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里的曹操
作者兰台，系头条号签约作者
曹操与曹丕两父子是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豪“父子。
曹操就不说了，大家都知道他是大文豪，可是许多人不知道曹丕文学成就也不逊色于他的父亲。鲁迅先生就曾夸奖过曹丕，认为曹丕的时代是“文学上的自觉时代”。
那么大家知道为什么曹操与曹丕两父子能取得如此高的文学成就吗？
不是因为他们好儒，恰恰是因为曹氏父子是宦官后裔。
大家都知道曹操虽然号称是汉初丞相曹参的后人，但事实上曹氏发迹于他的祖父，大宦官曹腾。
这也是许多喜欢三国的人感到困惑的地方，为什么曹操的父亲做过太尉，曹家担任两千石高官不计其数，为什么还有许多历史学家认为曹操家是“寒门”呢？
原因就在于儒家经义上。
之前我说过多次，东汉儒学昌盛表现就是儒学全面介入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对于东汉士人来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不再是儒家的一种理想状态，而是实实在在的人生写照。
而儒学全面介入社会生活则表现在东汉君臣都引用《礼记》以及其他儒家经义诠释朝廷政令，或者解释朝廷政令。
比如东汉鲁恭就利用《礼记·月令》的解释权，成功让东汉朝廷修改了夏天审讯犯人的陋习。
读经
所以对于儒家士人来说，他们要入仕首先要熟练掌握儒家经义，因为经义不熟，那等于自动丧失了司法和在行政解释权。
而东汉察举制之下，无论是孝廉、贤良文学、茂才、童子科与明经科，除非有很硬的关系，比如曹操这样大宦官后人或者袁绍那样“四世三公”家庭出身者可以不用靠“经义”出仕，而中等家族比如荀彧这样的地方世家子弟，要想举孝廉，不通经义都是不可能的。
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耳。——《汉书·夏侯胜传》
另一方面，察举制更看重士人的德行、礼仪举止而非个人能力，比如东汉末年孔融，他就是典型德行强于能力的士人。
融在郡八年，仅以身免……是时天下草创，曹、袁之权未分，融所建明，不识时务。——《魏书·崔琰传》
因此，为了避免自家子弟行差踏错，不小心得到“举止轻浮”、“浪荡”的风评，一般儒家家族都会严格规范子弟的一举一动，比如司马懿的家，司马懿和他的兄弟们虽然都成年了，但是在家一举一动都必须得到父亲司马防的许可，究其原因，不是司马防太严肃，而是他不敢放纵自己儿子，担心会影响自己儿子的风评。
但是，这是对儒家士大夫而言，对于曹操这样的“阉竖后人”来说，他们的前途并非源自儒学经义和乡里风评，而是源自于其家族依附的皇权，所以宦官家族一般不重视经义的训练和行为举止的培养。
戏剧舞台上的宦官
比如曹操小时候的行为举止，一看就是没有“家学”、“家教”的。
太祖少好飞鹰走狗，游荡无度，其叔父数言之于嵩。——《魏书·武帝记》
和司马懿从小受到的家教一比，就能清晰看出宦官后人与儒家士大夫家庭的巨大区别：
诸子虽冠成人，不命曰进不敢进，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问不敢言。父子之间肃如也。——《魏书·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第十五》
而这种差别体现在学术上，则是士人重经学，而宦官重辞赋。
东汉以经术取士，士大夫子弟埋头经学以求功名利禄，各种才艺之事被视为雕虫小技。东汉中后期，书法、诗歌、音乐等悄然兴起，不看重经学的宦官很快接受了时代风气之变，导入宫中。受此影响，皇帝也“皆好才艺”，“鸿都门学”的设立正渊源于此。
当然，出身低微的宦官未必知道经义和辞赋的关系，但是只要皇帝喜欢什么，宦官自然提倡什么。
