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混世魔王孙殿英

孙殿英，绝顶聪明之人，擅赌毒，邪道。了解一下孙殿英的人生轨迹。邪道出身，地方军阀，东陵大盗，归附阎冯，退居晋城，热河抗日，一雪前耻，用兵宁夏，下野归隐，东山再起，被围降日，再次投蒋，沦为炮灰，汤阴被俘，忧郁而亡。

混世魔王孙殿英

作者： 张述孔

辛亥革命以后，在20多年的长时期中，中国社会现象的主要特点之一，是连年军阀混战，割据称雄，各个大小军阀，为着拥兵自卫，扩充地盘，都是漫无限制地招兵买马，以增强自己的实力，因而逐渐使中国形成了一种拥有庞大陆军的畸形状态。在这个混乱的年代里，不管什么人，只要能够纠集一批乌合之众，哪怕是为害地方的匪类，也可以得到招抚和收编。于是有些不逞之徒，便把带兵看作是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孙殿英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混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

为了尽可能地把孙殿英这个人的全貌勾画出一个轮廓，先从他的出身说起。

流氓赌棍出身

孙殿英，名魁元，一般人都叫他孙老殿，因为他脸上出过天花，所以也把他叫做孙麻子;河南省永城县小马牧集孙家庄人，幼年丧父，其母对之溺爱娇惯，自幼养成了调皮捣蛋的性格。他在十几岁的时候，开始跟着当地流氓地痞鬼混，经常出入赌窟，凭着自己的一些歪聪明，不久就做了一名大赌棍的助手。起初在赌场做些"传宝盒"、"看台子"一类的事，等他窥见个中奥秘之后，很快地就成了一个著名的赌棍。从此闯荡江湖，以赌为业。在旧社会，有不少人吸食鸦片或金丹（烈性毒品中的一种）一类的毒品，而贩卖毒品，又是一项暴利的生意，孙殿英便以其赌博得来的金钱从事于贩卖鸦片、制造金丹的违法勾当;并以所得不义之财勾结地方军警胥吏，以打通贩运毒品的门路。当时，由陕、甘到上海，到处都有他的朋友，而他在这一路上所贩运的毒品，只要押运人出示他的一张名片，即可通行无阻。由于他在赌场中白手起家，因而对赌博一道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具有着特殊的爱好。他经常把麻将牌、天九牌等赌具当作研究的对象，他用棉布擦拭牌的背面，然后察其纹理，辨其异同，不论是什么样的牌，只要经他短时间的把弄，就能够记清每一张牌的暗记，不看牌面，能知牌名，信手拈来，绝少差误。在别人，当牌还没有揭开的时候，是无从知其底蕴的;而在他看来，则能根据每一张牌的特征而了如指掌。因此、在玩牌的时候，他可以根据自己和别人手中的牌，运用他的"战略"和"战术"，在知己知彼的有利条件下，总是立于不败之地。他的口袋里还经常装着一副骰子，闲时就练习投掷，久而久之，便可以叫骰子听他使唤，可以得心应手地要几点就掷成几点，几乎是百无一失。孙殿英既然掌握了这样一套赌博技能，同他在一起赌博的人们，就不能不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上，成了他手下的败将。在他当了军官乃至高级将领以后，这种习性依然不变，他的办公桌上经常摆着麻将牌、天九牌和骰子等一类赌具，好像某些文人学者对待自己的文具古玩一样，一坐下来，就爱不释手地细心把玩。

孙殿英的赌博，与他后来的发迹是有着密切关系的。他常常设宴招待一些银行和大军衣庄的经理，宴会之后，照例要有麻将、牌九之类的所谓余兴。他在这种场合，往往一局终场，就可赢得几千元几万元的巨款，他便拿这些来之甚易的金钱作为扩充实力、广结交游的资本。他对于一些"当令"的人物，经常利用赌博作为交际联络的手段，如对待张宗昌、褚玉璞的亲信和后来对待东北军、西北军及晋军的将领们，常常把赢来的钱退还给输家，甚至有意识地把牌打输，以取得他们的欢心。这种办法很有效，他曾运用这种手段，博得不少人替他说过好话。

赌博一道，对孙殿英来说，已经成了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项活动。他曾经对人说∶"赌博这个玩艺儿，并不是什么坏事。我可以从赌博中看出每个人的性情，可以针对每个人的性情结交许多朋友，这些朋友，帮了我很大的忙，纵然有的不肯帮忙，至少也不至于说我的坏话。我是一个粗人，没有真才实学，如果连这点子办法也没有，我还凭啥混呢?

封建会道门起家

孙殿英在赌博和贩毒两途，确实赚得不少金钱，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他看到在社会上活动的人们，必须是既要有钱，还要有势，才能够吃得开，叫得响。当时豫西农民，遭受地主、豪绅和兵匪的压迫扰害，特别严重，他们把解除痛苦的希望，寄托于"神"的保佑。而狡黠之徒，针对农民这种弱点，遂纷纷组织各种封建会道门，供其利用。孙殿英看到这些会道门在群众中有不小的影响，一旦有事，便可以纠合上百成千的人进行各种活动，他认为这种会道门大可为他利用。因此，这个惯于投机取巧的孙殿英便参加了河南省西部封建会道门之一的"庙会"道。

