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
宋朝经济的快速发展，是和农业的快速发展分不开的。北宋和南宋围绕着农村和农业，进行了多次改革，其中包括推广“占城稻”、兴修水利这种农业技术层面的改革，也包括宗族、乡村自治、职役制这种基层制度层面的改革，还包括“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到王安石变法“青苗法”等一系列经济制度层面的改革。
一、宋朝经济快速发展的事实
宋朝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相当惊人。据蒙文通先生考证，唐时平均每亩产量约一石半（唐比汉代高一半有余），而宋代平均每亩产量约两石，宋代比唐代高约百分之三十。此外，宋朝人口大幅增加，从五千万增加至八千万左右，峰值逼近一亿人口。并且，宋朝是在土地面积小、没有土豆红薯等高产作物的前提下，达成人口大幅度提升的壮举的，足见宋朝农业快速发展。
此外，棉花、茶叶、蚕桑等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丝绸、瓷器等手工业的大规模发展，也可以证明，宋朝的经济水平发展迅速、发展程度非常高的。就连一直被人诟病的宋朝“武力薄弱”，也只是相对而言的。宋朝在北方众多国家的打击之下，仍然保持着80%左右的对外战争胜率；在蒙古铁骑的进攻下，维持了数十年；而同时期的欧洲国家，面对蒙古铁骑基本没有能抵抗一年以上的。这足以证明宋朝军事力量虽不强大，却并不弱小。而军事力量可以侧面反映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
宋朝部队
而历史课本上宋朝“三冗两积”的评论，“三冗”是当时真实存在的，“两积”则是后人对宋朝的评论。
清初王夫之《宋论》卷6中说，“仁宗在位41年，解散天下而休息之……国是以弱矣。”“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神宗之误，在急以贫为虑，而不知患不在贫。”等等，简而言之，就是“仁宗以降，积弱也，未贫”这个结论，也就是没有“积贫积弱”，只有“积弱”。
并且，在宋当代的典籍之中，也未见“积贫”或相近的说法。并且从辽国、金国、蒙古先后多个国家不断侵略宋朝，宋朝始终处于一种“小儿抱金走，勿有全安念”的状态之中。也许在后世看来，宋朝的绝对人口、粮食产量都不是最高的，但在当时绝非不富，“积贫”是民国开始纵向对比的看法，并不符合当时时代。
实际上，宋朝和同一时代世界上其他国家横向对比，是最为富庶的那一个。如果根据政府税率和政府年收入，以铸币——黄金——美元的推算方法，估算出当时各国的大致国民生产总值——那么可以倒推出，宋朝的生产总值约占当时世界的七成，是压倒性的绝对优势。尽管这个推算方法有不严谨之处，但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宋朝是当时世界第一经济大国。
二、 经济发展下的农村和农业的改革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有了良好坚实的经济底子，必然会发生社会生活制度、法令上的变革，而古代“小农经济”为主导的体制下，首要变革的就是农村和农业制度，笔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堪称宋朝“新农村建设”的农村和农业改革：
1、 技术层面的改革
宋朝农业生产工具相比于唐朝，有了长足的进步。宋朝出现了专门除草用的弯锄，碎土疏土用的铁耙，安装在耧车上的铁铧等等，相比于曲辕犁是非常大的进步。此外，宋朝出现了龙骨翻车等水利工具，在灌溉方面也要强于隋唐时期。
古代村落
宋朝出现了相对高产的农作物。来自越南地区的占城稻被推广到了中国。其中，占城稻是早籼稻的一种，是宋真宗大中祥符（1008-1021）年间，由宋真宗派遣使者取米三万斛分于江淮两浙地区播种的，据称“稻比中国者，穗长而无芒，粒差小，不择地而生”。 此外，北方的小麦等农作物随着人口迁移被带到南方。
宋朝出现了大面积种植的经济作物如茶叶、棉花等等。北宋时有“木棉收千株，八口不忧贫”的说法。随之而来的是制茶、织布、制衣等行业的高度繁荣。两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也跟农业的发展不无关系。
2、 乡村基层制度的改革
在农业快速发展的前提下，宗族、乡村自治制度的兴起，成为农村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宋朝土地不抑制兼并，大地主，佃农地位有所提升，流动相对自由。而农业本身是需要长期稳定的农业人口。因此，在当时，限制人口流动就是必行之策。