初，帝好学，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因引诸生能为文赋者。本颇以经学相招，后诸为尺牍及工书鸟篆者，皆加引召，遂至数十人。侍中祭酒乐松、贾护，多引无行趣势之徒，并待制鸿都门下。——《后汉书·蔡邕列传》
既然皇帝喜欢辞赋，喜欢书法，那么宦官们为了固宠，自然是让自家子弟多多研习辞赋、书法、绘画乃至围棋等等。
曹操当然也不例外。虽然我们目前找不到曹操少年时所受教育的相关史料，但是通过曹丕自述，我们可以明显看到，曹丕年幼时所受到的教育显然更偏向于“鸿都门学”，而非儒家经学。
戏弄之事少所喜，唯弹棋略尽其巧，少为之赋。昔京师先工有马合乡侯、东方安世、张公子，常恨不得与彼数子者对。上雅好诗书文籍，虽在军旅，手不释卷。——曹丕·《典论》
很显然，曹丕出生时鸿都门早已经烟消云散，而他从十岁开始就跟随曹操南征北战，很显然，曹丕之所以热爱辞赋，喜欢琴棋书画，是受到了曹操的熏陶缘故。
扬雄塑像
而且，曹操父子对于辞赋的看法与儒家士人以完全不一样。西汉著名辞赋家，也是儒生的杨雄就说过，辞赋不应该太过于注重辞藻的华丽。
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扬雄，《法言·吾子》
然而曹丕却公开主张“辞赋欲丽”，通脱的无以复加，把诗赋的娱乐功能以及文体美感推到了极致，一点儿也不考虑道德教化等实用功能。
从这一点而言，曹操与曹丕父子真不愧是“阉宦后人”，因为曹丕这种主张在鸿都门被汉灵帝建立之初，就被杨震、蔡邕等东汉大儒极力批判。
鸿都门下，招会群小，造作赋说，以虫篆小技见宠于时。——《后汉书·杨震传》
而蔡邕则更直接，他认为辞赋纯属娱乐小道，甚至认为辞赋写的好的人也不过戏子而已。
夫书画辞赋，才之小者，匡国理政，未有其能。陛下即位之初，先涉经术，听政余日，观省篇章，聊以游意，当代博弈，非以教化取士之本……其高者颇引经训风喻之言，下则连偶俗语，有类俳优；或窃成文，虚冒名氏。——《后汉书·蔡邕传》
当然，曹操以及曹丕父子对辞赋的热爱，从政治角度解读，则是他们父子对于东汉重儒学的一种反动，如陈寅恪先生所说，是准备篡汉之前，对于东汉士大夫精神信仰的摧残。
“你们不是看不起辞赋吗？你们不是认为辞赋写得好和戏子没区别吗？那么好，我就喜欢辞赋，你们想来做我曹家的官，就要学会重辞赋而轻经义。”
曹操“登高必赋，及造新诗，被之管弦，皆成乐章”的背后，想必在内心里未尝没有一丝“反经义”的快感。
曹操与曹丕父子重文学也使得一大批因社会动乱而被迫流亡于各地的文人学士。这些人环绕于曹氏周围，连舆游宴，吟咏诗文，抒写悯时伤乱、救世济民的悠悠心曲和壮烈情怀，掀起了中国文学史上文人创作的一个高潮。
清代太学
然而与曹魏在文学上取得巨大成就相比，曹操父子重新恢复了以教授儒家经义的太学就实在太差了，曹魏时期的太学，就连太学博士也未必通经，这真的非常夸张。
太学诸生有千数，而博士率皆粗疏，无以教弟子。弟子本亦避役，竟无能习学，冬去春来，岁岁如是。——《文献通考》
更为夸张的是曹丕执政时期，曹魏朝堂高官里精通经义，可以熟练引用儒家各种典籍书写诏令、公文者，400多人里只有不足10人有这个能力。
是时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馀人，其能操笔者未有十人，多皆相从饱食而退。——《文献通考》
两相对比，不难看出曹操父子之所以能成为“文豪”，成为大诗人，不是因为他们曾经受过良好的教育，恰好是因为曹操和曹丕从小没有好好接受过东汉时期士大夫层面的良好教育。
换句话说，正因为曹操与曹丕父子是“阉竖遗丑”，他们才能写出那么多华美的诗篇；与曹操父子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懿，司马懿接受了完整的儒家经学教育，所以我们很难看到司马懿在文学上有什么成就，毕竟在儒家士大夫看来，辞赋不过是俳优之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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