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牛疫，是一种急性传染病，发病迅速，传染速度快，范围广，死亡率高，不仅给牛群的集约化饲养造成危害，而且对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等造成极大的影响。
古代文献记载中的牛疫，不仅包括传染性极强且死亡率极高的急性牛疫(俗称牛瘟)，而且也包括传染性很强的牛疥癣病、牛黄热病等。牛疫的出现，给普通农民老百姓带来严重的危害，引起粮食减产与社会动荡不安，古代各政府不得不对其高度重视，并采取相应措施加以防治。
一、牛于古人的意义：农耕之本、生民所立
牛在我国古代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在各个封建王朝都对私自宰杀牛有明确的处罚规定：轻则坐牢流放，重则杀头。这主要源于农业中重要的生产力——牛耕。“牛乃耕农之本，百姓所仰，为用最大，国家之为强弱也。”在古代，老百姓们主要靠农耕生活，而牛就是主要劳动力，没有牛根本无法犁地种田，从而造成社会的严重后果。因而，牛的致命天敌——牛疫，也就成了百姓与朝廷的心头大患。
二、牛疫的流行与危害
1、汉唐时期牛疫的流行及特点
东汉时期约发生了6次严重的牛疫。汉明帝永平十一年， 郡、国发生牛疫。先是“大旱”，随即“牛疫死”，至建初元年二月牛疫还在流行。汉章帝建初四年冬，京都洛阳“牛大疫”。
两晋时爆发了两次严重牛疫。南北朝时期发生了四次严重的牛疫。尤其是北魏道武帝天兴五年十月，代地的牛疫传染病不仅造成大批耕牛的死亡，而且也造成大量野生麋鹿的死亡。引起社会恐慌。《资治通鉴》中记载：“魏春夏大早，代地尤甚，加以牛疫，民馁死者多。”
唐代发生了8次严重的牛疫。唐高宗时，夏州发生牛疫，造成“无以营农”“民废田作”的惨象。武则天长安四年，“河南牛疫”；神龙二年，“牛大疫”；唐玄宗开元十五年，河北“牛大疫”。贞元七年，“关辅牛疫死，十亡五六”等等。
五代时期发生了1次严重的牛疫。后周太祖广顺三年，卫州共城县发生“牛疫”，造成“年课无几，官牛疫死，因废营田”的惨状。
综上所述，汉唐时期见于记载的牛疫共发生了21次。在地区分布上，牛疫大多分布在黄河流域和淮河以北地区，南方地区仅2次，反映了北方地区经济和人口的发展远胜于南方，所以汉唐时期牛疫引起的灾害是北方重于南方。
2、宋代牛疫流行与特点
宋太宗淳化五年，因受淳化三年以来持续的大干旱影响，京东路宋州和淮南路亳州发生牛疫，“死者过半”，并迅速蔓延到邻近的京西路陈州和颖州带。由于长期的干旱有可能造成耕牛等大型动物饲料的短缺,从而影响到耕牛的健康问题，引起牛疫的发生和流行。
宋真宗大中样符二年春夏,“京师早,河南府及陕西路、潭、邢州旱。八月,“河北牛疫,大批耕牛死亡。接着,牛疫又蔓延到整个河北路、京东路和京西路，造成该地区耕牛严重短缺。大中样符七年发生了北宋时期流行范围最广的一次“牛疫”，一直持续六年，波及全国大部分州县。
宋高宗绍兴九年秋冬之间，荆湖北路发生了宋代历史上最为严重的一次牲畜疫病。在这场可怕的疫病中，牛马皆疫，耕牛的死亡率达80%-90% ，损失极为惨重。其他动物如麋鹿、野猪、虎，狼等的死亡，更是不计其数。其后在宋高宗绍兴十二年九月，宋孝宗乾道二年三月也都有发生牛疫。
在时间分布上，牛疫的发生和流行没有明显的季节性，四季皆有发生，但以春夏秋最为集中，对农作物种植造成一定的影响，加大了政府救治的难度。在地城分布上，全国诸路皆有发生。
3、牛疫的危害
首先，牛疫流行引起的高死亡率，直接造成耕牛短缺，影响到农业生产的正常播种。
其次，牛疫的发生与流行，不仅造成垦田减少，牛价、谷价上涨，而且造成流民增加，引发严重的社会问题。如东汉明帝永平十一年发生的牛夜，造成“显田多减”。元和元年郡国牛疫，造成“谷食连少”。五代后周太祖广顺三年发生的牛疫，造成耕牛极度短缺，迫使周太祖下诏罢共城县稻田务。
第三，牛疫与各种自然灾害相伴生，如大早，大寒，大热、大雪、水灾、地震等直接引发了牛疫的流行，其强烈的传染性加剧了社会的恐慌。
三、古代牛疫发生病因
1、牛疫形成的普遍原因
汉唐时期已认识到：病牛为本病的直接传染源。“一牛染病，则附近之牛，必相继倒毙”，对当时的黄牛、水牛、牦牛等具有强烈感染性。传播途径是易感牛群接触了感染动物(病牛或死牛)的分泌物(如鼻涕、眼液等)、排泄物(尿液、粪便等)和经过污染的水源、食物而传染。牛疫的死亡率较高，四时气候变化异常是其致病的主要原因。
关于牛疫形成的原因，宋代的陈勇在《农书》中对北宋以来牲畜疫病发生的病因给予了系统的总结，他认为：“四时有温凉寒暑之异,必顺时调适之可也。于春之初,必尽去牢栏中积滞账粪。亦不必春也，但旬日一除，免秽气蒸郁，以成疫疠；且浸渍蹄甲，易以生病。又当祓除不祥，以净爽其处乃善”。在陈势看来，“四时温凉寒暑之异”是牛、马等大型牲畜动物疫病形成的根本原因，他建议对耕牛饲养要“顺时”，定期打扫卫生。否则，如果不按月令行事，必将引起牛疫的发生和流行。
