泰(江苏巡抚)、周学熙(财政总长)、那桐(军机大臣)、黎元洪、曹锟等，袁家的“亲家”几乎遍布当时的满清皇室和军阀家族。
20世纪初，袁世凯与全体子孙合影
“一提到袁世凯，我就无地自容”
4岁时，袁家倜过继给膝下无子的二姑妈袁仲祯，来到了江南水乡无锡。他们当时所居住的房子，现在已被改建为无锡当地的博物馆。房子共3层，每层8间，屋外还有网球场和游泳池，里面只有姑父、姑妈和袁家倜3个人住，家中雇佣的司机、管家、保姆、清洁工就有37人。
二姑妈家是一个新式家庭，二姑父曾留学美国，是中国较早接受实业救国思想的民族实业家。他在无锡办有丝绸厂，是当地的首富。
上学的时候，袁家倜最怕上历史课。“只要一提到袁世凯，我简直就无地自容。”每次在历史课上，当老师讲到清末的那几个章节，全班同学的眼光自然就落到她身上，目光中有神秘好奇，更多的是嘲讽和鄙夷，甚至还有仇恨。没有同学敢和她交往，上学回家都是孤零零的一个人。
“那时我进学校，汽车的窗帘都拉着。8点上课，我7点50分进校，汽车要一直开到学校里面。他们怕我被绑架，给我带了一个保姆、一个保镖、一个司机，3个人送我上学。等我上课的时候，保镖要在外面守着，司机回去，到点再来接我们。”
这样“隔离”式的保护将她与真实的生活隔绝的更远。直到上初中之前，她都不会自己上街买东西。如果需要买什么，姑妈会亲自领着她，带上保姆和保镖，直接到百货公司挑选好，由百货公司派车直接把东西送到家里，然后到账房去提钱。“究竟东西什么价格，我一概不知。我们出门身上从来不带钱。”
但无论如何，在无锡的日子，是袁家倜回忆中最快乐的时光，她能感受到来自姑妈和姑父无微不至的爱，可以和邻居家的男孩自由自在地玩耍。在姑妈的教育下，袁家倜还学习英文和企业经营方面的知识，后来还考取了上海中西女子高中。
然而到了1942年袁家倜18岁时，因姑妈出国，她又被送回到天津的家。
回到袁家，袁家倜仿佛从一个摩登新潮的环境被重新推回到那个死气沉沉的传统家庭里。这时的袁家虽然已经走向没落，但是家底还是有一些的，即便是世道艰难，随便卖点家里的东西，生活还是过得比普通人好要。家里依旧连厨子、仆人、老妈子一共几十号人，袁家倜的父母都不工作，她的叔叔伯父们也如此，一起过着浑浑噩噩的生活，“一个个面黄肌瘦，吃得再好也不行。”
家里人不允许她到新式学校读书，专门在家给她请了国文先生——因为学校里有男同学，这是“男女之大防”；每日要请“早晚安”、吃饭不得“过河”……这些规矩，是每一个袁府出来的女孩都要遵守的。
在姑妈家接受了西式教育的袁家倜，压抑得喘不过气来，“袁家封建残余到了后期，青年人有点正义感的，都接受不了。”不久，袁家倜成家了，她嫁给了当时天津民族工商界颇有名望的“元丰五金行”老板丁竹波。丁竹波也是一个实业家，自己创办了3家企业，还有一个贸易行，生意兴隆。袁家倜本以为生活终于可以安定下来，但不久，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她的命运再次发生了逆转。
从千金小姐到乡间村妇
1956年公私合营以后，袁家的特权被取消了，袁家倜再也不能不带钱就随意买东西了。这些转变，对于她这个自小长于富足之家的女孩来说，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和消化：出行时不再有专门配备司机的四轮汽车，而改成了简陋的三轮人力车，后来又从三轮车变为挤公共汽车；出门时因为缺乏警惕心，她丢过两回手镯，两回戒指，皮包也被小偷扒过。“我还记得第一次数钱的时候，非常困难，觉得那么脏，总不想数。”
1971年，袁家倜全家被下放到农村改造。当时她已经有了三儿一女，她和丈夫带着三个儿子和一床铺盖，匆匆告别了城市生活，来到天津市郊的西青区大寺乡王庄子生产队，女儿则上山下乡去了甘肃祁连山建设兵团。
