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锢之祸，是指东汉桓、灵两朝士大夫阶层与宦官阶层之间发生的激烈争斗事件。从公元166年到公元169年，党锢之祸一共发生过两次，这两次均以士大夫阶层的失败而告终，在第二次党锢之祸不久后，黄巾军起义爆发，东汉走向覆灭。那么，宦官与士大夫之间为何爆发了激烈矛盾？这两次党锢之祸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能从中学到什么？让我们就此一探究竟。

一．为什么是宦官与士大夫？

党锢之祸的两个主体是宦官集团和士大夫集团，那么我们来思考一个看似简单的问题，为什么产生突出矛盾的会是这两个集团呢？

（1）宦官与外戚的角逐：

宦官势力的发展和专制皇权的发展具有同步性。

东汉初期，皇权不断加强，《后汉书》中说“虽置三公，事归台阁”，也就是说，在当时的政治体系中，皇帝总览国家政务。对于封建王朝而言，皇权的不断加强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如果皇帝是一位贤君，那将有利于王朝的正向发展，但另一方面，假若皇帝不是贤君，就很容易产生很多问题。

东汉皇帝大多短命，从汉和帝开始，在位的全部都是小皇帝，根据史料记载，东汉一共14位皇帝，其中有9位都没有活过36岁。在朝政衰落的局面下，外戚和宦官手握大权，谁掌控了年幼的皇帝，谁就可以左右天下。党锢之乱中，对决的两个主体是宦官和士大夫，并没有出现“外戚”的身影，这就说明早在“内朝”的角逐中，外戚集团就落败了。那么，是什么导致在桓、灵两朝，宦官集团成功掌握国家大权呢？

• 历史因素：

早在西汉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皇权，汉武帝就采取了削弱外朝，加强内朝的举措，这样的做法致使宦官的地位逐渐提升，正如《后汉书》所记载：

“武帝数次晏后庭，或潜游离宫，故请奏机事，多以宦人主之”。——《后汉书》

在政治强人汉武帝的强势管控下，宦官集体只发挥了参政的作用。时间到了西汉末年，朝政倾颓，“上威不行，下专国命”，最终外戚出身的王莽篡汉，建立新朝，宣告了西汉王朝的结束。总的来看，在西汉王朝，宦官曾积极发挥内朝参政的作用，外戚却“利欲熏心”，夺取了刘氏政权，因此对于东汉前期的皇帝而言，这样的历史教训近在眼前，但凡不是那么昏庸无能的皇帝，就不可能对外戚势力没有警惕。

• 现实因素：

东汉时期，外戚梁翼手握大权，专横跋扈。廷熹二年（159年），隐忍多年的汉桓帝依靠宦官单超、具瑗、唐衡、左悺、徐璜等五人的力量，除掉了梁翼。据史料记载，当时其他受到牵连而死的公卿、列校、刺史及俸禄为二千石的官员有几十人，梁冀原来的官吏和宾客被罢除官职的有三百多人，朝廷都空了，可见其势力之大。

凭借协助皇帝诛杀梁翼的伟大功绩，以单超等人为首的宦官势力急剧膨胀，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以至于民间有“左回天，具独坐，徐卧虎，唐两堕”的比喻。等到汉灵帝即位后，更是对宦官唯命是从，他甚至公开宣称“张常侍（即张让）是我公，赵常侍（即赵忠）是我母”，这样的说法无疑让宦官群体愈发肆无忌惮。

汉桓帝不曾想到的是，他凭借宦官的力量铲除了以梁翼为首的外戚集团，而没过多久，宦官群体就变得与曾经的梁翼几无差别。据史料记载，当时宦官群体把持内朝，他们的兄弟姻亲则掌握地方州郡的实权，欺凌百姓，与强盗无异。

“兄弟姻戚，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无异，虐遍天下，民不堪命。”——《通鉴纪事本末》

（2）士大夫集团的膨胀：

东汉时期，士大夫群体（士大夫、太学学子、地方名士）的势力急剧膨胀。

• 社会基础：

首先，士大夫集团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士人阶层就不断壮大。《汉书》记载，汉武帝时期，博士不过五十人，等到汉昭帝时，“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而到了成帝末年，太学弟子居然多达三千人。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汉书·儒林传》