这说明牛疫的流行取决于以下条件:一是气候的反常变化，如非时寒暑，湿雾掉气，酷热，久旱等；二是环境卫生不良，如由于疫疠病死的动物尸体未能及时掩埋，或其排泄物术要善处理，便为疫病传播创造了条件；三是牛畜不习水土，由一地迁往另一地所致。
2、宋代牛疫严重的原因
再者，宋代牛疫较汉唐时期严重，也有宋时国营牧场的两次南移和牲畜饲养方式的变化的关系。汉唐以来，国营牧场大多位于西北地区、河西走廊天山南北和长城沿线，这里的气候、水质和牧草均适合于大规模的、粗放式的野外放养。
五代宋初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对这些地区管理的丧失，传统牧场逐渐南移至黄河以南的农耕地区。南宋时期进一步南移到长江以南的两浙西路荆湖北路和江南西路地区，这里气候炎热、多雨潮湿、蚊虫肆虐，不适合牲畜规模化、集约化的饲养。同时，北宋以来形成的高渡集中的圈养式饲养，也是牛疫流行次数增加的一个因素。
四、牛疫发生，政府实施的应对机制
1、防治牛疫的医疗措施
汉唐时期牛疫的多次发生和流行，为医学提出了新的命题。不仅医学、农学、道家文献中记载了数量可观的防治牛疫的方剂，而且还出现了许多专门性的医牛著作。现存医家文献有《华佗神方》《神农本草经》《千金要方》等。
宋时，群牧司是宋政府建立的最高畜牧行政机构，也是贯彻、执行宋政府诏令的重要机构。若牛疫发生，群牧司派遣兽医诊治和赐药。群牧司在牛疫应对方面采取的措施包括:一是派遣曾医巡诊、颁方、赐药，为疫病应对提供医学救助；二是发放粮食，减轻赋税，为疫病应对提供经济支持;三是奖惩地方官员和兽医等；四是规范养牧法和放牧者的条件。
群牧司收集刊刻和颁布实用医方,是宋政府应对牲畜疫病的新措施。大中祥符元年正月，群牧司编撰了兽医方书——《医牛方》。由宋真宗颁行全国。大中祥符七年"诸州牛疫" ，宋真宗“诏民买卖耕牛勿算，继令群牧司选医牛古方，颁之天下”。
宋政府编撰的官修医学本草《开宝本草》《政和本草》以及药方《太平惠民合剂局方》等，保存了大量防治牛疫、牛疥癣病、牛黄热病、牛漏蹄病和牛时行病的兽医药方剂。
医牛方
在政府的鼓励和引导下，民间也出现了一些医牛的著作。据《宋史》记载，主要有耿焕《牧监闲谈》，陈之规《牧养志》等。牛疫发生是政府便召集医者配置药物发放，应对疫病。
2、政治经济措施
一、修改法律,允许耕牛买卖。唐贞元七年三月，关铺地区“牛疫死. 十亡五六”，唐德宗“遗中使以诸道两税钱卖牛，散给难民无牛者。”政府赐钱帮助农民度过难关。宋代大中祥符二年八月，河北路发生牛疫，造成耕牛不足。受经济利益的驱动，京东路有人乘机向河北地区贩卖耕牛遭到地方官员的限制。为了缓解这次牛疫对农业耕作造成的影响,宋政府对部分法律进行了修正，允许耕牛买卖。
二、推广新式农具，防止“耕稼失时"。为了弥补耕牛短缺造成的不足，汉唐政府推广新耕作方式和新农具。汉代区种法、唐代耦耕法的推广，就是这方面的例子。宋代淳化五年，针对京东路宋州、京西路陈州、颖州等数州牛疫死者过半的情况，宋政府采取了推广新式农具，防止“耕稼失时”的应对措施。
在太子中允武允成进献新式农具踏犁后，宋太宗下诏迅速加以推广，用人工踏犁代替牛犁，帮助农民渡过难关。随后，踏犁作为新式农具迅速地推广到耕牛缺少地区，南宋时已普及到全国各地。
三、减免田租，赐流民田地。东汉永平十八年， 京师洛阳、兖州、豫州、徐州发生牛疫，汉章帝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其以见谷赈给贫人”。元和元年郡国发生牛疫，二月甲戌汉章帝发布《赐流民公田诏》:“王者八政， 以食为本……自牛疫已来，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刺史、二千石不以为负。其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庞耕佣，赁种饷，贯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三年。其后欲还本乡者，勿禁。”
四、经济性的救助措施。这是宋政府应对牛疫通常采用的措施，主要内容包括：中央政府直接划拨专项救济货币资金和粮食的无偿性救助；减免州县民众赋役的蠲免性救助；借给农民粮食、种子、钱物、农具和耕牛、马的低息放贷性救助等。
五、总结
古代，牛疫的流行虽然引发的高死亡率，给社会人民造成巨大的损失，但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新农业耕作方式和新农具的出现，成为农业技术革新的主要动因之一。同时，牛疫的流行也推动了中普医学的发展和进步，医学方书中出现的大量防治牛疫的方剂，就是这方面的反映。
参考文献
1、韩毅《宋代牛疫的流行与防治》
2、《汉唐时期牛疫的流行与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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