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嘉二十九年（公元452年）秋七月，尚未从“元嘉北伐”惨败中恢复元气的宋文帝刘义隆又遭到了亲情上的迎头痛击——太子刘劭与女巫严道育合谋，“琢玉为上形像，埋于含章殿前”，诅咒宋文帝早日升天。案发后，“上虽怒甚，犹未忍罪也”。次年春，宋文帝获悉严道育虽被遣逐，但刘劭和刘浚（文帝次子）不思悔改，仍与其往来，于是萌生了废黜太子、赐死刘浚的念头。
废黜太子当然不是件小事，因此宋文帝十分谨慎。他让侍中王僧绰把汉魏以来废黜太子、诸王的典故找出来作为参考，但并没在朝堂上提出来让大家讨论，而是每天晚上和尚书仆射（相当于宰相）徐湛之“屏人语，或连日累夕”。因为怕隔墙有耳，他还常让徐湛之拿着蜡烛，“绕壁检行”。
如此小心翼翼，显然说明宋文帝仍旧拿不定主意。也难怪，刘劭是长子，已经做了20多年的太子，可谓羽翼已丰，一旦废黜，必然会牵一发而动全身，引起朝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动荡，且东宫一万多甲士唯太子之命是从，难保不弄出天大的动静来。再说，太子即便被废黜，由谁继任也是个难题。南平王刘铄的妃子是吏部尚书江湛之妹，随王刘诞之妃则是徐湛之的女儿，“（江）湛劝帝立铄，（徐）湛之意欲立诞”。这两位“湛”是宋文帝最为信任倚重的大臣，无论听谁的都必然要“得罪”另一位，何况宋文帝心目中还有另外一个人选——建平王刘宏。
真是左右为难。王僧绰看出了危机所在，便进言说：“建立之事，仰由圣怀。臣谓唯宜速断，不可稽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又进一步警告说：“事机虽密，易致宣广，不可使难生虑表，取笑千载。”意思是说，没有不透风的墙，思虑过多反容易引起祸端，以至贻笑后世。宋文帝听了，深以为然，但仍旧犹豫不定。
结果不幸被王僧绰言中。宋文帝的密谋尽管称得上“天知地知你知我知”，风声还是传了出去。泄密的不是别人，正是宋文帝自己。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了最宠幸的潘淑妃，潘淑妃又告诉了自己的儿子刘浚，刘浚早就和刘劭狼狈为奸，遂向刘劭密告。刘劭感到大祸临头，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带领亲信将士数千人矫诏骗开城门，发动了宫廷政变。
这天晚上，宋文帝和徐湛之“屏人语至旦，烛犹未灭，门阶户席直卫兵尚寝未起”，看到东宫叛军持刃上殿，情知不妙，“举几捍之，五指落，遂弑之”，时年47岁。徐湛之想从窗户逃跑，“未及开，兵人杀之”。江湛正在禁中值夜班，听到喧噪之声，赶紧藏到边上的小屋里，也被士兵搜出杀掉。弑君后，刘劭即刻自立为皇帝，改元“太初”。不过，因弑父篡位，刘劭众叛亲离，刚过了三个月的皇帝瘾，就被率兵讨逆的刘骏（宋文帝第三子，后为孝武帝）俘虏后处斩。
中国历史上，太子的废立，无论是阴谋还是阳谋，往往都会引发严重的宫廷危机。太子是未来之主，无论是朝中权臣还是外戚、宦官，无不在其身上寄托了自己的利益期待，所以各种政治势力都会想方设法在废黜太子或策立新主上施加影响。而集权制与家天下的统治格局又使得权力内生出私有化属性，无法通过公共权力范畴下的民主、公正、公开等机制来实现权力的授受与转移，因此往往会遵从弱肉强食的社会丛林法则，从而打开了权谋与暴力的拼斗绞杀的“潘多拉之盒”。而这也正是宋文帝尽管小心谨慎，在密室中徘徊筹划，却最终无法避免宫廷喋血的惨痛局面的根本原因。（来源|《读者报》 作者|卢荻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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