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维营会谈虽未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果，但它是美苏两国试图走出冷战，走向缓和的初步尝试。因为会谈结果，“双方都同意，一切悬而未决的国际问题都应该用和平手段 、通过谈判来解决，而不是通过武力的途径来解决。”美国舆论对首脑会谈的反应，虽“基本持谨慎态度”，但也“不乏乐观的评价”……有的报纸认为：和平还没有来到这里，但战争阴影却黯淡下去了。《纽约时报》指出，这次会议“降低了热度，平息了怒气。”对此，赫鲁晓夫指出：“有人会说我们对美国的访问毫无结果。我的回答是既有结果，也没有结果。它确实带来了某些东西，虽然不是一开始就看到的。可以说，我们是在开垦处女地，我们打碎了使我们关系一直僵持的冰块。”事隔20多年后，陪同赫鲁晓夫出访的葛罗米柯在其回忆录中对此的评价是：“虽在两国关系中没有出现实际进展，但访问总的气氛是务实的。双方共同制定的总结性文件的精神也反映出这一点”。同时，赫鲁晓夫的美国之行也表明：美国正式默认了苏联的“超级大国地位”。人所共知，在戴维营举行的苏美双边最高级会谈是战后两国领导人的第一次单独会晤，如果说1955年日内瓦苏美英法四大国首脑会晤说明，没有苏联参加西方大国不可能独自解决战后欧洲问题，那么戴维营会谈则说明：美国已经不得不承认在解决国际事务中，苏联与美国具有对等的地位。尽管会谈“没有当场取得具体的收获”，但在形式上正好迎合了苏联通过苏美两大国首脑的协商对话决定国际事务的设想和由苏美来保证国际社会的和平与稳定的观点。这也意味着：美国人承认了他们过去想贬低、羞辱乃至消灭苏联等企图的失败。赫鲁晓夫认为：“最重要的是，经过长时期意识形态的斗争，美国人主动地邀请我们到他们的国家去……我们通过访问和会谈加强了我们在世界上坚如磐石般的地位，并使我们将来为捍卫自己的地位打下了基础。”……显然，苏联历史学家把这称为“惊动世界的13天”，并把这次访问定位为“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胜利访问”，并非是没有道理的。也正是这次访问，在缓和了美苏关系的同时，也给内容夸张的《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的制定者们“头脑降了温”。
而戴维营会谈对于美国的核武器使用政策无疑也产生了影响。由于赫鲁晓夫访美期间同普通民众接触很多，这倒让处于共产主义威胁中的美国人了有了一次感受威胁的机会。斯大林那种在西方人眼里视共产主义制度如坟场上的纪念碑一样阴沉、宏大的形象，被赫鲁晓夫那种活跃、随便、调皮、滑头滑脑、傻里傻气的身影替代了。各种媒体都广泛地、基本上正确而客观地对赫鲁晓夫的访问进行了报道，而赫鲁晓夫也因讲话时的直率、幽默以及对尖锐问题的灵活反应给美国民众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使得普通美国人开始反思，艾森豪威尔政府所奉行的“大规模报复”政策所依据的苏联威胁是否有其“现实性”。批评者们开始公开认为它事与愿违，使美国丧失了外交和战略上的主动权。批评者认为，依靠大规模核武器报复力量降低了美国进行有限战争的能力，将会鼓励共产党人在边远地区进行蚕食。对于低水平的冲突，特别是苏联军队并未直接参与的冲突，“全面核大战”根本不是一种可信的反应方式。除非美国或西欧遭到直接进攻，美国不大可能因为其它地区的局部进攻就去轰炸苏联或中国的中心城市或工业基地，因此这种政策明显有讹诈的成分。按照基辛格的说法：“核时代的基本战略问题，就是如何在威慑政策和当威慑政策失败而从事战争时的战略之间，建立一种关系”。批评者们正是认为“大规模报复”核战略的制定者们未能在这两者之间建立联系。这直接对《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提出了挑战。
更重要的是，《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是在艾森豪威尔任内末期制定的，基本判断是核力量的对比“苏强”而“美弱”，故以“打击苏联城市”为整个“原子弹需求研究”的“抵押物”。而当其接替者肯尼迪上台时，美苏核力量的天平却发生了变化。在肯尼迪任内，为了确保美国的核优势，威慑苏联不敢发动战争，美国的核力量得到了迅速发展。从1961年3月发表第一篇国防咨文开始，肯尼迪政府加快了由潜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和地下发射的“民兵”导弹的生产和发展，将 “北极星”潜艇数量由 6 艘增加到 41 艘，潜艇上对准苏联目标、装有核弹头的导弹数量从96枚增加到464枚，“民兵”洲际导弹的数量从 300 枚增加到 800 枚，并将15分钟预警的B-52战略轰炸机的数量增加了50%。根据肯尼迪政府的计划，美国战略核导弹的数量要由1100枚增加到 1700 枚，其中包括 1000 枚 “民兵”导弹、656 枚 “北极星”潜艇导弹。1961 年4 月，美国武器库中拥有各类战略核武器3000件，到1964 年7月增至 5000 件，增加了66%。这种核力量优势的增长，使肯尼迪有底气将核战略由艾森豪威尔的“大规模报复”变为“灵活反应”，强调打击军事目标而非城市，而恰恰是这一点，与《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的宗旨是背道而驰的。结果，正是在多种复杂因素的合力作用下，美国人制定的《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只好被长期束之高阁，以至最终沦为了历史故纸堆中的一张废纸。
结语
在道德层面上，《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似乎是令人不可接受的。这或许解释了为什么直到冷战结束20多年后，这份文件才被刻意低调的公布于众。不过，我们也应该看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虽然冷战中美国接受了“现在不与苏联发生战争的主张”，“美国的核武装首先是为了向苏联表明我们与他们拥有同样的意志。”也就是说美国要对苏联表现出威慑的姿态和坚定的意志，让苏联打消念头或不敢轻举妄动，希望以此来阻止战争的发生。不过，美国人也认识到这样做“是把赌注押在一种偶然事故和苏联的错误判断上”，因此一旦战争开始，就将此前的威慑付诸实践以便迅速摧毁敌人，而不需要考虑其他的选择或者这样的政策给自己带来的影响，在逻辑上也无可厚非。从这个角度来讲，制定一份类似于《1959年原子弹需求研究》的文件，对今天的中等核国家也并非没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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