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修订“六经”，始有经学（下）韦力撰

匡亚明所著《孔子评传》一书把孔子的出身视之为“没落的贵族家庭”，对于其家传，该专著中简述到：“孔子的祖先，是宋国（国都在今河南商丘县）贵族。宋的始祖是微子启。微子启卒，由弟微仲继位。大概微仲就是传说中可查的孔子远祖。宋国和鲁国毗邻。孔子五代祖木金父因其父孔父嘉在宫廷内讧中被杀而从宋国避祸奔鲁。孔子父亲叫叔梁纥，自微仲到叔梁纥共计十四代。”

孔子姓孔始自第六代祖先孔父嘉，后来孔父嘉在一次宫廷斗争中被杀，他的儿子木金父逃到了鲁国，从此定居于鲁国的陬邑。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是一位武将，叔梁纥作战十分勇猛。他们某次在攻打偪阳城时，守城者突然放下了悬门，这么做使得冲入城中的部队被分了成两部分，在这紧急时刻叔梁纥用手托住了悬门，这才使得冲入城中的部队撤了出来。此事记载于《左传·鲁襄公十年》：“晋荀偃、士匄请伐偪阳而封宋向戌焉。……丙寅，围之，……逼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悬门发，陬人纥抉之，以出门者。……”

因为叔梁纥立有两次战功，所以他被任命为陬邑大夫，也有的资料说他的官职是陬邑宰。虽然这个职位不是很高，但也算是管理一方的父母官，所以家中的日子过的不错。但是关于他的儿子孔丘——也就是后来伟大的孔子的来由，历史资料记载颇为含糊，以至于引起了两千年的争论。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子。”

前面的这段叙述倒是没什么问题，最引起争论者乃是“野合”二字。有不少的人认为，叔梁纥是跟颜氏女在野外偷情而后生出了孔子。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又说：“丘生而叔梁纥死，葬于防山。防山在鲁东，由是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孔子母死，乃殡五父之衢，盖其慎也。陬人挽父之母诲孔子父墓，然后往合葬于防焉。”

看来孔子出生后不久，他父亲叔梁纥就去世了，而后叔梁纥被家人葬到了房山，但不知什么原因，等孔子长大后，其母亲始终不告诉其父葬到了哪里，等到孔子母亲去世后，孔子想让父母合葬，可他依然不知道父亲的葬地。之后他想办法终于知道了父亲墓的具体地点，而后将父母合葬在一起。针对司马迁的这段论述，马宗霍和马巨所著《经学通论》中评价称：“倘若孔子并非私生，焉能不知其父之葬于何处？倘若孔子之母‘从父命为婚’，为何会对其子隐瞒其父之墓葬所在？”

孔子在儒家心目中早已成为了圣人，他有着这样的出身当然令尊奉他的人觉得不光彩，于是必须对《史记》上的“野合”二字找到另外的解释，故《孔子家语》一书就有了如下一段说法：“伯夏生叔梁纥，曰虽有九女，是无子。其妾生孟皮，孟皮一字伯尼，有足病，于是乃求婚于颜氏。颜氏有三女，其小曰徵在，颜父问三女曰：‘陬大夫虽父祖为士，然其先圣王之裔，今其人身长十尺，武力绝伦，吾甚贪之，虽年长性严，不足为疑，三子孰能为之妻？’二女莫对，徵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父曰：‘即尔能矣。’遂以妻之。”

《孔子家语》称叔梁纥有九个女儿却无子，后来他的妾终于生了个儿子，然而此子的腿天生有残疾，显然这样的儿子无法继承家业，于是叔梁纥就想再娶一妾。他听说颜家有三个女儿，于是他前去求婚，颜氏问三个女儿谁愿意嫁给叔梁纥，而前两女不说话，只有三女儿颜徵在愿意听从父亲的安排，于是这位颜徵在就嫁给了叔梁纥，而后生了孔子。

这段解释听起来颇为合理，但却无法说清楚“野合”二字，后世热爱孔子的学者就将《孔子世家》和《孔子家语》上的这两处记载合在一起予以叙述。比如唐代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认为：“今此云‘野合’者，盖谓梁纥老而徵在少，非当壮年初笄之礼。故云‘野合’，谓不合礼仪。故《论语》云‘野哉由也’，又‘先进于礼乐，野人也’。皆言野者是不合礼耳。”