农村对袁家倜一家来说，遥远而陌生，这里荒凉、简陋的环境让一家人不知所措。起初，他们一家在这里的日子确实十分困难，袁家倜不仅学会了养猪、割草、剖苇子等农活，为了驱赶蚊虫，她还学会了抽烟；为了让一家人吃饱饭，她学会了在做饭的时候掺野菜，这样可以节省粮食；她甚至从肩不能挑、手不能提，到后来一袋40斤的土豆背起来就走……对于从小就在不同环境中都生活过的袁家倜来说，早已学会了默默忍受，在狭小的缝隙中努力寻找适合生存的方式。
在生产队待了一段时间后，袁家倜和丈夫发现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们一天累死累活干下来，每个人只能挣到十个工分，妇女只能计八个工分，而十个工分才挣一角五分钱。为了贴补家用，袁家倜晚上收工后，就着油灯微弱的灯光为老乡们织毛衣、毛裤，每织一件，乡亲们就付给她一元五角的手工费，拿不出钱也会用八到十个鸡蛋抵。即使在如此艰苦的环境中，袁家倜夫妇仍然保持着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坚持读《马恩选集》《毛泽东选集》等政治书籍。
后来，王庄子生产队的干部听说丁竹波以前在天津工会当过干部，主动上门找他商量，想在村子里办个电镀厂，让他负责营建和管理。听到这个消息，丁竹波一愣，现在不是到处都在割资本主义的尾巴吗？你们还敢顶风上？生产队长笑笑说，没办法，得解决村里人的吃饭问题，村子实在太穷了。见生产队的干部态度坚决，丁竹波便应承下来，帮助他们找合作、钻研技术，艰苦奋斗了三年整，工厂不但盈利了，还攒下四十多万的“巨款”。生产队的工分标准也由原来的十个工分一角五分变成了八角五分，村里盖起了几排大瓦房，还给袁家倜夫妇分了两间。
漫长的农村生活辛苦而忙碌，袁家倜一家在这里这一待就是整整8年。
袁家倜（右）与袁家骝（左）
堂哥回国探亲，为她的命运带来了转机
在袁氏家族的孙辈中，有一人改变了整个家族的面貌，让袁家后代扬眉吐气，他便是世界著名高能物理学家、袁世凯二儿子袁克文之子袁家骝。袁家骝曾获全美华人协会杰出成就奖，他的妻子吴健雄博士，是世界上首颗原子弹研制人员中唯一的女性，被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1973年，袁家骝和夫人吴健雄作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荣归故里，受到了周总理的接见。周总理对袁家骝说：“你爷爷是政治家，你父亲是文学家，你是科学家，袁家一代比一代强啊。”根据周总理的批示，袁世凯第三代后人逐渐得以恢复自由。1978年，袁家倜回到天津，住进了位于天津成都道40号的小洋楼里。
回到久别的故乡，袁家倜的内心五味杂陈，“8年的改造，我认识到什么？并不是钱的重要，而是一个人生存的本领，你要在什么状态下都能活，这是一种能力。”
1986年，深圳市原市委书记李浩、市长吴小楠邀请袁家骝夫妇去南方参观访问，有心想请袁老先生当高级顾问。袁家倜陪同前往，后应邀担任深圳市经济发展顾问，在深圳特区工作了6年。当时袁家倜已经62岁，但她身上的那股“闯劲”还在，在这里，她参与了当时国内最大的度假村——香蜜湖度假村的建设。建设初期，她吃在工地，住在工地，虽说吃了不少苦，却开阔了眼界，学到了深圳人在特区建设中的那种执著、拼搏、奋斗的精神和他们先进的管理理念。