据说这个"庙会"道创始于清末民初，它有三位祖师，一姓刘，一姓张，还有一个被称作白奶奶的妇人。张和白的来历不得其详，只知道姓刘的是河南巩县英育镇人，自称姜太公转世，假借神道为人治病，广收会徒。他们有这样俚俗不堪的四句咒语∶"上上姜尚转卯巾，枝授无蔽踵徽音，才育八八原有定，弓长苗裔白何心。"他们把咒语写在黄布或黄纸上、作为每个会徒供奉的神位。

当时这个"庙会"道的头子名叫李凤朝，是洛阳傅良村的人，孙殿英就是李凤朝的弟子。孙殿英既然看清了庙会道在豫西农民中的影响和潜伏的势力，遂千方百计地加以利用和操纵。在他掌握了一小撮土匪队伍以后，他曾经玩弄了一套骗人的把戏。据孙殿英说，某天夜里，他做了一个梦，梦见祖师指点说∶"在某庙宇里面藏有宝剑一柄，叫做'太阿宝剑'，是神赐给你的，要赶快去取，你如得此宝剑，就可以逢凶化吉，纵横天下。"他一连梦了两次，觉得奇怪，于是起床前往某庙，在行抵某庙附近时，看见庙内灯光闪闪，进门一看，原来是神剑放光。他拜谢神恩之后，捧剑而归。这柄宝剑挂在他的寝室里，还是经常黑夜放光，并且只要神剑铮铮作响，就一定要杀人，实在灵得很。他这个骗人的把戏，利用"庙会"道徒的愚昧无知，故意在会徒中大肆宣传。因而孙殿英逐渐在"庙会"道中取得了众多道徒的拥戴，继李凤朝之后成了"庙会"道头目。

以后，不知他从哪里又弄来了一柄拂尘，据他说也是神赐的。他把拂尘同宝剑用黄绫子包裹在一起，在行动的时候，命他的亲信随从背负而行，一直到他掌握数万大军的时候，从来也没有离开过他这随身法宝。他要用这个法宝笼络人心，使他的徒子徒孙们看到这个法宝，就会想到他们的"老师"的无限前程和非凡事业，死心塌地为他卖命。

"庙会"道的规矩，凡是收徒、治病和问事，都要摆香堂。香堂里悬挂着咒语，供桌上陈列敬神祭品，焚香燃烛，行跪拜礼。礼毕，"老师"端坐供桌旁，由另一人代神发话，会徒们管他叫做"口"。"口"在发话之前，须饮凉水净口，少顷，即佯作神仙附体，装模作样，口念咒语，接着发话。愚昧无知的会徒们，便把这些荒唐无稽的话看作是神的意旨，无不奉命惟谨。孙殿英就是利用这个神的代言人作为纠集徒众、发展实力的工具的。他常常示意各地"庙会"道，叫这个代言人动员豫西农民参加他的部队。在作战的时候，他所派的指挥人员，也大都通过这个代言人来指定，借以坚定官兵的信念。他这种利用迷信、进行欺骗的办法，行之颇为有效。他的队伍，绝大多数是来自豫西的庙会道徒和他的家乡永城一带的人，因而能在几次溃散之后重新召集起来供其利用。"庙会"道这一反动落后的组织，在孙殿英的利用和操纵之下，成了搜罗政治资本的工具，使得他能够屡仆屡起，在北方各省为害20余年之久。

三一个特殊类型的小军阀

孙殿英自从1922年当连长起，到1947年被俘，在他的为时25年之久的军人生活中，一贯以投机取巧的办法，看风转舵，朝秦暮楚，最后竟然堕落成投降日寇的汉奸。下面就是他这25年活动历史的简述。

（一）从入伍当兵到投靠张宗昌

民国初年，河南有一悍匪，绰号"仁义老张平"，横行豫西，无恶不作，后为刘镇华的镇嵩军收编。孙殿英曾在张平部下当兵两年余，继在洛阳重理制造烈性毒品的旧业。1922年，吴佩孚驻在洛阳时，曾严令缉捕这个制毒犯，孙以在洛阳不能立足，乃逃往陕州躲避。由于他在贩运毒品时结识了河南陆军第一混成团团长兼豫西镇守使丁香玲部的官佐，因而在镇守使署混得了一个副官职位。他勾结丁香玲，依然贩运鸦片和制造烈性毒品，并且以此取得了丁香玲的信任，不到半年，就升为机关枪连连长，居然成了一名军官。他乘机收容豫西土匪、庙会徒众、流氓赌徒以及烟毒贩子等，开始形成了包括一切社会渣滓、亦兵亦匪、不伦不类的混合体。孙殿英既然以这类人作为兵员补充的对象，他的军队的性质和行动，也就不能不似一股挂着军队招牌的匪类。

孙殿英以这样一个集团为基础，在豫西一带大肆活动。他利用第二次直奉战争、驻豫西直军开赴前线的机会，率领他的机关枪连并纠合丁香玲部的一个骑兵连在陕州哗变，东窜洛阳，攻下彭婆镇，缴获民团枪械百余枝，继即窜扰临汝镇，又先后攻陷郏县、禹县、临汝和嵩县县城，豫西各地土匪和庙会道徒从之者甚众，一时声势颇大。1925年春胡憨战起，憨玉昆收集豫西土匪对胡景翼作战，孙殿英和其他匪首袁英、张得胜、詹老末等，都被憨玉昆收编;孙殿英任第五混成旅长，驻防密县。憨玉昆失败，孙又改投国民军第三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叶荃部下任旅长，旋复升任师长。在国民三军由豫开赴陕西的时候，他又脱离了国民三军，在豫西自由行动。

