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一些美国学者追捧地缘政治的“悲剧情怀”（Tragic Sensibility），认为面对中俄的挑战，美国缩手缩脚，不敢直面应对，丧失了采取果断行动所必需的“悲剧情怀”和忧患意识。
图为何亚非。（图片来源：欧洲时报资料图片）
所谓“悲剧情怀”，来自古希腊对悲剧的痴迷和反思。古希腊盛行演出悲剧，经常有希腊全国的悲剧汇演，产生了很多至今脍炙人口的悲剧和剧作家。悲剧既是全民的主要文化生活和娱乐，更是保持希腊国民关心国家命运兴衰永不懈怠的忧患意识之来源。古希腊历史学家和海军将领修昔底德，对当时希腊与斯巴达之间的战略竞争，以及双方并非刻意追求战争却最终未能逃脱伯罗奔尼西亚战争灾祸的历史，写过长篇论述，分析刻画入木三分，希望人类未来的大国领导人能够保持“悲剧情怀”，从大国战争的历史悲剧中汲取教训，时刻警惕，防止再次陷入战争的陷阱，即“修昔底德陷阱”，而不能自拔。
回顾美国二战后牵头建立其主导的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美国总统威尔逊、罗斯福及社会精英对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均被动卷入并付出巨大代价，有切肤之痛，由此产生的“悲剧情怀”和忧患意识十分强烈，认识到要阻止战争再次对美国带来祸害，给人类带来浩劫，需要建立以美国实力为后盾、能够遏制和约束大国行为的治理体系和国际秩序，如果这样做需要美国付出代价乃至承受牺牲，美国绝不应退缩或犹豫，否则一旦再次陷入战争必然要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
为此，美国在二战行将结束之际即开始筹划新的国际秩序，倡导建立了联合国和以“五大国协商一致（否决权）”为基础的安理会集体安全体系，更为核心的是，美国从北约开始，在欧洲、东亚、拉美编织了不少多双边军事同盟网络，以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全球投放能力形成威慑，阻遏任何企图改变世界政治版图的力量。美国迄今建立的全球安全架构由三个层面组成：30多盟友、约30个准盟友、更多数量的安全和外交合作伙伴。美国及其盟友合计占全球GDP和军事支出均在60%以上。
同时，美国认为，只有国际安全机制远远不足以从根子上防止战争，国际政治军事安全有赖于国际经济安全和繁荣，两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
因此，1944年的布雷顿森林会议具有划时代的意义。美国主导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关贸总协定（GATT）就是给美国治下（Pax Americana）的集体安全体系综合配套，使之成为涵盖国际政治、安全、经济、金融、贸易方方面面的全球治理体系。突出的是，以美元金本位为核心的布雷顿森林体系既稳定了国际货币体系，又使之运转自如。美国启动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和大规模援助日本计划，1948年上两项支出合计占美GDP的5%。为使GATT顺利运作，美国主动降低关税，从1944的33%降到1950年的13%。
这些并非说明美国当时这么做完全出于无私和利他精神，而是美国为建立其设想并能控制的国际秩序决心付出必要的代价，而驱动美国这一对外战略的潜意识正是“悲剧情怀”，或者说“忧患意识”。美国二战后的战略安排和国际秩序十分成功，尤其在冷战以后更是达到顶峰，已经持续了70多年，其中“美国单极世界”（Unipolar Moment）则延续了30年。
2003年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被弗里德曼、扎克里亚等著名学者称为标志“美国世纪结束”的分水岭，美国从此开始走下坡路。由此引发的美国对外战略大辩论，很大程度上把美国国运起伏归咎于这70多年长期和平产生的“自我麻醉”和“自满自足”，使美国朝野忘却了“战争悲剧”是历史常态，和平是需要尽全力甚至做出牺牲去维持的，驱动美国建立二战后国际秩序和治理体系的“悲剧情怀”已经消失，美国对外战略也再次从“过度扩张”向“战略收缩”和“孤立主义”回摆，前景堪忧。
美国对外战略如今再次聚焦大国竞争，尤其与中俄战略竞争，与美国重拾“悲剧情怀”密不可分。美国内现在凝聚人心靠的也是这种忧患意识。美国精英因此敦促美国人民接受这种观点：要防止美国失去世界霸权，要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美国面对南海、乌克兰、叙利亚、伊朗等事关美国核心利益的挑战，得“敢于亮剑”，动用其强大的军事力量，维护国家边界不得以武力加以改变、保障海洋航行自由等战后国际秩序的原则，以遏制中俄等“修正主义国家”的进攻性举措。美国出现这些言论和行动有相当的市场，我们需要密切关注，不可掉以轻心。
