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人群不单单可以以经济来划分为农民阶级和地主，还可以以文化信仰来划分出两个文化阶级来——士大夫和布衣平民。工业革命以前，整个世界的劳动生产都是围绕土地来进行的，土地生产的效率注定了能够脱离生产劳动的人群只有少数，这少数人才能参与到读书、艺术、科研、政治等活动中去。这种情况在全世界都一样，但是基督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世界，读书人与劳动者的信仰是一致的。唯独在中国，读书人与劳动者的信仰有很大的差异。
四大发明
中华文明的核心是儒学，读书人是在反复的学习钻研过程中接纳了这套道德思想。但对于劳动人民而言，他们根本不能花时间用来学习道德思想上，所以他们的信仰里，仍然保留着众多神鬼佛杂糅的宗教因素。这一点就是中国古代人民在文化信仰上的剧烈鸿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鸿沟，中国底层平民才能毫无压力地推翻孔教。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有闻名世界的四大发明，这四大发明是人类文明史上的大事。造纸术和印刷术推动了文化传承，便于文化传播；指南针对大航海的意义不言而喻；火药则是化学领域的里程碑。拥有造纸术和印刷术的中国，理应有更良好的文字普及条件，也一直走在世界前列，那为何没有诞生现代科学体系呢？
李约瑟之问
最本质的原因，还是在于文化信仰的割裂。要知道，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离不开两个方面，一是科学理论，二是科学实验。理论的目的是讲清楚规律，规律就如同一条条定理法则，一旦确定，就成为了科学知识，能广泛地一代代传播学习。实验的目的是去伪存真，通过实验来总结得到规律、修正规律。所以理论和实验是现代科学体系不可或缺的两个面。
这种情况在中国则发生了巨大的鸿沟。我们知道，实际上造纸术、火药、指南针等，多是劳动人民在实践生活中总结得到的经验，属于实验范畴。劳动人民摸索出了具体的道路，但是却没有办法形成规律性的文字。在古代中国，书面文字实际上是一种士大夫阶层的专属，中国汉字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因为两个阶层的割裂而造成了“言文分离”。劳动人民能说，能做，却唯独不能写，更不能形成典籍，进行传播。
而在士大夫中间，即使出现了如沈括一样的热衷于自然科学的人物，其著作也无法在劳动人民中间传播开来。不仅仅是字不能读，其行文方式也跟日常用语大相径庭。因此，我们虽然很早便有《梦溪笔谈》这样的科技著作，但终究只能束之高阁，无法在实践中不断地验证生长。所以说，能总结理论的士大夫跟能运用实践的劳动人民之间产生了剧烈的鸿沟，这成为了中国古代科学无法现代化的根本原因。
士大夫唯一稍微看得上眼的只有医学，中医的普及比其他自然科学更广泛。但中医的特点就如同中国文化的特点一样，重方法论，轻“世界观”。中医的很多治疗方法效果显著，但是它是如何发生的疗效，有什么样的规律，则模棱两可。不得不说，这也是中医日渐式微的原因所在，它不利于大范围学习，无法打造出有效的规则体系来。
民国时期，被西方列强的现代科技轰开国门的中国人也渐渐意识到了问题所在，所以开始大力推广白话文，这就是新文化运动的由来。
倡导白话文的新文化运动主将——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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