"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孙殿英对于胡匪出身的张宗昌（时张宗昌为山东军务督办），早有心焉向往之意。他听说豫西某县县长曹元度与张宗昌为素识，立即托他往见张宗昌，说明率部往投、请予收编的愿望。经曹元度的吹嘘和牵线，张宗昌慨然接受了孙的要求。孙殿英就在1925年秋，率部开始了大流窜的活动，由豫西穿过豫中，经过安徽毫州，折而北上，复经过豫东，窜往山东。沿途所经之地，奸淫掳掠，无所不为，特别是经过亳州的时候，给亳州城关人民造成了历史上少有的灾难。

亳州位于涡河南岸，交通便利，商贾辐镂，地方殷富。孙殿英率领匪众攻陷毫州后，大事抢掠，所有城内商业繁盛地区，如白布大街、爬子巷、南京巷等处，都被焚掠殆尽。已故毅军统领姜桂题家中所存枪械、弹药、鸦片烟土和金银财物等也被洗劫一空。当匪众还在亳州逗留的时候，安徽当局陈调元调派了20个营的兵力将亳州重重包围。但是孙殿英非常狡猾，他扬言∶如果城外放一枪，城内就杀一人，以为要挟。因此，围城军队投鼠忌器，始终不敢攻城。孙殿英匪部盘踞亳州20多天，最后架走男女"肉票"数百人，乘隙突围，窜往山东济宁。

孙殿英与张宗昌会面后，深得张宗昌的赏识，立即被委为第五师师长。原来，孙殿英匪部总人数不过五六千人，竟编了九个旅之多，而这九个旅长之中实际听他指挥的只有两人。张宗昌为了帮助他整顿队伍，由驻在济宁的褚玉璞于是年农历除夕出面请客，俟各旅长到齐，即将孙认为不听指挥的七个旅长一并擒拿枪决，将九个旅编并为两个旅。孙殿英这种翻脸无情、阴狠毒辣的狰狞面目，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从此孙殿英部就在张宗昌的卵翼之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流寇式的军事小集团了。

1926年春，张宗昌与李景林联合向国民军反攻，激战于直隶省（即现在的河北省）沧县一带。孙殿英部袭击了国民军第三军所属徐永昌部，为张宗昌立下了第一次战功。战事结束后，张宗昌以孙为他出了死力，即将孙部改编为直鲁联军第三十五师，旋又扩大编制，改为直鲁联军第十四军，以孙为军长。他自从投靠张宗昌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以五六千人的乌合之众扩充成军，正所谓物以类聚，臭味相投，孙殿英对张宗昌投下的这一赌注赌赢了。

1927年春，孙殿英在直隶军务帮办徐源泉的指挥下，在南京附近参加了孙传芳对北伐军的战争，不久，又调往直隶大名，并兼任大名镇守使。1927年秋，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部对奉军第三、四方面军张学良、韩麟春部发动猛烈的进攻，直鲁联军之一部开往豫北增援，张宗昌派孙殿英参加了这一战役，并且拨给他一个白俄骑兵团，以加强他的战斗力。孙部徐长龄旅守滑县，任增祺旅守卫辉。徐长龄与第二集团军北路军总司令鹿钟麟有同乡之谊，鹿写信招降，滑县不攻而下。任增祺死守卫辉县城，鹿派兵围困达100多天，最后由徐长龄晓以大势已去，坚守无益，终亦开城投降。

当奉军和直鲁联军节节败退之际，孙殿英亦率其残部向北溃退，先退到天津南仓，继又退到蓟县、马兰峪一带。这时，何成浚奉蒋介石命策动徐源泉和孙殿英投降，他们正在走投无路的时候，当然俯首就范，接受了蒋介石的任命。孙殿英被任为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仍归徐源泉指挥。至此，孙殿英就打起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成为国民革命军的一部分了。

（二）东陵盗宝

1928年，孙殿英率部开到河北蓟县、马兰峪一带的时候，他看到规模宏大的清朝的陵寝（通称东陵，在河北易县良格庄的清朝陵寝通称为西陵），顿时贼心一动，想做挖坟盗墓的勾当。为了掩人耳目，他先在附近村庄贴出布告，说是举行军事演习，并派兵在东陵四周严加警戒，鸣枪示威，阻止居民接近警戒地区。这个挖掘任务，是由他的工兵营长颛孙子瑜执行的。6月某日夜间开始行动，先挖开慈禧的坟墓，接着又挖开乾隆的坟墓。颛孙子瑜督饬士兵先将墓口掘开。为了不致发出巨大声响，对隧道内的石门，采用了以硝镪水浸蚀的方法，但这种方法完全无效，旋改用钢钻先凿开一个洞，爬进一人，把顶门的石磔子挪到一旁，然后把石门拉开。颛孙子瑜在把每进石门打开以后，亲带工兵在孙殿英的亲信人员监视之下进入停放灵柩的寝宫，除将灵柩以外的殉葬物品全部取出外，为了搜罗更多的宝物，还将灵柩劈开，尸体也被移置地下，把灵柩内放置的和尸体上穿戴的珍贵物品悉数搜罗一空。他们的盗墓行为，整整用了三夜的时间。在把宝物盗出的时候，孙殿英乘汽车由蓟县来到墓地，他将宝物检视一遍之后，满满地装了五只大皮箱，由孙亲手将皮箱加封、盖章，交给他的亲信人员带回蓟县司令部。

