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日本逼迫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后来，俄国联合德国和法国一起迫使日本退还辽东半岛。这就让清廷的君臣产生了一种幻觉，就是俄国可以当成中国的盟友，以夷制夷。恰逢此时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去世，新皇尼古拉二世继位。
因此，清廷则认为这是一个大好时机，于是，打算趁机派遣王之春为使节前往俄国，明为恭贺新皇登基，实际上，则是谋求与俄国的结盟。然而，俄国方面则认为王之春人微言轻，希望改派李鸿章为使臣，对此要求清廷也是无可奈何，慈禧太后只好派李鸿章出使俄国。
李鸿章将要出使俄国的消息一经传出，英、法、德、美等国争相邀请他先期前往访问。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代表清朝访问美国。任谁都难以想象，在国内被骂“卖国贼”的李鸿章，居然在美国受到了最高规格的接待。不仅纽约港到处挂满了大清的国旗，甚至，连彼时尚在海边度假的总统克利夫兰都专程前来会见他。
李鸿章在美国经历的一切都是新奇的，包括纽约街头林立的摩天大厦，乃至上下使用的电梯。与众多怀揣猎奇梦的游客一样，李鸿章也来到了哈德逊河口，亲眼目睹和见证了美国民主精神的“自由雕像”，而这个雕像，也就是如今我们所说的“自由女神像”。
关于这座雕像的来源，曾经出使美国的张荫桓，在其日记中解释道：“此为法国赠美国自主之像，当华盛顿叛英时，法实为之助。”抵美之间，李鸿章仅知这座雕像叫“自由女神”。至于“女神”二字，是后来在中文中特意加上的。
因为两字之差，这座雕像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情色情，这或许，算是中国人对这座雕像的独特贡献了。虽然，清朝的统治封建腐朽，但是，“自由”一词却从来不是什么“违禁品”。或许，从一些清末大臣的观点中，我们也可一探清王朝对“自由”的理解。
黄遵宪曾对此解释道：“人各有身，身各自由，为上者不能压抑之、束缚之也。而严复则更直言不讳的说道：“夫自由一言，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其实，早在访问纽约之前，李鸿章就已访问了“自由女神”的故乡——法国。
并且，他还在这里亲身体验了一把“自由”。
法国国庆是七月十四日，这也是法国人砍下其君主头颅的纪念日。1896年的法国国庆，李鸿章来到法兰西进行访问。他第一天觐见了总统富尔，并参观了法兰西的阅兵仪式与焰火晚会。李鸿章这位来自最庞大、最古老、最腐朽的君主制国家的官僚，受到了法国公民的热烈欢迎。
在为期二十一天的访问活动中，李鸿章的一言一行成为了法国众多报刊追踪的焦点，连欧洲的第一日报——Le Petit Journal（小小报），都在其头版位置刊登李鸿章的巨幅彩像。这家报社创建至今，只刊登过一些君主的个人肖像，这样大篇幅刊登东方人肖像的现象还是头一次。
法兰西这样一个无君主的国家，对李鸿章一行人来说是新鲜而震撼的，这一点，从李鸿章后人编撰、并由其审阅的《李傅相游历各国日记》中便可以清楚的找到答案。书中记录了七月十四日为李鸿章举办的欢迎宴会，大清访问团成员，无不惊讶于总统与其臣民行宾主礼而非臣礼。
虽然，这样的礼节看上去有些自贬身价，但是，“人卒无敢戏渝也者，情与义交尽也”，他们认为：这样的官民关系远比清朝和谐。
在李鸿章来访之前，法国国会曾专门就大清访问团的接待规格问题展开讨论，最后，决定采用最高规格的礼仪，并拨公款为其租赁豪华宾馆。事情传开后，一些法国媒体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接待大清代表团过分耗费民脂民膏。
法国政府迫于无奈，只好将细账公布在报纸上，最后，花费不过8万法郎，相当于2万两白银，这才算平息了民愤。想必，李鸿章一行人定注意到了这些争议，但是，历史资料却没能记录大清代表团，对法兰西政府面对民愤如此谨小慎微的感受。