当时，深圳市政府号召市民买股票，支持国家经济改革试点，股票虽然在国外的金融市场中发展已经很成熟，但是对于国人来说，还是新鲜事物，很多人都对此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不敢贸然投资。袁家倜虽然也不懂股票，但是她响应号召，买了一些“深发展”的原始股，没想到这只股票上市后就像坐着火箭一样一飞冲天，等到她结束了深圳这边的工作准备返回天津老家时，卖掉了账上的股票一算账，银行存折上已经有了七十多万元。她想将这些钱汇回天津，但是因为钱太多，邮局的工作人员不让汇，最后只能用一只大口袋把这些钱装着带回了天津。
留下万贯家财，不如教后辈做个好人
回到天津后的袁家倜面临两个选择：一是用赚到的钱安享晚年，八十年代末的七十万元，足够她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二则是用这赚到的“第一桶金”，再干一番事业。袁家倜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本来，她想和几个朋友在天津合作搞房地产开发，正巧又遇到袁家骝夫妇回国访问，她去征询哥嫂的意见，袁老先生摇摇头说：“不要搞公司，要搞就搞一家餐厅，收入稳当，而且持久。”吴健雄也认为办餐厅好，民以食为天，人活在世上，谁也离不开“吃饭”二字，再说天津是中国最早开埠的城市之一，有爱吃西餐的传统，可以办一家高档次的西餐厅。袁家倜听从哥嫂的意见，利用自家原来的住房进行扩展，创办了一家苏易士西餐厅，并由袁家骝题写了匾额。
最开始餐厅里只预备了8张餐桌，工作人员包括经理、会计、厨师、服务员在内也仅有7人。开店之初，袁家倜专门设立了一条规定：所有子女、亲属来店里进餐，一律付现金，不许签单。她认为既然要做生意，就要公事公办。十几年来，靠着严格的管理、良好的服务、幽雅的环境和地道的西餐风味，苏易士西餐厅越办越红火，京津两地的许多社会名流都经常光顾，如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姜昆等，只要到天津必定会来这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保税区的许多外宾也慕名而来，苏易士西餐厅成了天津市的一个著名品牌。
2003年，堂哥袁家骝去世，他将自己和妻子吴健雄的毕生积蓄，全部捐赠给国家，这让袁家倜深受触动。她理解堂哥的做法，袁家骝对钱财的处事风格或许是看到家中太多反面例子得出的教训。袁世凯临危之际曾经留下了不少财产，结果仍然被叔叔、大爷那辈人花光了，到了孙辈这一代人就变得非常破落，“与其留下家产万贯养出几个纨绔子弟，不如留下做人的优良品质。”
袁家骝人生的最后七年时光，是在袁家倜的家中度过的。堂哥生前简朴，在美国时因为工作繁忙，他和吴健雄经常中午吃方便面，随便对付一下又匆匆投入到工作当中。到了袁家倜这里，楼下就是餐厅，这让他特别高兴，说这是他最奢侈的生活。
“我照顾堂哥7年，他没给我一分钱遗产。他说，那样就把我害了。袁家活生生的例子太多了，花花公子都穷困潦倒，只会花钱不会挣钱，挥金如土。”袁家倜觉得自己也应该像哥哥那样努力回馈社会。
她找到天津市民委，又与天津市统战部商量，联系了天津市最困难的蓟县孙各庄满族乡第一小学结成了帮扶对子，对十个家庭的优秀生给予捐助每个孩子每年五百元的资助，从小学一年级一直到六年级毕业。打那以后，袁家倜每年都会去孙各庄乡满族小学看望这些孩子，给他们带去衣物、书包以及学习用品。
2013年9月，袁家倜去世，享年89岁。这位生活在“袁世凯之孙”阴影下的袁氏后人，以自强自立的新女性的姿态，最终走出了历史的阴霾。
来源：各界杂志2019年第10期
作者：沐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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