据当时曾经进入乾隆墓中的人说∶墓中隧道全用汉白玉砌成，有石门四进，亦全系汉白玉雕制，寝宫为八角形，上覆圆顶，雕塑着九条金龙，闪闪发光。寝宫面积约与故宫的中和殿相等。乾隆的棺椁是用茵陈木制成的，安放在一个八角井的上边。两座坟墓中的殉葬器物，除金银元宝和明器外，都是些罕见的珍宝。慈禧的殉葬物品，多是一些珠宝翠钻之类，她的凤冠是用很大的珍珠以金线穿制而成的;衾被上有大朵的牡丹花，亦全用珍珠堆制;手镯系用大小钻石镶成一大朵菊花和六小朵梅花，澄澈晶莹，光彩夺目;手里握着一柄降魔杵，长约三寸余，为翡翠制;她的脚上还穿着一双珠鞋。另外，在棺中还放置着17串用珠宝缀成的念珠和几双翠质手镯。乾隆的殉葬品都是一些字画、书剑和玉石、象牙、珊瑚雕刻的文玩及金质佛像等物，其中绢、纸制品都已腐朽，不可辨认。

孙殿英在盗墓之后，率部移驻延庆县，改编为步兵独立第二旅。这时，马兰峪满族人民发现乾隆和慈禧的坟墓都被挖掘，当即报告地方当局查办。不久，孙殿英派人携带一部分珠宝翠钻到北平秘密出售。因此案早已引起各地军警的注意，正当卖方与珠宝商人进行交易的时候，北平侦缉队当场将买卖双方一并逮捕，连同赃物一并解送平津卫戍司令部讯办。孙殿英的师长谭温江适在北平与何成浚、徐源泉有所接洽，亦被拘捕审讯。

这一消息传出后，全国各地报纸都纷纷登载了孙殿英东陵盗宝的新闻。溥仪闻讯，立即召集清朝遗老开会，结果由溥仪和一些遗老们联名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申诉，要求缉捕孙殿英依法严惩。

孙殿英看到情势严重，乃多方设法，力求解脱，他从赃物中挑选了一部分稀有的珍品偷偷地送给了宋美龄，请其代为缓颊。果然，这份厚礼起了很大的作用，虽然原告迭次催促，全国舆论对此案亦极重视，而孙殿英却依然逍遥法外，没有受到任何处分，就是已被逮捕、羁押在铁狮子胡同旧陆军部内的谭温江，也得到当局的特别优待。当时的平津卫戍司令阎锡山、虽然组织过军法会审，并派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但是商震早已知道"最高当局"（指蒋介石）的意旨，并且与谭温江又是相识，因此，在会审的时候不但不认真追究，反而对谭说∶"请你委屈一时吧。"这样，所谓正正堂堂的军法会审就成为逢场作戏的一幕趣剧了。

中原大战开始后，阎锡山为了利用孙殿英，即将谭温江释放，北平宪兵司令楚溪春还亲自送他到车站。从此，轰动全国的孙殿英东陵盗宝案遂不了了之。

孙殿英所盗东陵宝物，除在北平被扣及送给宋美龄的而外，据说有一大部分由孙的军需处长李德禄带往上海出售，正在接洽中，即被人盗去;孙殿英自己收存的一部分，在他以后进攻宁夏的时候，曾拿出一小部分由他的部下杨明卿经手，交给驻在包头的晋军旅长田海泉代为保管，后来田说这批东西遗失了;另外，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民党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进驻豫北，孙殿英以巨额黄金向王行贿，并以盗陵所得乾隆的白玉扳指、白玉连环簪和周代铜鼎等宝物贿送了王仲廉。孙殿英的盗匪行径，竟然使这批价值连城的珍贵物品被糟蹋得无影无踪了。

此外，由于孙殿英狠毒成性，当时，孙部第四师副师长（原任孙的参谋长）赵瑶昆因对盗陵案有不利于孙的言行，在他从延庆返回防地的途中，就遭到了孙殿英的暗杀。

（三）归附阎、冯

盗陵一案，虽然遭到全国舆论的指责和痛骂，但是这个盗匪成性的孙麻子全不把它放在心上，一有机会，还是肆无忌惮地为非作恶。距盗东陵还不到一年的时间，便又在山东省章丘县犯下了一桩大抢案。

1929年2月，孙殿英奉令移驻皖北蒙城，到达山东省齐河县，即脱离徐源泉的隶属关系，又恢复了他的自由行动。

这时，张宗昌余孽张明九匪部2000余人盘踞章丘一带，烧杀掳掠，荼毒人民。章丘有一个村庄叫做旧军，是我国北方著名的"八大祥"（如瑞蛛祥、谦祥益等）绸缎行业资本家孟家的故乡。孟家因不堪张明九匪部的扰害，向孙殿英请求解决张部，为地方除害，许于事成之后酬劳10万元。后来，孟家看到孙殿英只是将张部收编，并未予以消灭，并且还将匪首张明九委为旅长，所以未践前约，仅给孙送了"万民旗"和"万民伞"，以资敷衍。孙对此极为不满，他嗾使所部哗变，将孟家所有金银财宝和细软衣物抢掠一空，所抢财物共装200多辆大车，同时还烧毁孟家住房140余间。

不久，张宗昌、褚玉璞乘日寇还侵占着胶济路沿线的时候，由大连到胶东，招集残部，并拟解决驻防胶东的刘珍年部，以图死灰复燃。孙殿英听说老上司卷土重来，自是喜出望外，便自封为鲁东民军总司令，挑起了五色旗，率部进驻寿光、桓台，与张、褚取得联系，并派徐长龄、苏醒斋、张明九等率部为张、褚打接应。蒋介石命任应岐部及陈调元所属之一部驰往援助刘珍年，张、褚不得逞。孙见势不妙，即摇身一变，又恢复了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帜。同时，他又借机火并了他的拜把兄弟顾震所部一万余人。

