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流动人口子女入学规模逐年增加,巨大的学位缺口由小学向中学传递,“十三五”期间,全市中学学位的缺额将越来越大
《财经》记者 相惠莲 | 文 朱弢|编辑
今年是15岁的李晨轩(化名)回到老家念初中的第二个年头,他在北京出生,原先就读于北京的一所打工子弟学校。他现在居住的复式小楼看起来比北京的出租屋好得多,上下各有100平方米,明亮、宽敞,但区别在于,这份“舒适”只供他一人享用,父母都不在身旁。
原本不爱说话的他变得越发沉默,开始视手机为最亲密的朋友。而早在十年之前,他的亲生哥哥就体会过同样的心情。
北京的流动人口总量在800万左右,每年略有波动。数据变化的背后,是很多人的曲折故事。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渴望留下。
北京社科院首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研究所所长袁振龙告诉《财经》记者,流动人口既给大城市带来巨大的人口红利,也带来很多要解决的问题。推动流动人口在工作居住地就地落户是一个发展方向,但特大城市面临着人口调控的任务,城市规模太大会带来各种城市病,政府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时也会倍感压力。
流动人口渴望摆脱流动身份
近期由北京社科院发布的《北京社会治理发展报告(2018-2019)》(下称《报告》)指出,随着国内经济进入新常态、产业结构面临深度调整,北京的流动人口呈现出流动人口不流动、“常住”趋势不断增强的新特征。
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发现,2016年,冀豫鲁在北京的流动人口中,超过六成有在北京居住5年以上的意愿,“70后”“80后”年龄段人群的这项意愿高于“60后”和“90后”,已婚家庭的长期居住意愿十分明显。
来自河北、河南、山东三省的人群占到在京全部流动人口的一半左右,因而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同时,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在全国的流动人口当中,“80后”成为主流,数量占到全部流动人口的53.64%。与20世纪最后20年相比,进入21世纪后,单独一人流动的人口比例明显下降,单人流动的数量仅占家庭户流动的26.76%。
《报告》还指出,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家庭月平均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社会阶层地位提升、居住形态升级、就业身份提升等影响,流动人口越来越倾向于在北京长期居住,尤其是拥有自住房的人群,95.9%都有留京意愿。
不过,这种举家迁移,对移入地城市的基本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带来挑战。包括北京市在内的很多城市,因为深受户籍制度的影响,流动儿童难以在迁入地享受户籍附加的各类社会福利性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是入学政策。《报告》指出,北京流动人口子女入学规模逐年增加,巨大的学位缺口由小学向中学传递,“十三五”期间,全市中学学位的缺额将越来越大。
《报告》主编袁振龙告诉《财经》记者,北京近年来做出了不少努力,让流动人口能享受一些基本公共服务。在北京市中小学在读的学生中,有30-40%左右就是流动儿童,但学位不足的问题确实存在,对本地孩子也是如此,想找到一个合适的幼儿园、学校都存在一定困难。这些问题需要通过逐步建设更多新的学校、增加学位、培训教师队伍来解决。
“北京需要进一步查找公共服务的短板,优化相应的资源配置。我们在基层调研时发现,有些地区的居住人口众多,但前期规划不足,配套公共设施不足,学位也严重不足。这需要各级政府加以考虑,涉及到土地使用性质的变更。原来没有公共服务设施用地,以后可能要增加,学校在哪里建、学位怎么增加,都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袁振龙说。
离开的孩子们
尽管北京的公办中小学接纳了不少流动儿童,还有一部分家长不满足公办学校的入读条件,只能把孩子送往游离于公立体系,甚至是合法体系之外的打工子弟学校就读。
民间公益机构新公民计划提供的数据显示,从2014年到2018年,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在127所的基础上减少了17所,其中朝阳区减少了11所,石景山3所,海淀区2所,大兴区4所。这些学校容纳的学生数量总体减少了4万多人。
《报告》提到,各级政府从宏观层面考虑,为建设和谐美丽的城市、解决 “大城市病”、改善城乡结合部环境等,将流动儿童学校和大部分流动儿童居住地也作为行动整治对象之一。在此过程中,一些部门为了完成政策硬性指标,通过行政命令拆除了一些打工子弟学校,而学校力量微弱,利益表达机制并不完善。
《报告》认为,政府部门在精细化管理过程中,应当准确识别不同群体的利益需求,鼓励不同主体参与社会管理。对于打工子弟学校的拆迁问题,需要双方不断沟通、协商、反思形成价值共识,共同解决流动儿童问题,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促进和谐稳定。
在北京的打工子弟学校中,提供初中教育的并不算多,尽管一些流动儿童拥有留下继续求学的可能性,但不少家庭出于各种考虑,依然把孩子送往老家,或是异乡。
新公民计划对一所拥有700名学生的九年制打工子弟学校的追踪调查显示,2018年下半年,一个小学毕业班还有43名学生,眼下已有25名学生选择离开北京,其中64%的学生家庭表示,返乡上学的主要原因是要提早回去适应,为考高中作准备,29%的家庭的理由是孩子留在北京上不了公立学校。
在总计43名孩子当中,超过半数来自安徽和河南,也有超过半数的孩子出生在、长大在北京,他们对于“老家”都颇为陌生。新公民计划的一名项目官员提到,当被问到上一次是什么时候回老家,很多孩子的答案是“记不清了”。
在离开的25个孩子里,只有2个孩子的父母选择陪同孩子搬走,一方家长和孩子一起离开的有5个,有14个孩子被托给祖辈照顾,5个孩子开始独自生活。
李晨轩就是独立生活的五个孩子之一。每周末,他从学校坐大巴车回到无人的家中,从镇上的超市里购买2袋6块钱的速冻水饺,将就着吃上两天。为了靠近Wi-Fi,他选择晚上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现在的他不太愿意接妈妈的电话,妈妈不识字,也不会微信转账。尽管在和爸爸的通话里,只会有两个主题:钱和学习。
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注意到,在这些分散的家庭中,他们之间的关系、个人的性格和关注的事物,都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sokankan.com/article/3591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