对于法兰西这样“目无君父”的国家，中国人甚至都找不到恰当的词语去形容它。在当时的文献资料中，法兰西总统上任之前的住所，被称作“潜邸”。一些形容皇家的词汇，诸如：“万岁”等，也都被依样画葫芦的套在了改穿西服或中山装的新元首身上。
但是，在当时，“民主”这个词汇却破天荒的开始在中国流行。
“民主”意为“民选之主”，指那些用共和制取代君主制的总统们，但是，这一词汇的使用并不长久，其后来，被“总统”一词所替代。
在李鸿章访问法兰西的二十天内，他除了感受到法国别样的官民关系之外，似乎并没有觉得其与德、俄那样的君主制国家有何不同：在清朝强大的购买力面前，君主国与共和国都对李鸿章打开了大门，所谓的政治理念，在巨大的国家利益面前，不过是个奴婢罢了。
根据李鸿章的经验之谈，列强们对中国的欺凌行为，与其意识形态、体制并无关系。尤其是在压榨中国方面，列强们人人平等。
并且，访问法兰西与德国、俄国不同，在为期二十一天的访问间，李鸿章安排了六天时间参观报社、提花厂、银行等民生企业。但是，在访问别国时，李鸿章则主要考察军火企业。
一些研究者认为，在李鸿章眼里，法兰西的军事实力并不突出，所以，到“民主”的共和国，李鸿章多考察民生企业的行为也算合理。
历史文献中，并没有记录李鸿章对法国的直接评价，反观其在美国发表的言论，尺度可谓相当开放，根本不似传说中的“封建顽固派”，完全是一个能够站在全球角度审时度势的智者。
所以，梁启超口中的李鸿章“不识国民之原理，不通世界之大势，不知政治之本原”，现在想来，也并不十分正确。
其实，李鸿章作为晚清最具权势的官僚，他曾有许多次问鼎最高权力的机会。中俄在伊犁开战之时，戈登就曾鼓动他“黄袍加身”。1900年义和团起义爆发时，彼时远在南国的李鸿章再度被各国势力看好，他们纷纷怂恿其独立，创建共和国。
梁启超曾对此分析道：“ 当是时，为李鸿章计者曰，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上也;督兵北上，勤王剿拳，以谢万国，中也;受命入京，投身虎口，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下也。”但是，他却又认为李鸿章没有“非常之魄力”敢于独立。
其实，在梁启超这样将反政府当作饭碗的人眼中，共和也好，民主也罢，不过，都是夺权的旗号和手段而已。即使，李鸿章最后真的成为了“李总统”或者是“李民主”，他也会成为梁启超笔下的野心家。
甲午一战后，清廷中的左派、右派就中国未来走帝制还是共和吵得不可开交，而当时李鸿章作为最具发言权的大臣，竟对此不置一语，成为了一位左右逢源，抑或是左右为难的实干家。在法兰西访问期间，李鸿章曾参观巴黎大银行，当时银行的总办与李鸿章就贷款与国家信用的问题，进行了一场看似闲聊，实则意味深长的对话。
李鸿章问：“中国借洋款，通常要求抵押，如今，俄国向贵银行借款，有抵押吗？”
总办答：“没有。”
李鸿章继续问道：“那不是不信任中国吗?”
总办解释道：“不是我行对中国不信任，而是这样的贷款，都需通过发行债券来筹集。若法国民众不信任，债券就会卖不出去，款项也就很难筹集。”
这就等于说：不是银行，而是法国的投资人对清朝的不信任。
文献对此段对话最后的记载是：李鸿章一笑而过。想必，这一笑，应该是无奈的苦笑。
其实，大清借的洋债大多利息都不高，但因政府行政效率过于低下，且公务运行多黑箱操作，外国人实在是没信心，故只好多要求抵押物。在清政府的抵押物中，要数管理透明、且为洋人掌控的海关关税最受洋行欢迎了。即使是厘金这样的苛政，同样被当作是一些借款的抵押物。
李鸿章对此心知肚明，他除了一笑而过，又能做些什么呢？
最终，法兰西外交部将宴请李鸿章的地点，选到了埃菲尔铁塔。当时的塔主人曾向李鸿章介绍，铁塔是为纪念共和胜利一百周年而建，并邀请李鸿章上一层楼。那时，塔内早已安装了电梯，上下极为方便，但是，李鸿章还是婉言谢绝了，其中的原因已成了不解之谜。
可能，像李鸿章这样入世的智者，早已明白：若自己更上一层楼，只会从共和国的高处，看到大清如茅草屋一般风雨飘摇的未来。
参考资料：
【《清史列传·李鸿章》、《清史稿·卷四百十一·列传一百九十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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