孙殿英虽然成了举世皆知的盗陵罪犯，但是他毕竟还掌握着一部分队伍，在当时几个大军阀集团明争暗斗的形势下，他成了各方面争取利用的对象。孙殿英也就利用这种矛盾，根据自己的利益，挑肥拣瘦，以定取舍。他本来抗拒了蒋介石的命令，没有开赴皖北，而是逗留胶东，并且与张、褚勾结，情同造反，但蒋介石并不怪他，仍然三令五申地调他开赴蒙城。孙自度在胶东曾干过对蒋不利的勾当，深恐此去凶多吉少，便连发电报向蒋辞职。后经蒋派人当面慰留。除将孙部扩编为新编第十八师外，并增加饷项，补发被服，而且将移防地点改为河南商丘，旋又开往洛阳一带。

1930年春，在蒋、阎、冯、李中原大战酝酿时期，孙殿英看到反蒋势力强大，有意依附阎、冯。阎锡山、冯玉祥亦甚望将孙争取过来以为己助。这个待价而沽的孙殿英，便毫不费力地从阎、冯那里取得了第四方面军第五路总指挥兼安徽省主席的重要地位。孙殿英踌躇满志地率部开赴豫东、皖北布防，他自率一部进驻亳州城内。

在这以前不久，孙往洛阳参加冯玉祥召集的军事会议，当他和冯见面的时候，冯紧握着他的手说∶"殿英老弟，你的革命精神我很佩服!咱们是好朋友，好同志!在反对满清这一点，我干的是活的（指驱逐溥仪出宫），你干的是死的（指盗陵）。"孙殿英听了这番话，登时满脸通红，颇为钮悦不安，但他却很受感动。事后对人说∶"总司令真伟大，他要是叫我卖命，孬种（是好汉的反面，河南土语）才会含糊!"

中原大战开始，蒋介石以孙部有随时袭击津浦、陇海两路交通线的可能，对他威胁很大，曾派王均、叶开鑫、秦庆霖、金汉鼎等部共八九万人的兵力向孙部防区进攻。由于孙殿英对于亳州的防御战作了充分的准备，使蒋军久攻不克。后来蒋派张镑、王翰鸣（曾任张宗昌的参谋长）先后到亳州劝降，亦均无结果。至此，围攻亳州的战斗遂益趋激烈。孙向阎、冯求援，冯派孙连仲率五个师驰援亳州，内外夹攻，城围始解。自4月被围，到7月解围，共历时98天，亳州人民再一次遭到孙殿英的蹂躏摧残。

（四）退据晋城，制造毒品、假钞

孙殿英依附阎、冯，取得了省主席和总指挥的不小头衔。但是，好梦未圆，鸡声报晓，失望之余，又不得不另作打算。

他从亳州出来以后，中原大战，已近尾声。他看到战局前途对阎、冯不利，乃派谭温江赴沈阳往见张学良，表示输诚。不久，张学良率部入关，阎、冯失败，孙殿英率部退到山西，驻防晋城一带，张学良任命孙殿英为第四十师师长，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又升任为第四十一军军长。从此，孙殿英又投到了张学良的麾下。

孙殿英所恃以活动的有两套资本∶一是兵，二是钱。他为了攫取和充实这两套资本，从来是不择手段的。他的兵源，不是从招募选拔而来，而是通过一些封建会道门、匪股等，纠集会徒、匪众、流氓、地痞，或者是采取"大鱼吃小鱼"的办法火并一些兵匪混杂的小部队。他的财源，除了正式饷项外，主要靠抢劫、赌博、制毒品、造假钞等违法和欺骗行为以取得。如果把孙殿英这两套资本加以权衡，钱，可能是更基本的因素。下面所述，就是孙驻在晋城时弄钱的主要手段之———制造和贩卖烈性毒品，同时也涉及制造假钞的勾当。

孙殿英为了制造烈性毒品，派李之朴、常川住在陕西收买大批制毒原料———鸦片烟土运往晋城，烟土车都有山西宪兵押送，一路通行无阻。制造的毒品有白面（即海洛因）、金丹和"二两三"三种。这些毒品，行销于山西、河南、北平、天津和上海等地。很多人因吸食毒品，逐渐变为废人，甚至沦为盗窃。流毒之广，害人之深，在孙殿英看来，自然是无动于衷的。

在他大量制造毒品的同时，还伪造河北省银行钞票数十万元，在天津购买军需物品，后被河北省银行发觉，经张学良告诫，始停止制造。当他在晋城制造毒品和假钞票的时候，他的驻津办事处人员介绍了两个德国人来到晋城，说是他们能以简单快速的方法制造假钞，方法是∶把制造钞票的空白纸覆上真钞票，刷以特制的药水，即可制成与真钞毫无二致的假钞。经孙当面试过，果如所言。他为了用这种方法制造假钞，曾带领这两个德国人前来北平，就在他的寓所，交给这两个德国人中国银行的新钞票五万元，以备大量制造假钞。他万没有料到，假钞票没有造成，而这五万元中国银行的真钞票却被两个德国骗子给骗走了。有人说∶"孙殿英惯于骗人，这两个德国人居然骗了孙殿英，真是'能人'背后有'能人'。"