到了东汉，情况更甚。清代学者赵翼曾评价东汉的功臣“多近儒”，在开国功臣大多是儒生的情况下，尚儒风气必然愈演愈烈，史料记载，当时的经学大家门生无数，比如，有一次，以“博通《五经》”而闻名的姜肱游学讲课，慕名而来的学者就多达三千余人。

士人阶层的急剧扩张首先促进了经学世族的出现。随着儒学的发展和察举征辟制度的实行，东汉后期出现了所谓的“经学世族”，这些家族世代专攻一经，代代相传，门生遍布。比如，汝南袁氏家族就以治“孟氏《易》”而“累世隆盛”，甚至达到了“四世三公”的地步。

• 政治基础：

像汝南袁氏这样的世家大族和他们的门生故吏形成了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这就意味着，士大夫阶层不仅拥有深厚的社会基础，更具备了雄厚的政治基础。

在官僚体系内部，士大夫之间相互推重，而在官僚体系外部，太学学子为其提供支持。在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士人集团惨遭打击，为首的李膺、杜密、范滂等二百余人被逮捕下狱，但即便如此，太学学子依然和士大夫们站在同一战线上。对此，我们不禁要问，是什么让太学生们不顾个人安危，极力支持士人集团呢？

一方面，面对东汉王朝日益衰落的局面，全面接受儒学理论的太学生与官僚士大夫有着共同的心理认知，他们看不到封建皇权的局限性，而只能将动乱与黑暗归咎于宦官集体，正如太学生刘陶所言，“天下大乱，皆由宦官”。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太学生的个人身份多为官员之后，政治身份是官僚集团的后备军。论个人身份，东汉的梁太后曾说，从大将军到俸禄六百石的官员，他们的子弟是太学生的现象十分普遍。

本初元年，梁太后诏曰：大将军下至六百石，悉遣子就学……以此为常。”——《后汉书·儒林传》

论政治身份，《资治通鉴》中记载，在汉质帝时代就明确规定，太学生“岁满课试，拜官有差”，他们完成学业后可直接进入官僚体系当中。由此可见，在汉质帝之后的桓、灵两朝，士大夫、太学子、地方世家大族之间形成了复杂的关系网络，三者共处一个利益共同体内。

所以，在桓、灵两朝，宦官阶层和士大夫阶层都拥有了雄厚的实力，这是他们成为党锢之祸两大主体的先决条件。

宦官集团与士大夫集团的矛盾点是什么？

两次党锢之祸中，宦官和士大夫两大集团的矛盾点是什么？对于这个问题，上个世纪的诸多学者都认为，宦官集团无恶不作，使得社会动荡，汉朝倾颓，受过儒家正统教育的士大夫集团秉持着匡扶汉室的正义感，发起了对宦官集团的反抗。比如华中师范大学马良怀教授就曾在文章中写到，“宦官集团和官僚士大夫、太学生是东汉后期活跃于统治集团内部的两大势力，而恰好前者是党锢之祸的制造者，后者则是受害者”。“宦官独裁专制，胡作非为，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这种说法当然有一定的正确性，东汉末年宦官当权，地方百姓都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但是另一方面，士大夫集团发起对宦官集团的反抗，是否只是因为一心正义，匡扶汉室，而没有其他原因，这是需要画一个问号的。

我们知道，东汉时期的选官制度主要是察举制和征辟制，察举制的主要特征是由地方长官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征辟制则分为两类，所谓“征”，指的是皇帝征召，“辟”指的是官府征召。对于士大夫阶层而言，无论是自下而上的察举制，还是自上而下的征辟制，都是相当符合自身利益的选官制度。

