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长安十二时辰》中，如果说熊火帮做了一件他们最不该做的事情，那就是欺负了闻无忌，然后就不得不跟张小敬死磕。
事实上，闻无忌只是长安的一个卖香的商人，于繁华的唐都讨一个不错的生活。闻无忌好景不长，因为店面地皮被永王看上，成为了无赖社团熊火帮欺负的目标，最终他为自己的生意殉葬。
事实上，万恶的“熊火帮”只是唐朝黑恶势力之一。
事实上，在唐朝，皇帝、官府、军阀、匪盗、无赖……每种力量都可能会盯上商人的财富。
保持财富从来都不是易事，让我们走进唐朝，从另一角度来理解财富的故事。
《长安十二时辰》里张小敬、龙波都放不下闻无忌
一、惹不起的黑恶势力
01.源远流长的市井无赖
市井无赖源远流长，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社会的产物，即使唐朝也不例外。
事实上，不止是长安里有“熊火帮”，大运河的开通方便了物资交换，也让沿河的扬州和汴州成为了重要的城市，在这些城市兴起同时，市井无赖们也随之而起。
无赖孟神爽称霸了扬州地界，《太平广记》里记载了他的人生巅峰。他敲打勒索商人，“巡市索物，应声即来；入邸须钱，随口而至”。
其实无赖之所以牛叉，重要的是他们和官府是朋友！孟神爽称霸时，“长史县令，高揖待之，丞尉判司，颔之而已”。
事实上，官府放任泼皮欺诈商人，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了当时商人的地位。
《长安十二时辰》里，死磕熊火帮的张小敬
02.江湖上飘荡海盗和黑社会
扬州的无赖风风光光，汴州的黑社会自然也不等闲。
《太平广记》记载，泼皮李宏在社会上骑着“高鞍壮马，巡坊历店”，收取商人保护费，一次数百贯。
不止如此，李宏还特别喜欢向商人“借”钱，但他借钱从来都是有借无还。
事实上，李宏在汴州混成了大佬，而且声名远扬，是汴州一带最大的黑社会。历史记载他凭借个人的影响力，曾经让“商旅惊波，行纲侧胆”。
地痞无赖和黑社会是城市商人的天敌，地痞之外，远行的商人还要面对海盗和土匪的冲击。
《唐大和上东征传》记载，万安州海盗冯若芳常年打劫波斯商船，每年保持二、三艘的规模。他“取物为己货，掠人为奴婢”，成为当地富豪。
冯若芳发家的背后，是多少有来无去的波斯商人。
事实上，商人行走天下，从社会上取得经济利益，必然要经受各种社会力量的考验。
地痞无赖、地方黑社会、海盗和土匪，这些社会上最不稳定的势力，都是唐朝商人们的病！
波斯商船经历过多少风浪？
二、惹不起的官府和军阀
惹不起市井无赖、惹不起黑社会、惹不起江湖土匪，但商人更难面对的考验，其实是来自官方的势力。
比如：官府里的贪官、地方的军阀、军队里的将帅……
01.地方官府胜似无赖
政商关系是大部分商人都绕不开的话题，事实上，唐代官员掠夺商人财富，非常富有创意！
《太平广记》记载，简州刺史安重霸为了敲诈财产，把商人找来下棋又不让人落座，邓姓商人站着陪刺史连下了两天棋，最后只好“献中金三锭”。
事实上，唐朝商人虽然经济实力雄厚，但普通的商人政治地位依旧不高，这也是地方官敢于使用无赖手段欺诈他们的重要原因。
事实上，安重霸虽然可恶，但至少他的办法还比较文明，有的官府或者官员则直接掠夺商人财产。
唐僖宗时，唐朝政府从福建运量到广东，福建地方政府直接采用土匪做法，“以和雇为名，夺商人舟，委其货于岸侧。”
事实上，地方官府是商人惹不起也不敢惹的力量，因此，承受这种力量的压迫，是商人们最好的选择。
官府是古代商人不敢惹的存在
02.军阀掠夺赛土匪
唐代后期，随着全国各地藩镇的兴起，许多地方军阀开始成为了商人们更大的“灾难”。
相对于文官政府，武官当政时，地方政府对商人掠夺会更加利索和泼辣。关于这种记载，在有关中晚唐的历史资料中比比皆是。
《新唐书》记载，哥舒晃叛乱，路嗣恭担任岭南节度使，平定叛乱后他趁机发财，开始对商人展开大规模的谋财害命：
“商舶之徒，多因晃事诛之，嗣恭前后没其家财宝数百万贯，尽入私室，不以贡献。”
无独有偶，类似的事件，在田神功平定扬州刘展叛乱时也有发生，《旧唐书》记载：
神功至扬州，大掠居人资产，鞭笞发掘略尽，商胡大食、波斯等商旅死者数千人。
军人是古代商人的另一个“天敌”
03.惹不起的兵和将
唐朝后期是军人的世界，当军队没粮饷、没赏钱的时候，唐朝的将领们经常会想起商人。
唐僖宗乾符五年，河东节度使窦澣任命康传圭为代州刺史，又发土团千人奔赴代州，但土团拒不出兵，借机勒索赏钱。
《资治通鉴》记载，由于“府库空竭”，窦澣只能自己出资给土团，每人“钱三百，布一端”。
然而在抵达代州以后，窦澣还是把损失转嫁给了商人，他最后“借商人钱五万缗以助军“，实现了扭亏为盈。
看上去似乎他“借”的很文明！但事实上，窦澣这种性质的“借”是有借无还！