司马贞说”野合“二字的意思是说叔梁纥年岁大，而颜徵在年岁小，这样的娶法不合礼仪，为此他学举出了《论语》上的两个例子来佐证自己的观点。那么叔梁纥娶颜徵在时是多大年纪呢？唐张守节在其所作《史记正义》中有如下解释“男八月生齿，……八八六十四阳道绝。女七月生齿，……七七四十九阴道绝。婚姻过此者，皆为野合。故《家语》云：‘梁纥娶鲁施氏女，生九女，乃求婚于颜氏……’据此，婚过六十四矣。”

按照张守节的说法，男人六十四以后和女人四十九之后的婚姻都可以称为野合，但是张守节的这个说法依据何在呢？显然他的这个说法受到了后世的质疑，马氏父子在《经学通论》中质疑道：“张守节一席生理大道，貌似言之有理。问题是：男过六十四而婚遂为‘野合’之说，根据又何在？依然是荒唐无稽之论、信口雌黄之说。捏造如此这般理论的目的，依然不外是企图掩盖孔子之为私生的真相。”

“野合”的问题解释到这种程度了，那如何来解释颜徵在不告诉儿子父亲墓在哪里这个问题呢？司马贞在《史记索隐》中有如下说法：“徵在笄年适于梁纥。无几而（梁纥）老死，是少寡，盖以为嫌，不从送葬，故不知坟处，遂不告耳，非讳之也。”这段解释也很有意思，司马贞说叔梁纥去世的时候，颜徵在还很年轻，所以她就没有去送葬，因此颜徵在也不知道自己丈夫的墓在哪里。她既然不知道，自然也就无法告诉儿子。但这种说法又有了新的问题：“颜徵在既然是明媒正娶，怎么可能不给丈夫送葬呢？”这样的解释无论如何也说不通，即便如司马贞所言，颜徵在为了避嫌没有去送葬，但此后的一些年她总能打听到丈夫的墓在哪里。《礼记·檀弓上第三》孔颖达所作注疏中称：“于是陬曼父之母，素与孔子母相善。见孔子殡母于外，怪问孔子，孔子因其所怪，遂问陬曼父之母，始知父墓所在，然后得以父母尸柩合葬于防。”

此段话说颜徵在跟陬邑一位车夫的母亲关系很好，颜徵在去世后，孔子把母亲葬在了外面，这件事让车夫之母很奇怪，她问孔子为什么不将父母在一起合葬，孔子告诉她自己不知道父亲的墓在哪里。于是这位车夫的母亲就告诉了孔子叔梁纥的墓的具体地点，而后孔子将父母合葬在了一起。既然车夫之母跟颜徵在是很好的关系，她又知道叔梁纥墓的具体位置，既然如此那她谁都此把这个地点告诉颜徵在呢？难道颜徵在生前就想好她不跟丈夫葬在一起？

显然这些矛盾都让后人的回护出了破绽，其实英雄不问出处，无论孔子是不是私生子，都丝毫不影响他的伟大，毕竟他所创立的儒学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并且成为了中国思想政治界的主流观念。且不管后世有着怎样的批判，都无法动摇孔子观念对中国人文思想的深远影响。因此匡亚明在《孔子评传》中把孔子视之为：“孔子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个伟大的教育家，在一定意义上说，他也是全人类历史上一个伟大的教育家。”

除了教学，孔子最有名的活动乃是周游列国，他用了十四年的时间游走于许多国家。关于他见到的国君数量，司马迁在《史记》中称：“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但王充觉得这个数量不实，他在《论衡·儒增》中称：“言干七十国，增之也。按《论语》之篇，诸子之书，……至不能到十国；传言七十国，非其实也。”那么孔子究竟去过哪些国家呢？钱穆在《先秦诸子系年考辨》中统计道：“孔子自定公十三年春去鲁，至哀公十一年而归，前后十四年，而所仕惟卫陈两国，所过惟曹宋郑蔡。”

看来后世能够统计出的数量，孔子仅去过卫、陈、曹、宋、郑、蔡等六个国家，余外他还停留过匡、蒲、陬乡和叶等地，即使把经停之地都算上也无法达到七十这个数量。不管怎么说，孔子的周游列国并不成功，所以他在六十八岁时结束了这样的生活方式，又回到了鲁国。直到他七十三岁去世，他有五年的时间来整理历史文献，而这个阶段他所做出的最重要成就，就是整理出了《春秋》一书。