（五）热河抗战

孙殿英对于任何可以利用的机会都不肯放过。当他到了值得一抢的地方就抢，到了值得一偷的地方就偷;在国内军阀混战时期，他便乘机混水摸鱼。一旦到了要他对外作战而势又不能不去的时候，他便利用时机沽名钓誉。

1933年2月，日寇动员了熊本第六师团、弘前第八师团、旭川第十四混成旅团和丰桥骑兵第四旅团全部兵力三万余人向热河进攻。张学良亲赴承德进行作战部署，派张作相为华北第二方面军总司令，节制万福麟、汤玉麟等部和由东三省退入热河的义勇军。任命万福麟为华北第四军团长，率五个旅进入热河，在凌原、平泉一带布防;汤玉麟为华北第五军团长，率六个旅在热、辽边境迎击进犯之敌;义勇军冯占海、邓文、刘振东、李海青等部则配合汤玉麟部在热河东部、北部阻击日寇。同时电令孙殿英率所部第四十一军由山西驰援热河，任命孙为华北第九军团长，亦归张作相节制。

孙殿英接到援热命令后，曾召集营长以上军官讲话，他说∶"我们的军队确实有不少污点，有些人骂我们是土匪队伍。这次出发热河抗战，正是洗刷我军污点的大好机会，我们一定要像样地干他一场。可是，抗战必败，我们不能完全牺牲在那里，要预先计划好退路，最好退到西北，那里不但安全，而且容易发展。"从孙殿英这番话里不难看出、他之所以抗战，并不是为国家民族的存亡着想，更没有胜利的信心，而是企图借着抗战这一美名，把他过去的种种罪行加以洗刷粉饰，并且为他以后的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孙率部经古北口进抵热河围场，即以围场为根据地，派刘月亭旅驻守，自率丁续庭旅向赤峰前进。

1933年2月25日，日寇开始向开鲁、北票、凌南等地发动进攻。驻热北、热东的义勇军未作抵抗，即望风而逃;汤玉麟的军队素质很差，根本不能打仗，汤本人亦无抗战决心。加之日寇特务早就收买了热河军队中民族败类崔新五、邵本良、李守信等为日寇做内应。当日寇一进入热河，北路日军即由崔新五、李守信引路由开鲁南下，东路日军即由邵本良引路由北票西上。万福麟部一经与敌接触，即放弃凌源、平泉和三十家子等处天险要隘，溃退喜峰口内，日军乃得如入无人之境，以128骑于3月3日进入承德。当时，全国舆论大哗，纷纷责骂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因循误国，而对防守热河负有直接责任的张学良、张作相、万福麟和汤玉麟等责骂尤甚。

孙殿英率部进抵赤峰、尚在部署未定之际，日寇两个旅团及伪满军张海鹏部即向孙军猛烈进攻。孙殿英虽然没有坚决抗战的意志，但是迫于当时的形势，无法立即后退，也就只得拼他一仗，不管胜败，总可以借此宣传，博得抗战民族英雄的称号。于是在赤峰展开阻击敌人的战斗，相持达七昼夜。继因受到敌人优势兵力的压迫，又率部转移到猴头沟门新阵地，利用山岳地带的复杂地形，继续与敌作战十余日。迨日寇将孙军截成数段，分段包围，孙殿英始带着随从数名突围而出，绕道北山、大庙一带返回围场。不久，日寇进逼围场，孙即率领残部向察哈尔的沽源转进。行抵下黄旗附近，始与汤玉麟、冯占海相遇。旋经大阁镇、沽源县退驻独石口。不久，又移驻沙城一带。

孙部在赤峰和猴头沟门抗战的日子里，因为在东北军、热河军和义勇军不战而溃的对比下，曾经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支援，送粮送水，救护伤员。人民对抗战的热烈情绪，使孙殿英也不能不这样说∶"友军不友，义军不义，都不及热河的人民。”

孙殿英热河抗战，他个人收获很大。一方面，人民原谅了他过去的罪恶，实现了借抗战以邀名的目的;另一方面，他的部队虽然在抗战中受到很大损失，但是他在这时对汤玉麟玩了许多阴谋诡计，结果吞并了汤玉麟的两个骑兵旅和一个步兵团以及义勇军李纯华的部队，依然保持着一定的实力。

这时，孙殿英看到抗战这面旗帜对他颇有用处，他要利用热河抗战换来的名誉换取更多更大的实际利益，这就需要有一批人来为他装点门面，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借以抬高自己的地位，发展自己的实力。他敦请国民党进步人士李锡九为高等顾问，由于李的建议，孙殿英致电何应钦将被押的韩麟符保释出来，任为政训处处长，以宣侠父（中共党员）为秘书长。中国共产党为了推动抗战的力量，扩大革命的影响，又派了很多党、团员和左派进步青年参加了孙的部队。