就征辟制而言，中央王朝的诸公、地方的都督、州郡的长官都有“辟”的权力，而在东汉晚期，这些重要官员“辟”的是谁呢？是他们以前的门生、曾经在其手下任职的官员，这样一来，二者结成了主从依附关系。就察举制而言，在东汉中后期，地方的“察举”权力被少数公卿大臣、名门望族所控制，为了选出与自身利益相同的人选，他们大多察举同为名望家庭的子弟，而被察举者则对察举人感恩戴德，愿意为之效命。就这样，在东汉“察举-征辟”的选官制度当中，士大夫阶层是最大的收益方之一，他们也成为国家官僚体系当中的核心组成部分。

然而，宦官的掌权改变了一切，随着权力的增长，宦官阶层的欲望也逐渐膨胀，他们不再满足在内朝呼风唤雨，更将目光投向了地方，任意安排自己的亲信，如《后汉书》所记，宦官“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根据《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一书的统计，延熹九年之前，宦官子弟担任地方太守、相、令级别的官员多达18人，而这些宦官子弟在得势以后，必然不会再按照符合士大夫阶层利益的“察举-征辟”体制选拔人才，二者的矛盾便就此展开。

所以，与其说两次党锢之祸是因为心怀正义的士大夫阶层实在看不下去宦官阶层的无恶不作，莫不如说是因为宦官阶层的所作所为侵犯到了士大夫阶层的核心利益。

党锢之祸的性质是什么？

清楚了党锢之祸的两大主体和他们的矛盾点后，让我们把问题看得再深入一点。两次党锢之祸，只是宦官阶层和士大夫阶层的博弈吗？它的性质是怎样的？

要了解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先弄清楚两次党锢之祸的来龙去脉。

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宦官赵津等人的党羽故意在天下大赦之前犯下法律，期望以此逃脱惩罚，而官员刘质等人在天下大赦之后依然按照法律处置了这些宦官党羽。宦官阶层得知此事后，便向汉桓帝进言，汉桓帝听了他们的偏颇之言后，重处刘质等人。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的第一回合。

紧接着，士大夫阶层发起反击，太尉陈蕃、司空刘茂等重臣向汉桓帝进谏，请求整治宦官乱政的局面。虽然汉桓帝没听取他们的建议，但宦官阶层还是对士大夫们恨之入骨，并且就此展开报复，官员刘质就在此期间被害于狱中。

这还不算完，天下大赦之前，宦官党羽中有一人叫做张成，他的儿子就在大赦之前故意杀人，随后被担任河南尹的李膺处死，宦官阶层就展开报复，说李膺结交其他士人，结为朋党，非议朝廷。

“（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后汉书》

汉桓帝听后大怒，昭告天下，逮捕党人。就此开始，一大批士人被捕入狱，曾经进谏的陈蕃、刘茂被罢免，士大夫阶层与宦官阶层的矛盾爆发了。这可以说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的第二回合。

第二年，汉桓帝的岳父窦武上书为狱中的士人们求情，六月，汉桓帝改元，大赦天下，狱中的党人被释放，但被要求终身罢黜。这就是第一次党锢之祸的全过程。

被判入狱的士人们虽然被朝廷终身罢黜，但他们在地方的威望不减反增，人们都将其视为反抗阉人的世间清流。当时有一个被释放的士人叫做范滂，当他回到家乡的时候，汝南数千名士大夫前来迎接，而这并非个例，当时许多士人还没等回到家乡，许多州郡就争先恐后地任用他们为地方官员，由此可见，地方州郡和中央朝廷的政治立场出现严重偏差。

汉灵帝建宁元年（公元168年），天空出现凶兆，已经是大将军的窦武认为这是宦官作乱的象征，于是谋划除掉曹节为首的宦官。九月初七，宦官得知了窦武等人的密谋，先下手为强，除掉窦武，蒙骗汉灵帝，软禁窦太后，杀死陈蕃。紧接着，宦官上书汉灵帝，“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 ,共为部党, 图危社稷”。年幼的汉灵帝轻信了宦官的话，下令追查士人一党，在各地陆续被逮捕、杀死、流徙、囚禁的士人达到六、七百名。这就是第二次党锢之祸的过程。