相对而言，刘玄佐的做法就“巧妙”很多，他设计了佛像流汗的骗局，并亲自到汴州大相国寺“大施金帛”，此举果然引领了风尚。于是，神奇的一幕出现了：
“将吏、商贾奔走输金钱，惟恐后。十日，玄佐敕止，籍所入得巨万”
事实上，在安史之乱以后，贪官、酷吏、地方军阀、跋扈军人，他们就像是一群狼，商人们就像是他们抢来抢去的肉，经常处在弱势的一方。
三、沉重的税务负担
国家征税是商人对国家的常规贡献，也是商人的义务。
但来自中央和地方的借商、括商，以及随时增加的杂税，则是唐朝商人面临的另一重巨大压力。
01.有来无回的借商
安史之乱打破了唐朝的盛世，于是唐王朝开始了漫漫借商路。
唐肃宗时期，国库一空，国家却要维持庞大的军队，于是中央政府派遣御史康云间、陶锐至江淮和蜀汉地区括商。据《通典》记载，这些地区的富商，被直接征收的财富甚至达到了家产的五分之一。
无独有偶，唐德宗建中年间，为满足对藩镇战争的需要，唐朝针对长安周边的众多富商进行“借款”，中央政府一次性获得了资财二百多万贯。
唐僖宗时期的太监田令孜臭名远扬，他曾经建议小皇帝李儇，一次性把长安东市、西市的“商旅宝货”全部掠夺。
而唐朝中央政府针对商人最厉害的一次大规模“借商”，也发生在唐僖宗时期，《通典》记载广明元年：
“度支以用度不充，奏借富户及胡商财货，敕借其半。”
这么典型的“见一面，分一半”，是皇帝和太监们何等的魄力？
巧取豪夺，骇人听闻！
太监专政，对唐代的社会经济造成了负面影响
02.地方政府的重税盘剥
安史之乱后，地方政府独立性逐渐增强，大大小小的军阀控制藩镇，于是这些政府有了更多的独立征税权。
对于这些地区的商人来说，也意味着他们要承受更多的地税负担。
唐德宗时期宰相杜佑在《通典》里，总结过当时地方上的收税“盛况”：
“诸道节度使、观察使多率税商贾，以充军资杂用。或于津济要路及市肆交易之处，计钱至一千以上者，皆以分数税之。”
从文字中看出，向商人征收重税，几乎是当时地方军阀们的日常表演。史料中，关于节度使、观察使征重税的记载比比皆是。
比较有名的，是贪财的昭义节度使刘从谏。《资治通鉴》记载，他大肆“榷马牧及商旅” ，每年收入达五万贯之多。
不仅如此，为了增加税源，刘从谏甚至给大商人地方编制，以方便他们从事商业贩运。
事实上，刘从谏对待商人的做法，很像是在搞养殖业：一方面养，一方面吃！事实上，其余藩镇将领对待商人，又何尝不是这种态度？
《长安十二时辰》中，揭示了唐朝多重社会矛盾
03.中央和藩镇的互掐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需要税源，但税源毕竟有限……
于是有限的商人资源，成为了中央和地方之间激烈争夺的对象。
茶税成在唐朝成为了重要的一项税收，文宗时期，盐铁转运使薛元赏曾经上奏停止杂税征收，但建议保留税茶，足见茶税在所有财政收入中的重要地位。
而中央和地方之间对茶税的争夺，一度也比较激烈。
唐宣宗时期宰相裴休曾经上奏指责地方藩镇：“诸道节度使、观察使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榻地钱，并税收经过商人，颇乖法理。“
藩镇按斤收茶税，看似苛刻，但事实上，宰相裴休并不是同情商人，而是代表了唐朝中央和藩镇”互咬“。
从中央到藩镇，到处都在征税，唐朝的商人依旧只能顽强地生存着。
茶税从唐朝开始，变得更加重要
四、多重压力下不死的“小强”
商人是最接近社会利益核心的群体之一，在唐代也不例外。
然而利益所在，争夺所在！
唐朝的商人群体就像是社会上的一块肉，他们要接受多少种”猛兽“力量的考验呢？
或许，唐朝中央政府有借无还的借款，地方官府巧立名目的掠夺，不良官员们脑洞大开的勒索，市井无赖们无所不在的讹诈，还有海盗土匪的无情打劫，藩镇将士明目张胆的霸占……
要生存，唐朝的商人们很需要勇气和智慧面对这一切。
但商人阶层历来都是最顽强的社会群体，面对这么多力量的考验，他们就像打不死的“小强”，一代代地坚持下来，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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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杜佑《通典》、刘昫等《旧唐书》、欧阳修等《新唐书》、司马光等《资治通鉴》、李昉《太平广记》、王溥《唐会要》、薛平拴《论唐代商人阶层的经济实力》、介永强《唐代的外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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