（六）宁夏称兵，一败涂地

孙殿英驻沙城的时候，又成了蒋、冯两方交相争取的对象;冯玉祥争取他参加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蒋介石则争取他不要参加冯的抗日活动。孙殿英利用这个矛盾，竟如愿以偿地取得了退往西北开垦青海的头衔——青海西区屯垦督办。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何应钦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对同盟军的活动百般地阻挠和破坏。当时孙部防区与同盟军防区壤地相接，冯曾派张允荣等与孙接洽，积极争取他合作抗日。何应钦亦两次三番地派刘健群、戴签前往拉孙，并以察哈尔省主席为饵，借以造成孙与冯之间的矛盾。在孙殿英看来，如果参加抗日同盟军，抗日失败后怎么办?同盟军是参加不得的;如果听从何应钦的嗾使去攻打抗日的冯玉祥，则刚刚由热河抗战换来的名誉又要彻底破产，遭人唾骂，同盟军是攻打不得的。因此，他对于两方的争取都不作明确的表示。何应钦看到孙殿英不肯上钩，便又发表了一个青海西区屯垦督办的名义，令孙部离开察省，前往边远的青海，并且相机予以消灭。这个名义，既然符合了孙殿英的要求，于是他欣然接受，率部西上。这时孙殿英又收编了绥西骑匪杨猴小部，全军号称有五万之众。在孙殿英率部西上的同时，蒋介石已密令宁夏的马鸿逵对孙部予以中途截击。

孙殿英率部开到五原、临河、陕坝等地后已经获悉马鸿逵严阵以待、阻其西行的情报，便停止了西进。五原一带本属于晋绥的势力范围，阎锡山当然不欢迎这位不速之客;但由于中原大战时期孙曾出过力，不便把他驱逐出境，不得已，许以物质上的支援，劝其早日率部西进。

孙殿英处在这样的情况下，留既不能，行又被阻，便不得不寻求外援，壮大声势，以摆脱目前的尴尬处境，并且为尔后的发展开辟广阔的道路。因此，由李锡九前往天津邀请南汉宸到包头共商西进计划，希望通过南汉宸的关系与陕北红军和杨虎城连成一气，共同经营西北。经过中共组织的同意，南汉宸到了包头，孙殿英聘南为高等顾问，优礼备至。

孙殿英与革命力量取得联系，并不意味着他真有革命的决心，实际上，他所拉拢的方面很广。就在这个时候，住在包头与孙联系的人，有广东国民党执行部的代表，有福建人民政府的代表，有汪精卫改组派的代表，还有国民党的CC分子。更荒谬的是，还有伪满溥仪派来的代表赵某也住在那里。据孙殿英自己说，溥仪已封他为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他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一定的政治主张和奋斗目标，他始终是以个人利益做中心的唯我主义者，在投机取巧思想的支配下进行多方面的活动。在他的脑子里，根本无所谓革命与反革命和进步与落后的区别，在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下，谁对他有利，就利用谁为他服务，即使叛国投敌也未为不可。当他在局促绥西、进退维谷的时候，除了与陕北红军和杨虎城取得联系并争取他们的支援而外，已经没有其他的路子可走，同时，又有李锡九为他策划奔走，这就是孙殿英在这一时期与革命力量和革命人士接近的原因所在。

南汉宸到达包头后，曾经起草一件关于陕北红军、杨虎城和孙殿英三方面合作的通电，并经有关方面审阅同意，准备孙部到达陕甘边界时即行发表。孙殿英为了表达自己的诚意，还送给陕北红军步枪2000支，轻机枪 100挺，约定红军派遣部队到黄河渡口接运（后因孙殿英攻宁夏失败，红军未能收到这批枪械）。

孙殿英为了打通西进的道路，取得宁夏的地盘，计划先将马鸿逵打垮。他认为这样做的好处是，不但扫清了前进之路，而且还减少了后顾之忧。在开始与马鸿逵部接触的时候，进展颇为顺利，很快地就占领了石咀子，包围了平罗和中卫，接着又攻占了五响堡和馒头桥。孙殿英为了速战速决，定下了"明攻李岗堡、暗袭宁夏城"的作战计划。攻城战一开始，很快就占领了宁夏城外的两道堤岸，居高临下，本已胜算在握。不料他的亲信团长卫曰功听说宁夏警备司令已内定由旅长杨干卿担任，心怀忌妒，不战而退，以致攻城战未能得手。以后孙把大部分兵力调集宁夏城垣附近，形成了胶着状态。本来南汉宸不主张攻打宁夏城，仅留一部兵力围困城垣，监视马鸿逵部的活动，大部兵力即可长驱西进，但孙殿英没有采取这个办法。到第二次夜袭宁夏城时，由于杨干卿将攻城计划密告于马鸿逵（杨以回族关系，早已与马暗通声气），攻城之战又告失败。不久，他的将领孟庆典、丁结庭和杨干卿都投降了马鸿逵，于世铭则与何应钦相勾结，企图赶走孙殿英，由他来收拾这个摊子。至此，孙才后悔没有听南汉宸的话，以致落得师老兵疲，饷精不继，而他平日所倚为心腹骨干的将领又纷纷投敌，他感到茫然了。

在他攻打宁夏的时候，陕北红军已派遣一部队伍到陕宁边境接应;杨虎城亦派杨渠统率部从平凉遥为声援，因孙殿英把全部兵力都使用在宁夏之役，没有及时地取得联系。在这同一时期，何应钦一面对孙部停发饷项给养，一面授意庞炳勋、胡毓坤、戢翼翘等致电孙殿英，劝其悬崖勒马，解甲归田;同时，派侯成与阎锡山商洽由晋、绥出兵，截击孙部;国民党政府并且明令撤销青海西区屯垦督办公署，免去孙殿英本兼各职;之后，何应钦又派富占魁当面劝告孙殿英早日离开部队。这时，这个惯于投机取巧、诡计多端的孙殿英，竟然一筹莫展。他先将李锡九、南汉宸送走，自己则前往太原转赴晋祠居住。