在两次党锢之祸中，最重要的节点有三个。

1. 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宦官控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
2. 第一次党锢之祸后，被释放的士人回到家乡，受到了地方世族、官员的一致拥戴，地方州郡和中央朝廷的政治立场出现偏差。
3. 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宦官控告士人阶层“共为部党, 图危社稷”。

把这三点放到一起看，我们会发现，党锢之祸中其实存在的不仅是宦官阶层和士大夫阶层的矛盾，还有专制皇权和士大夫阶层之间的矛盾。怎么来理解这句话？

东汉中晚期，士大夫阶层的政治、经济、社会基础都愈发稳固，他们凭借“察举-征辟”选官体系构建自己的地方势力，士大夫集团的势力急剧膨胀，而这是专制皇权所绝对不能容忍的，因为我们都知道，专制皇权最大的特点是“家天下”，君主必须在国家事务中拥有绝对权力，君主意志高于一切，而士大夫阶层只能成为构建官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决不能成为挑战皇权的地方势力集团。因此，当地方的士大夫集团威胁、挑战到专制皇权的时候，皇帝对其进行打压是必然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第一次党锢之祸中，宦官一提出地方士大夫“结交生徒，共为部党”，汉桓帝就变得紧张起来，事态突变严重，皇帝展开了对士人阶层的严厉打击。而第一次党锢之祸后，地方与中央对士人态度的迥然不同，恰恰反映了地方士大夫集团与中央朝廷意志相左。紧接着，第二次党锢之祸中，宦官阶层更下狠手，直言士人阶层“共为部党, 图危社稷”，营造了士人妄图推翻汉朝统治的严峻氛围，年幼的汉灵帝就此下令严厉镇压党人。这一系列事件环环相扣，而这一切也足以为桓、灵两朝的党锢之祸定性：这是士大夫集团势力的膨胀与专制皇权矛盾激化的结果，而宦官阶层起到的是一个“强力催化剂”的作用。

也就是说，假若宦官阶层没有掌权，那么将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其一，同样出现与“党锢之祸”性质类似的案件，皇权压制地方士大夫集团，严厉打击党人；其二，地方势力愈加膨胀，汉朝覆灭，各地士大夫各自为政，天下割据。事实上，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两次党锢之祸后东汉形势愈发严峻。黄巾军起义后便进入三国时代，袁绍、袁术、刘表、孙坚、马腾等各地军阀并起，这和东汉地方士大夫集团的势力膨胀有着直接关系，比如袁绍和袁术便出身于“四世三公”的汝南袁氏。

结语

对两次党锢之祸的分析就算到此结束了，但思考还没有结束，作为后人，我们能从两次党锢之祸中学到什么？

第一，作为历史读者，我们应该认识到，历史是温情的，更是理性的。的确，两次党锢之祸中士大夫阶层中涌现出很多令人声泪齐下的光辉形象，他们以“儒家士大夫”的身份自居，试图以一己之力匡扶汉室，但是，感性的东西无法解释历史的全部，如果把党锢之祸看成宦官阶层对士大夫阶层的单方面压迫，而看不到士大夫阶层的膨胀与专制皇权之间的矛盾，那未免把历史看得太过浅显。

第二，作为领导者，应该深刻理解“平衡”的重要性。东汉王朝最终走向覆灭，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外戚与宦官此消彼长，轮番夺权，而如果没有制约，任由一方膨胀，最终都会导致事态失控。

第三，作为普通人，我们应该认识到，时刻保持理智是一件很困难的事，但也是我们必须努力做到的事。汉桓帝、汉灵帝害怕皇权不保，因此丧失了理智，只听信了宦官的谗言，而看不到宦官的为非作歹，也看不到士大夫阶层建议当中正确的部分，因此东汉王朝迅速走向灭亡。作为普通人，我们所做出的错误判断或许不会导致十分严重的后果，但时刻保持理智，听取各方建议，无疑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学习历史，不仅是为了让我们看清过去的事，更重要的是，它会让我们看清自己的人生道路，以史为鉴，方能不惧不惑。

参考文献：

《后汉书》

《资治通鉴》

《通鉴纪事本末》

《东汉党锢人物的分析》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