以宗族为核心的乡村自治的乡里制度，自中唐以后出现，至北宋时期达到高峰。在《周书·苏绰传》中，被称为“治民之基”。一方面，这种制度具有宗法性，可以维系地区道德和秩序，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维护“封建礼教”的社会道德，有着非常大的文化本土性；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具有行政性，可以节省官员和公务成本，能够有效稳定流动人口，并且促进地区稳定发展。
宗族是以男性成员的血缘继承关系为核心的。这一点为现代社会所诟病。但在封建社会，男丁是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片土地上壮年男子的多少，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片土地生产力水平。而宗族血缘继承和土地、户口相结合，可以有效地束缚人口的流动性。
祠堂：宗法制产物
直至王安石变法，试图以“职役制”取代乡里制度。职役，也就是差役，是政府差派民夫为衙门胥吏和基层行政人员的统称。宋·苏辙《三论分别邪正札子》：“天下皆思雇役而厌差役，今五年矣。”职役的出现，是政府对基层控制力增强的明证。不过，乡里制度使得乡村可以土地为依托，自主运行、维护、生产。王安石变法所推行的职役制，的确有先进性，但最终得到的是“职役制”和乡里制度的混合体。这也告诉我们，基层制度的改革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最关键的是要持之以恒。
3、 农业经济制度的改革
首先，宋的土地政策是“田制不立”、“不抑兼并”，国有土地虽仍存在，占全部土地的小比例，是允许土地自由买卖的，国家只收登记费用。自由化程度有了很大提高，均田制也随之彻底瓦解。私人地主土地所有制逐渐发展已成为主要的土地占有制，形成了“千年土地八百主”的局面。至于租佃的契约则多半由私人之间决定，非常自由。租佃制普遍发展，这种情况和体制一直被延用到清朝末年，可见其先进性。
其次，宋朝政府非常重视农业。例如，北宋有《景德农四敕》等系统性的农业法案；南宋建兴四年十月上旬，颁“佃户法”，规定“侯秋成田，除纳官据收外，止给五分。”进行减租，此后又相继颁布了“请田法”等法令。
三、王安石改革：青苗法的变质
王安石变法给北宋农业经济制度的改革，增添了最浓墨重彩的一笔。大名鼎鼎的“青苗法”。青苗法本意为，令百姓借官方钱粮为本钱，等来年收成之后偿还，意在“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此法理论上可以使得国库充盈，贫民亦可收成，在实行的初期的确大幅增加了国库的收入。
“青苗法”其实是一种官方发放的农业贷款。但是，“青苗法”本质上是远远超越时代的，根本没有在北宋那个年代实行的经济基础。以下几个因素严重制约了“青苗法”的实行：
古代农具文物
1、公共权力的滥用
各地官员在执行过程中，缺乏监管，滥行摊派，强求政绩，导致真正需要贷款的人得不到贷款，得到贷款的人往往并不需要。此外，由于地方官强行要政绩，部分地区粮仓存粮大幅减少，使得这些地区丧失了抵御饥荒的能力。可以发现，以“KPI”作为唯一的执政标准，过于简单粗暴，副作用是非常之大的。因此，在政策的制定过程中，一定要综合考虑，使得政策人性化。而王安石当时的变法改革中，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2、金融机构的不成熟
“青苗法”所规定的“五户或十户一保”的担保制度，看似合理，实则脱离实际。北宋时期并没有成熟的、能够覆盖全国的金融机构，也没有随时方便查账的数据体系，使得这项制度实际上成为了高利贷的温床。地方上经常出现的一种情况是，通常以数个大户做保，调高“青苗法”贷款的利率，又辅之以“利滚利”“暴力催收”等手段，使得百姓被迫贷款，被迫利滚利，最终民不聊生。
3、易导致恶性土地兼并
前面说到了宋朝不抑制土地兼并，即不抑制正常的土地贸易。但这里的恶性土地兼并则是一种侵吞良民资产的方式。即大户通过强迫百姓“高利贷”的方式，强迫其以土地抵债，是一种破坏社会经济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恶行。
先进农具：水车
四、总结
宋朝经济快速发展之下，农业也确实大幅度发展和提高，发生了以农业生产技术革新、职役制度替代乡里制度、农业经济政策改革为核心的“新农村改革”。改革总体上是朝着正确方向前进的。不过在改革当中，也出现了不少值得后人注意的问题。我们的改革，一定要去除“唯绩效主义”，指定政策一定要综合考虑，人性化。此外，指定政策时，千万不要超越时代，而是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管，堵死权力执行过程中每一个可能出现的漏洞。
参考资料：
1、《宋论》
2、《王安石青苗法与农村信贷：制度设计的视角》
3、《论南宋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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