（七）林县投敌，汤阴就缚

晋祠位于太原市的西南，在那里有2000多年以前的古迹，山清水秀，风景宜人，是一个避嚣养静的好地方。可是像孙殿英这种不甘寂寞的人，在这样的名胜之区怎能住得下去。他需要另打主意，图谋再起。

孙在晋城驻防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在阳泉驻防，孙与宋哲元及其将领时有往来。这时，宋在北方已经造成了冀察一个不小的局面，孙乃派人与宋联系，寻找再起的机会。1936年2月，宋邀孙到北平，不久，给他发表了察北保安司令的名义。在宋还没有给他发表察北保安司令的名义以前，他曾经到过天津，同汉奸池宗墨和日本人和知偷偷地进行勾结，和知当面请他前往察北，继王英之后任伪蒙军总司令，以德王主政，由他主军。这一卖国求荣的罪行，虽然没有实现，但是他那种毫无民族气节、无所不为的思想活动，已经昭然若揭了。七七事变发生，宋又任孙为冀北民军司令。宋离开北平后，孙前往房山县。他将从北平溃退下来的二十九军阮玄武旅和沿途散兵游勇以及土匪收容了3000余人，迨退到河南武安、陟县时（现归河北），又逐渐发展到5000余人。1939年孙部移驻河南林县，改为新编第五军，以邢肇棠、康祥（康为刘峙介绍给孙的人）任副军长，旧部来归者日众。最后达到一万多人，编为第七、第八两师，以刘月亭、康祥分任师长。1940年庞炳勋部开抵林县后，孙部即归庞指挥。

孙殿英过去在热河抗战，虽然时间很短，抗战的动机也不纯，但在他的一生中，这一段历史毕竟还是光荣的。可是他现在却不顾惜这段抗战的光荣历史，而是在逐渐地转化到相反的方面。他授意旧部刘广德和路朝元分别投靠日寇，替他同日寇牵针引线;同时，与蒋介石的特务勾勾搭搭，搞些不可告人的勾当。

邢肇棠曾不止一次地对他说∶抗战就是革命，不抗战就是反革命。八路军绝对根据人民的意志积极抗战，而蒋介石则是借抗战的时机消灭八路军，因而他是反革命。应该分清革命和反革命的界限，坚决站在革命的方面，不要偷偷摸摸的另搞一套。但是这个既不讲气节、又不讲信义、只知个人眼前利益高于一切的孙殿英，哪里能够接受这样的忠告。

由于邢肇棠坚决走革命的道路，蒋介石认为他一定与八路军有密切关系，曾密令庞炳勋将邢肇棠诱捕，押送重庆。孙殿英不仅不设法掩护，反而骗邢同去见庞。幸而邢肇棠发觉了他们的阴谋，机警地摆脱了这个陷阱，投奔八路军总司令部。

1943年春，日寇进攻陵川、林县，孙在林县被日寇围困。按照当时的情况，孙本来可以率领一部兵力突围而出，并在地形复杂的有利条件下（林县多山）进行游击战争。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与国民党特务勾串妥当之后投降了日寇。他为掩饰自己投敌的可耻行为，还给康祥打了一个电报，他说∶"梗日所余部队无多，死亦不可，走亦不可，久与戴雨农所派之文强同志商洽，暂时屈就，图报将来。

孙投敌后，汉奸汪精卫仍任孙为新编第五军军长。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对于住在洛阳的孙部留守人员和孙的眷属，仍按时发给养;国民党政府原定颁给孙殿英的三等云麾勋章，仍以府令公布颁发，何应钦并专为颁给勋章一事致电蒋鼎文∶"希将此事告其眷属，善为抚慰，并转达委座及弟惦念彼等之意。"蒋介石对于叛国投敌的罪人，就是这样来对待的。

1945年8月15日寇投降，蒋介石又任命孙殿英为第三纵队司令，仍在豫北驻防。这时，他勾结国民党运输飞机，在北平和大后方之间，大量做买卖黄金的生意，着实地发了一笔横财，并以这笔横财，对北来的国民党各军的将领大送其礼，极尽其贿赂勾结之能事。

1947年4月，由美帝国主义装备的蒋军快速部队开到豫北。我人民解放军为了解决这支队伍，以一部兵力为饵，将孙殿英司令部所在地的汤阴县城予以包围，吸引敌人前来应援，以大部兵力从两翼延伸，形成一个口袋形的阵势，待敌接近汤阴时，即从两翼包抄，一举而将其歼灭。当时，这个快速部队对于援救孙殿英既不感兴趣，而对战力坚强的人民解放军又不敢接近，于是我人民解放军即以几个小时的猛攻将城垣攻下，孙殿英俯首就擒。

我人民解放军对孙殿英十分宽大，在生活上给以特殊的照顾，希望他悔罪自赎，重新做人。但是，这个多年来骑在人民头上为非作歹的孙殿英，如何能甘此寂寞，而且他又有吸食鸦片的嗜好，不久即抑郁患病而死，结束了一生。

引自文史资料选辑第第二卷

孙殿英（1889年-1947年），字魁元，乳名金贵，归德府永城（今河南永城）人，有“东陵大盗”之称。 行伍出身，1928年投靠国民党，任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因在河北马兰峪盗掘清东陵而闻名。1930年参加中原大战反蒋，失败后为张学良收编。抗战爆发后，历任冀察游击总司令、新五军军长。1943年在河南对日作战时被俘，旋投汪伪任“豫北剿共军总司令”。抗日战争结束后又追随蒋介石反共，打内战。1947年被解放军所俘，后病逝于战犯收留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