今年是新中国建立70周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艰苦奋斗、改革开放，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政治、经济、军事、科技、文化、教育等领域成就有目共睹，正处在向世界强国迈进的历史转折期。
古人曰，“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美国的历史和现实对中国是一面镜子。自“鸦片战争”到新中国诞生前的“百年耻辱”，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上下求索，自新中国建立以来70年奋斗历程，无不告诉我们：忧患意识需要切记心上。古希腊的“悲剧情怀”绝非“悲情意识”，而是任何国家长治久安所必需的“忧患意识”。居安乐而思忧患，能帮助我们对当前极其复杂敏感、充满各种陷阱的国际环境时刻保持清醒头脑，同时为国家和世界和平稳定、经济发展多做思考和筹划，也要准备付出必要的努力甚至牺牲。中国作为世界大国这样做有其必要。
1、坚持不懈把中国自己的事情做好。坚持党的坚强领导，保持政治稳定、社会和谐、经济发展，这是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长治久安并对世界和平与经济繁荣做出重大贡献的根本。当前，在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增大、金融风险积聚的形势下，中国经济的创新和可持续发展十分重要，继续坚持改革开放，增强经济的活力和创新能力，在技术革命风起云涌的新时代稳扎稳打，持之以恒的加大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的投入，力争走在时代的前列，夯实中国成为世界强国的经济和技术根基。
2、敢于斗争、善于斗争、争取合作，妥善处理好大国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避免陷入新兴大国与霸权国家“你死我活”的“修昔底德陷阱”。在中美关系竞争与合作共存但竞争占主要面的今天，需要做好最坏准备，不要抱有幻想，同时继续从最好处作最大努力，以斗争求合作，努力扩大合作面，积极探索一条和平竞争、摆脱全面对抗的大国相处之道，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近期而言，考虑美国大选、弹劾等因素，继续冷静观察，似可不急于对一些事情下结论。
3、在国际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与现有全球治理体系，包括自由贸易体系，并对世界贸易组织等体系性安排进行必要的调整，以适应全球化的结构性变化。继续积极提倡集体安全、合作安全的新安全观，反对“零和游戏”的安全思维模式。这是中国外交的优秀传统。新中国从日内瓦会议和万隆会议开始登上国际舞台，就积极倡议、通过了《关于促进世界和平与合作的宣言》，提出了处理国际关系十项原则，体现了亚非各国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而团结合作、共同斗争的崇高思想，成为国际公认以多边渠道、通过谈判处理不同意识形态和发展水平国家之间关系的原则。尔后，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深度参与全球事务，反对动辄使用武力或者威胁使用武力，维护了国际关系的正义。
4、继续实践正确的义利观，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全球合作伙伴关系网络、人类命运共同体建造，力所能及地提供惠及世界各国的全球公共产品。要从世界大国的高度来看待中国对未来世界秩序塑造、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维护，积极作贡献、出思想、提方案，施加影响。如今中国已经建立110对各种形式的伙伴关系，参与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和500多项国际公约。未来的世界是各国共同的世界，促进国际关系民主化，使全球治理体系更趋公平、公正、合理，以中国之道参与和引领国际新秩序，应该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目标。
（本文作者：何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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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李璟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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