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在2005年，美国《纽约时报》发表了著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夫的一篇文章《从开封到纽约——辉煌如过眼烟云》，其中称：一千年前，世界上最大、最繁荣、最重要的城市是位于黄河岸边的开封。这里所说的开封，就是指北宋时期的东京城。那今天小编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有关于北宋东京城的人口究竟有多少？
关于人口数量
北宋时期坊市制度的崩溃，大大地刺激加速了东京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东京城的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两种。手工业分工细密，雇佣劳动有了很大发展，出现了一批新兴手工业作坊，如火药作坊、印刷作坊等。东京城商业更是繁荣：坊市合一的市容布局，标志着城市商品经济进入了新阶段；河市、夜市、瓦市等市场贸易的形成，是商业发展的显著特点；商业税收制度和管理制度也较前代更趋完善。受市场经济影响，人们的传统观念也在不断更新，城内官僚、贵族也争相开店，古代以商为耻的思想，已被冲荡得了无踪影。
随着商品经济的巨大发展，东京城内居民开始大量增多，称为坊郭户，单独列籍定等，成为我国古代户籍制度的一个重要变化。东京城的坊郭户有10万多户，人数在百万人以上，尚有数十万驻军、数万贵族、数万官吏不在其列。此外，城内还云集众多富商大贾，“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据统计，东京城总人数“比汉唐京邑繁庶，十倍其人矣”，突破百万人，最多时150万人左右，成为当时全国乃至全世界人口最多的大都市。孟元老曾形容东京“人烟浩穰，添十数万众不加多，减之不觉少”。
说到这里，也许有人会心生疑窦：当时的东京城，没有今天城市的高楼大厦，能够容纳如此众多的人口吗？在此，我们不妨从以下两方面来做考量：首先从城的规模来说，当年东京城由三重城垣围护，考古探明的外城周长达29120米，比今天开封城墙周长的两倍还要多，城内面积约55平方公里，比今天开封老城区的4倍还要大；而外城之外还有14个坊，密布大量军队、民居和店肆等。
另从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亦可看出，当年虹桥附近已是店铺林立、市井繁华之地，而虹桥尚在外城以外七里之遥。可见，当时实际城区范围要远大于外城范围，如此宏大的规模容纳150万人口，也就不足为怪了。再从当时的粮食供应来分析，北宋时期，汴河常年的漕运量达600余万石；五丈河、蔡河等每年漕运量100余万石；开封附近每年的税粮100余万石。以上每年可以保证供应的粮食总量在800万石以上，若按人均年口粮5.5石计，则可养活约150万人。
我们不妨再拿北宋东京和其他国际名城做一些比较：当时日本京都、朝鲜开城只有20万人；两河流域的巴格达只有30万人；同时期欧洲最大的城市最多也不超过10万人。而现在的英国伦敦、俄罗斯莫斯科，当时更是名不在册的小村庄；现在的美国，当时还是只有印第安人的原始部落；现在的日本东京，在北宋东京辉煌了几百年以后才出现了一个小小的城堡。如此比较，我们就不难理解北宋人柴宗庆为何会有“曾观大海难为水，除去梁园总是村”的感叹了。
人口的主要构成
城市人口的阶级结构，较农村复杂，首都人口的阶级结构，更较一般城市复杂。总的来说，东京城人口可归纳为两大类，一类是社会上层的封建统治者，一类是社会下层的普通民众。
东京城上层封建统治者，又可细分为皇室贵族、官僚地主、禁军将校以及亡国君臣、富商大贾、学校生员、举人贡士、避役富户、僧尼道观、宫女宦官等。
赵匡胤夺得帝位，赵氏皇室自然成为东京最大的家族。北宋一代帝王的子孙都散居城中，“熙丰间始许居于外”。北宋初，皇家宗室仅寥寥数家，但伴随着宋廷的优厚待遇，赵氏宗亲妻多子众，人口繁衍，到北宋中期以后，宗室人员大增，形成了一个庞大的皇族群。北宋末金兵入城时，仅俘虏的宗室男女就多达4000余人。与皇室有血缘关系的贵戚，数量大于宗室，金兵俘虏的此类贵戚也多达5000余人。