对于《春秋》一书的历史评价，瞿林东在其编著的《中国史学史纲》中称：“孔子所修编年体史书《春秋》，是中国史学上第一部私人撰述的历史著作。”对于该书的价值，瞿林东评价说：“《春秋》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它的第一个特点是‘属辞比事而不乱’，即缀辑文辞、排列史事都有一定的规范，全书井然有序。这是说明《春秋》在编撰形式上的优点，一是讲究用词造句、连缀文辞，二是善于综合、排比史事。此前，尽管周王朝和不少诸侯国都有国史，且亦兼记他国史事，但毕竟都很有限。孔子在综合阅览、研讨各国旧史的基础上，按时间顺序把历史事件一一排比起来，这对于人们从一个长时间里了解不同地区历史发展大势，提供了清晰的轮廓。”

看来晚年的孔子把自己的很多政治抱负都融入了《春秋》一书中，《孟子·滕文公下》中解释了孔子作《春秋》一书的原因：“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而《史记·孔子世家》中亦称“子曰：‘……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

《春秋》一书记载的乃是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十四年，总计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在这么长的时段内，《春秋》全书总计才有一万六千五百多字，简洁到这种情况，太多的历史情况已经无法让后人得以了解，于是后世研究《春秋》一书者就对该书作出了许多的补充和阐释，这种书被称之为传，流传后世者有三部传最为有名，其分别是《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和《春秋左氏传》。因为每家解释的不同，而孔子又不能站出来告诉后人，哪种解释最符合他的思想，于是后人的解释就形成了不同的流派，而这些流派可以划分为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阵营，但无论哪个阵营都会说他们的解释最符合孔子的愿意。

由以上可知，《春秋》一书对后世的思想观念有着重大的影响，因此胡适在《中国哲学史》中说：“中国的历史几千年来，很受了《春秋》的影响。试读司马迁《史记·自序》及司马光《资治通鉴》论‘初命三晋为诸侯’一段，及朱熹《通鉴纲目》的正统书法各段，便可知《春秋》的势力了。”

那么《春秋》一书究竟是不是一部合格的史书呢？至少胡适不这么认为：“《春秋》那部书，只可当作孔门正名主义的参考书看，却不可当作一部模范的史书看。后来的史家把《春秋》当作史的模范，便大错了。为什么呢？因为历史的宗旨在于‘说真话，记实事’。《春秋》的宗旨，不在记实事，只在写个人心中对于实事的评判。”（胡适著《中国哲学史》）为此胡适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所以他们作史，不去讨论史料的真伪，只顾讲那‘书法’和‘正统’种种谬说。《春秋》的余毒就使中国只有主观的历史，没有物观的历史。”（同上）

2012年2月21日，我乘高铁来到了曲阜，之后首先去参观了孔府。从孔府出来后，准备前往孔林，在孔府门口有一位蹬三轮车的老者劝我说孔林距此有几里地远，不如乘他的三轮前往，收费仅五块钱。老人看上去约七十多岁年纪，我不好意思乘他的车，这种想法并不是我的伪善，而是我想到了胡适的那首《人力车夫》，胡适在这首诗中听闻到那位车夫年仅十六岁，因为年纪小所以胡适不忍坐他的车。而那位年轻的车夫跟他说，您老的好心肠饱不了我的饿肚皮，于是胡适就坐上了车飞奔而去。

在文革中批胡之时，此为其罪状之一，因为他还是乘了这辆三轮车，按文革中批判者的说法：胡适应当给钱而不乘车，因为乘车就欺压了劳动人民。我想自己今日也不应欺压劳动人民，虽然这不是一位年幼者，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于是我跟老者说自己不好意思坐他的车，因为我太沉担心他蹬车太累，老人闻我所言咧嘴一笑，露出参差的牙齿：“我是电动的。”

雕刻精美

长长的神道

从孔府来到到孔林附近时眼前仍然是长长的神道，老先生告诉我说，这是中国最长的神道。是否为最长我没印证过，但以我眼界所及，这段路的确够长。在孔林门口下车，付款后向老先生表示了谢意。虽然现在不是旅游旺季，但来孔林的游客还是络绎不绝，面对此场景我心中没来由地生出了暖意，以至于看到孔林门口的两对瑞兽都觉得他们面貌可亲。旁边有导游说，这些瑞兽本是凶猛之物，后来因为受了圣人的教化而变得温顺起来。