宋代为了扩大统治阶层，打破了唐代门第限制，简化考试手续，扩大录取名额，即使久试未中，也可以“特奏名”[1]的名义录取任官。如此，太宗以后，每次贡举少者增加数十名，多者增加千余名官员，再加上恩荫、荐举的官员，人数更多。中央官员，太平兴国初，七品以上的朝官已有200员，咸平初，增加一倍达400员，咸平四年，员外郎、郎中已超过400员，加上太常、国子博士等，已近千员。仁宗初，朝官开始突破千员。从天圣初到庆历六年，京朝官由2000员增至2700员。
哲宗即位时，仅宫廷侍从大臣就达2517员，小使臣则达13000员。至于中书省、台、寺、监及百司库务吏额，数目则更多，元祐时有5000员。由此可见，东京官僚阶层人数增加迅速。此外，北宋为了加强中央 集中权利，实行官职分离的办法，中央高级官吏任满或左迁以后，要外放州府任官，中央的高级文员侍从，俸禄甚微，亦往往求外任以增加聚敛，但这些外任官员的家属一般都留驻京师，所以，京师还聚居了一批地方官员的家属。这些官僚及其家属也是构成东京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太祖赵匡胤建立政权后，经过南征北战，到太宗时基本完成了统一大业。为了防止原割据政权亡国君臣的死灰复燃，太祖、太宗二帝先后将他们迁到都城来，如南平的周宝权、后蜀的孟昶、南唐的李煜等宗族家属，都被安置到东京。他们一般家族庞大，如仅孟昶一家就有200多人，这也在东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阶层。
为了保证首都安全，北宋政府“依重师而为国”，在东京驻守了大量禁军。施耐庵《水浒传》中，称林冲曾是东京八十万禁军教头，这里所谓的“八十万禁军”，应是文学作品中的夸张之言，不足为信，但数量肯定不少，也是毋庸置疑的。当时宋廷还实行驻军内外相维的政策，即中央禁军有一半驻于京师，一半驻扎外地。根据相关文献记载统计，当时单是京师驻兵就达十余万人。
北宋禁军官印，导致农民逃至东京
宋代徭役繁杂，且乡村重城市轻，农村很多地主为了逃避徭役，便选择迁居京师。当时徙居京师的地方富户当不在少数，以致政府不得不下令加以禁止。
学校是统治阶级培养官吏的场所。神宗以后，东京各类学校开始完备，学生人数逐渐增多，除少数东京学生外，大部分是各地的生员，最多时达4000余人。
北宋时，朝廷大力提倡佛道二教，采取保护、利用的政策，使得宗教职业者人数超过了唐代。据《宋会要·道释》记载，真宗天禧五年时，东京有道士、女冠959人，僧、尼22941人。这些宗教职业者，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加快了世俗化的步伐，一些人结交皇室和贵族，拜倒在皇权脚下，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为宋代最大的寄生团体之一。
东京城市居民中，人数最多的还是从事各种劳动的社会下层百姓，包括手工工匠、小商小贩、民间艺人、流民、船工等。
北宋手工业分为官营和私营。东京官营手工业规模庞大，兵匠及工匠约四万人。私营手工业者和个体手工业者，数量也相当庞大，他们和官营手工业工匠一样，都是受压迫、剥削的劳动者阶层。
东京除了居住不少富商大贾，还聚居着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他们云集在东京城内外的大街小巷，小本经营，所赚之钱仅能养家糊口。王安石变法期间，被免除了免行钱的小商贩，据记载有8654户。
由于东京聚居了数量众多的手工业者和商人，为了满足其文化生活的需要，各种伎艺应运而生。东京城有不少瓦子，成为市民的娱乐场所，演出的伎艺种类繁多，有说话、小唱、嘌唱、班杂剧等。如此，东京城又出现了一批为数不少的民间艺人。
结语
由此可见，在东京的人口数量相当惊人。另外，根据陶谷《清异录》记载，在下层社会苦苦挣扎的人，可谓众多，这些人一般来自破产农民和小手工业者的子女，大多是不得已而为之，跟现在的北漂有些类似，都有着自己的血泪史。此外，东京的下层人民中，还有大量无业游民、乞丐等，生活贫困至极。可见，大城市有大城市的魅力，同样也有大城市的心酸。
参考文献
《宋史》
《宋史纪事本末》
《通鉴纪事本未》
本文来自投稿，不代表本人立场，如若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sosokankan.com/article/3103569.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