孔林牌楼

憨态可掬

曾经厉害的神兽

孔伋墓

沿路步行300米，先看到的是孔子嫡孙孔伋之墓，孔伋字子思，后世均以其字称之，其为孟子的老师，后世所说的思孟学派就是指此二人。然而在唐代韩愈讲道统时，称孔子直接传道给孟子，大大提高了孟子的地位，形成了后世孔孟并称的格局，而子思的地位却无形中被降低了。我对这位前贤的遭遇感到不平，于是我直到他的墓前给他鞠了一躬。

子贡手植楷

已经成了一节枯木

在子思墓不远处有一棵干枯的树桩，这棵树桩用围栏保护了起来，旁立石碑说明是子贡手植柏，子贡乃是孔子的爱徒之一。哪怕我今日看到的只是一个枯树桩，但心中仍有崇敬之情。再向后走几十米，就看到了此行的重中之重——孔圣人之墓。

供桌上的摆放

供请鲜花处

大碑后面还有一通小碑

孔子墓四围已经用花砖环砌，墓前有一高大石碑，小篆涂黄上书“大成至圣文宣王”。碑后仍有一小碑，因前碑遮挡看不到小碑上的碑文，但像这种大小碑重叠的立碑方式，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碑前石供桌上摆着几个花篮，里面插着五彩的塑料花，质量较为低劣，花色很假。墓的左手有售货亭一样的小木屋，木头柜台下在贴着“恭请鲜花处”五个大红字，屋檐上挂着两个铜牌，上书“心香传薪火”、“鲜花奉先师”。读之似乎也押韵，每种花标着价格，假花篮是90元一个，而真菊花是10元一支，我选择买了一支真花，这倒不是吝啬，总觉得给圣贤先师献花，献支真花要比假花诚心许多。我手持鲜花向圣墓三鞠躬，然后把鲜花插在了供桌前的木架上。

别人的奉献

摆放在孔子墓前的五谷

当我插花之时，抬眼一看，供桌上摆着5个瓷盘，每个瓷盘内放着一种谷物。当年孔子周游列国被隐者讥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这也是文革中批孔者认为孔子的主要污点之一，而今日却在其坟前摆上五谷，莫非孔子入土了二千五百年，仍然不依不饶地要让他辨识这五谷？！当然这种摆法，可能另有寓意在，只是我的孤陋寡闻无法解读其中的深刻含意。

子贡守墓处

当年子贡所住的墓庐

墓的旁边十余米有一小房子正在维修门窗，房前立一石碑说明是子贡庐墓处，子贡当年为其师守孝，住在此屋内，别人守孝三年，而他一住就是六年。此举对中国的孝道文化影响极大。

昨晚在宾馆仔细筹划了山东之行的路径，昨天所跑的地方都是在曲阜城附近者，因为山东欲访之地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都有，所以想先以曲阜为中心，明天的线路是先走南向和东南向，尽量将每一线的路径筹划到最短且不重复。

仅余此碑

精美的碑额

早7点上丰车出城向东南方向开行九公里，到息陬村去寻找孔子晚年作《春秋》之处。出租司机丰先生称，以前路过此村时看到过标志。故今日未费周折就在马路边看到立在街边的石碑，此碑上写着“孔子作《春秋》处”。石碑从石质到字迹显然是后仿者，然石碑的后面却放着一块雕刻精美的碑额，估计是原碑已被砸碎，仅余碑额而后补刻此碑者。

旁边是春秋宾馆

迷你形的水泥棺材

碑后为春秋宾馆，是简陋的当代楼面，而碑额的右侧堆在地上七、八个用水泥做的小棺材，我问丰先生此为何物，他告诉我说，这是用来放骨灰盒然后再来埋葬，因为不让用棺材土葬，所以村民就改进成了这个样子。时代在变，不知道这算不算是与时俱进。

遍地是钱

金钱大道

进村内寻找旧迹，转一圈未见有任何值得一看者，只是街砖甚为奇特，是用青石雕造的一个个古钱，有泰和重宝、铜制重宝、至正重宝等等，宋元金清看不出来朝代排列规律。这些地砖为浮雕形式，走在上面颇为硌脚，选这种图案修路而不管车在上面的颠行，估计是让村民们每天都走在金钱的大道上吧。孔子在此处作《春秋》，而今的村民却每日踏钱而行，这可能就是所说的时代巨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